1958年，我国“大办民兵师”，总参谋长徐向前在其中的作用|军委|总参谋长|总政治部|民兵师|省军区

“全民皆兵”地提出

1958年，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制造了紧张局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这一举动使我党做出了“全民皆兵”的决策，开始了“大办民兵师”。

1964年10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政治工作会议。次年5月，徐向前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发言。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做了大量的民兵工作。

“大办民兵师”

徐向前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

关于“大办民兵师”的问题，徐向前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等有过详细谈话。他说：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住。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三百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

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

“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1965年5月，军委召开作战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专题发言。7月，又在民兵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民兵工作的重要原则。

徐向前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他强调巩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成果，保证持续稳定的发展。他说：“整个“四清”运动是个历史阶段，不管它分几批，我们军队都要坚决地派人参加，要以主要的精力去抓民兵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坚持到底。”

他对大军区领导说：

“希望你们的两只手，一只手狠狠地抓正规部队，一只手狠狠地抓民兵：两只眼睛，一个眼睛看正规部队，一个眼睛看民兵。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有这样，打起仗来，一声号令就有了部队。”

徐向前要求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经常注意蹲点，搜集材料，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他要求总政治部为省军区、军分区配备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鼓励民兵利用假日搞点义务劳动，建点简易仓库，把民兵武器保管好；要求各地办好报纸、刊物和广播，搞好民兵的宣传工作。

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领工作组到浙江；12月，又到广东等地视察民兵工作。在视察和调查研究中，他亲自了解杭州工厂的民兵工作情况，解剖了三个“麻雀”：一个是“四清”以前和以后一直搞得比较好的闸口发电厂；一个是“四清”前只是“纸上遍兵”，“四清”后民兵的组织和政治比较落实了的海潮橡胶厂；一个是“四清”前民兵工作有名无实，“四清”后草率地动员、简单编组了事，需要补课的轴承厂。

在广东，着重了解了花县的民兵工作。他在接见浙江省地市县武委会主任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国际形势，谈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他强调：我们就是要做到“寓兵于民”，“藏粮于民”。

1966年3月，广州军区召开省军区系统四级干部会议，检查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教训。徐向前到会作了指示。他指出，1964年，毛主席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以后，各级党委既抓文又抓武，民兵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起了质的变化。经验证明，要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就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抓基层、刻样板，点面结合，以点带面，这是最高明的领导。

这个讲话，正是几年来抓民兵工作“三落实”的经验总结。正当民兵工作克服一哄而起带来的弊端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