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团长率部起义击毙一中将一少将还有众多校官，后来成副市级干部|副司令|参谋长|团长|张发奎|张君嵩

1948年12月28日香港《华商报》刊登一则消息：“本月19日粤南遂溪宋家军保安第十团团长陈一林之哗变，枪杀了粤桂南区副总指挥兼第十区清剿司令张君嵩，副司令邓伯涵，绥署视察点验组主任颜伟青及副团长，警卫营长等多名。”

我们从上面的消息上可以看到，所谓宋家军保安团，实际上指的是民国时期风云人物宋子文在当年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原名是叫税警总团，顾名思义，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由于宋子文的特殊身份的财力，在其大力经营下，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税警总团搞成一支连中央军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武装部队。那时，税警总团建成时下属五个团，加总团直属部队，相当于六个团。团的编制相当庞大，每班有士兵十四人，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六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每连共计252人，一营辖四连，另配六零炮两门。团统辖三营，另配特种兵连七个，每团战斗兵员共5000余人。总团部直辖特务营、高炮营、炮兵营、通讯营等七个营。整个总团拥有兵力三万余人。

由于税警总团是宋子文作为自己的军事资本的一支武装部队，且抗战时期还是打得比较出彩，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一带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被调往北方战场，广东兵力空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后方起火，老蒋为提前经营广东，免去张发奎职务，任命不久前因“黄金风潮”而免职的宋子文接任该要职，广东省主席兼广州绥靖主任、广州行辕主任。同时兼任广东省主席、广东保安司令。身居要职成为一方诸侯的宋子文，力图把华南变成最后的基地，采取了所谓“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军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对手继续战斗下去”。

因此，我们在上面消息上看到的，粤南遂溪宋家军保安团便是当时宋子文指挥的部队，他以当年税警总队为基础，分区“清剿”，军政合作，整训团队，剿抚兼施”的计划，因此外人称之为“宋家军”。这宋子文一上任，便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曾经担任过税警总团长的张君嵩，任命为粤桂边区清剿指挥部中将副总指挥兼广东省第10清剿区中将司令。

张君嵩，字岳宗，广东合浦（今属广西）营盘乡青山头村人，家里世代以打渔兼务农为生，这种以靠天吃饭维持生计的家庭，把身为长子的他送到学校读书，幼时天资聪慧，反应敏捷，成绩颇优，但读了几年后因为家贫无法再读，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当时的村里来说，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回老家后被学校聘请为一名教师，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然而，那个时期正值乱世之秋，地处粤桂边的老家更是土匪泛滥，当年一股土匪荷枪实弹地闯进青山头村，扬言要三百两白银，倘若拒交即纵火焚村，鸡犬不留，村里的老小都只知道哭泣，此时年轻气的教书先生张君嵩为了父老妇幼生命财产安全，毅然出面与匪周旋，随后以微小的代价成功解决匪。一时村里人对他赞颂有加。不过，在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他与匪谈判之事传到了当时清乡督办卢燮兴耳中，竟然给他安了个“私通土匪”的罪名，下令张榜通缉进行捉拿归案。

就这样，在官军匪一体化的胁逼之下，张君嵩只好远走他乡避难，流浪的日子里为了混口饭吃，便报名参加了在阳江招兵的粤军，起先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由于他有文化，人又机灵，训练列兵时所学科目无不娴熟、教官常以他为标兵，时加赞许，并以他办事认真，颇具进取心，体魄素质尚符合军人标准要求，遂建议上级送他进军校受训，获准后，张君嵩初在师部短期训练班学习、成绩为全军之冠，结业后调任排长。这时恰好黄埔军校招生，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到粤军蔡廷锴部任连长。

张君嵩从军之路虽然一路波折，但总体是一路晋升，由连长、营长到团长，所部被编成十九路军，跟着领导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福建事变”，抗日战争和内战，职务也成了旅长、师长，并授予少将军衔。此时被宋子文看中，任命其为税警总团总团长，在他的栽培之后，到解放战争宋子文主持粤政时期，不仅提拔他为中将，还当上了实打实的实权职务。

那时，听说宋子文要到广东做一把手，消息刚宣布，广东各界包括先期来这担职的张君嵩他们，可谓是弹冠相庆，欣喜若狂，宋子文尚未动身来赴任便发去贺电：“欣闻主政乡邦，纡尊南下，岭表商民，同深鼓舞。桑榆久旱，渴望来苏”等语，广州各报也纷纷发表社论表示欢迎。9月30日下午4点25分，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及随员共14人乘坐空中霸王飞机抵广州白云机场，张君嵩等人自然是尽地主之谊迎接，并与宋子文到财厅前太平馆午餐。后来，宋子文接见记者说：“今后最低限度要使广东民众人人有饭食。”好一句“人人有饭食”，有人马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人有饭食，闻之心郁郁。主席说低度，吾人愿已足。复员两年来，流离满足哭。民以食为天，其他无所欲。”

当然，宋子文清楚地知道，此时中央军在内战中一再被歼，兵力不足，南方空虚，希望起用地方势力以挽危局，自己可谓是临危受命，因此上任伊始便忙得不可开交，并连续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称：“子文莅粤以来，荷承各界友好频赐宴，挚谊隆情，感谢无既。惟现甫接事，政务纷繁，日不暇给，各界宴会，不克参加，务请原谅。如有公务接洽，当约定时日，候临赐教。”

他最忙的自然是调兵遣将，将自己的命运与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政权紧紧地绑在一起，经营各地警察队、保安队，还发动全省范围的对我军游击队的“全面扫荡、重点进攻”。所以他后来成为我方公布“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如此靠前的一位（仅次于老蒋），原因也就是在于此。

张君嵩担任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由于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因此宋子文对其全力以赴支持，特意拨给他御林军警卫第二营一个营，另准其就地组织一个独立十二营，再由合浦保二团调一一个营归指挥，加上原先有的湛遂徐海廉五县市保安团，可谓是兵多将广，武器精锐，拿宋子文的话说，这一带凭借这支力量，对付我军粤桂边纵队区区那点人马是绰绰有余，自此“粤西一带固若金汤，可高枕无忧矣”。

当然，张君嵩自然很卖力，他走马上任后，一是在清剿区任命各级官佐，增设一个前进指挥所，由清剿区副司令邓伯涵少将兼主任，以扩大军事力量，随后，并非单纯军事行事，他还懂得政治策略的重要，所以提出清剿的计划中实行一分军事，九分政治的措施，他到任后，立即整顿地方官员，雷州半岛三县都调换了县长，同时，还通过地方势力，保甲长流氓分子组成广泛的特务网，每保找两个地方特务做其耳目，一有情况就立即行动。

这一时期，张君嵩察觉到驻扎在遂溪的保安第十团有问题，一是战斗力急剧下降，每次与我游击纵队较量都是以失败告终；二是对上级命令一味搪塞拖延，不听号令；三是据特务传回的情报称一些官兵颇有不当言论。更重要的一点，这个团的团长陈一林有“异样”，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细细一研究，才找到了根本，他认为这陈一林正是宋子文的前任张发奎的“铁杆粉丝”，如今张发奎下了班（任没有实权的军委会战略顾问），他感觉靠山倒了，情绪不稳定。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陈一林头上有反骨，为了防止激起兵变，于是对这支部队慢慢地进行“整顿”，派出一些副团长、参谋长之类充实，同时，撤掉保安十团的多个连长，安插自己的亲信，并经常指责陈一林的“过错”，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处理。

陈一林，广东梅州蕉岭人，读书时的通讯地址是新市万和丰，早年参加粤军，慢慢在部队里得到提拔，抗战期间在第四战区工作时，年仅27岁的他被张发奎选送去陆军大学学习，后任战区的情报科科长。1946年，广东的正规军邓龙光部和余汉谋部均北调参加内战，张发奎扩充了负责地方绥靖的保安团部队，陈一林由行营上校科长调任保安十团团长，负责湛江、茂名一带的清剿任务。

先前都是做内部行政、情报、参谋之类辅助工作的陈一林，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线带兵打仗的人，一开始非常珍惜这个带兵机会，他当团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部队进行强化管理，加紧训练，落实编制，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陈一林将《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马克说过的一句话“战争抵抗死亡”，理解为要在枪林弹雨中排除灭亡，只有拼命厮杀，方可从中打开生路。因此，他带兵的套路与一些军官不同，每到关键时刻，杀伐果断，毫不手软，令人印象深刻。

所以他一开始担任团长的时候，对茂名、湛江交界处游击区进行扫荡，给我军造成的损失不小，有一位支队副政委还牺牲在他的部下。因为这件事情，他还受到了广州行营的“传令嘉奖”，因“赫赫战功”名声不小，所以那个时候他每次去广州开会，住的都是最豪华的酒店，很受上司的器重。不过好景不长，正当陈团长沉浸在仕途憧憬官升数级时，他的后台老板、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宋子文。

那年代国军内部最讲究的是山头派系，老主子没了新主子打压，让陈一林觉得很沮丧，这个搞情报出身的，对国军内部因派系斗争碾压成为牺牲品的事，他过去听得太多了。说不定那一天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尤其是一次去广州开会的时候，众多昔日的战友成了殘兵败将，纷纷南逃广州避难，想找个谋生的工作何其难，当问他们为何不留在广阔的北方时，这些人几乎异口同声倾诉描述国军北方、中原一带兵败如山倒的形势，这与报纸上吹嘘的大捷大相径庭，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的确有种想逃离现实的愿望。

这阶段的陈一林打仗自然没有心思，想跑又觉得刚上任的他根本没有钱，到外面自己也没有什么技术，几十年来只学了打仗杀人这套本事，外面哪里吃得开。看来眼前只有一条路，那便是“另谋新路，不作陪葬品”，便接触到我地下工作人员决定起义，但他的起义还没有实施，便接到上级要对保十团进行“点验”的命令，因为此时的张君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并计划在现场将陈一林等捉拿归案。期间要对保十团进行“检阅观操”；一面暗中命令警卫营在“检阅观操”时将陈一林“一举拿下”。实际上，陈一林早已得知了上述情况，并进行了周密部署。

一不做二不休的陈一林，便下定决心来个鱼死网破，紧锣密鼓策划起义：于是，当晚，陈一林召集三个心腹的营长、连长在家中举行起义秘密会议，行动时间定在第二天清晨。随即紧急电令保十团的三个营开回遂溪城秘密集结，同时，命令一营一连连长指挥一部占领团部和清剿区驻遂溪总部正面碉堡和机枪掩体；二营七连长指挥主力占据左侧民房，与一营形成交叉火力网。还有一些可能会阻碍的副团长、参谋长全部扣留绑住看管。

一切布置妥当，1948年12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将张君嵩偕第十“清剿”区副司令少将邓伯涵及广东省绥靖公署点验组组长颜伟青、科长周光尧、警卫营长潘耀基等20多名军政要员，在警卫第一营精锐的簇拥下，乘6辆军车到达操场。车刚停稳，只听陈一林一场令下，随着一营多架重机枪声响起，并形成交叉火力向车辆倾泄过去，张君嵩、邓伯涵、颜伟青等40多个要员全部被击毙，数百精锐警卫见长官死了，纷纷丢下武器投降。20多分钟结束战斗。

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力，给我军纵队交更大更好的“投名状”，陈一林一面派秘书潘竹楷同2名警卫人员，携带保十团起义声明前往我游击区寻求接洽。一面亲自转往赤坎攻占了粤桂南区总指挥部，把军械弹药库全部搬空，释放了20多名政治犯，为防被包抄，当晚即撤出。粤桂边区领导接到陈一林起义消息后，立即电告中央，随即达成初步协议：陈一林部的一千多人改编为纵队支队，陈一林任支队司令员；后联合我军解放湛江。

陈一林部率一个团起义，使广东南路地区形势变化很大：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对粤桂边区的重点“清剿”部署，动摇了其军心，更在军用物资上使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收获：上百名军事骨干充实了队伍，前后交给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有八二炮4门、六〇炮3门，炮弹140余发，重机枪10余挺，轻机枪30余挺，长短枪7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掷弹筒和枪榴弹筒30多具，炮弹300余发，电话总机1座，电话机8台，电台4座，报话机1部。粤桂边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军总司令和华南分局分别给陈一林起义官兵拍来嘉勉电。这次起义，影响很大，不少国民党武装相继效仿，倒戈起义。

本想在广东有所作为的宋子文，接到陈一林率保十团起义，并把自己的左膀右臂张君嵩、邓伯涵、颜伟青、周光尧、潘耀基等20多名军政要员一锅端后，无异于晴天霹雳，胆震心惊，而且在这重大起义的影响下，接着在粤各部纷纷兵变，组建起的势力十去其半。感到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了。树未倒猢狲先散，他不由悲从心生：吟诵起《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空悲切！”一个多月后，他黯然宣布辞职，偕妻子张乐怡蛰居于香港，后赴法国、美国定居，后终于异域，自此也没有重返桑榆。

一个团长干掉中将司令、少将副司令，还有大批军政要员一锅端，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评价下级军官：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残杀自己长官，是我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为了怕形成更大的多米骨片反应。蒋介石特颁0311号令，追赠张君嵩为上将军衔。

鉴于陈一林率部起义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历任广州市民革主委，市政协第五至七届副主席。成为一名副市级干部，他在当干部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对他的私车公开，只要司机偷专车私用，用一次逮一次，人称搞过特务工作的人，侦察能力是极强的。后来人家描述说，其实他的所谓特务手段并不是什么高明，只不过是他每次下车时，在汽车轮胎的旁边放一点令人没有注意的小东西，比如细线头发丝之类，要是挪动了这个位置那自然清楚了。

陈一林晚年的时候，当时四战区副参谋长陈宝仓后人，针对他们救助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一事，曾经去访问他，他回忆介绍了一段有趣的历史：1943年春节期间，他担任第四战区参谋科情报处上校科长，当时越南的一把手胡志明在抗战时期，幸好遇到战区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要不就被枪毙了。胡志明在中越边境被抓获，以为上日本特务的事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在中越边境的广西天保县福荣乡，一个人受到乡里警察向福茂盘查时，他从口袋里搜出一份证明书，上面写着：兹派胡志明晋谒中国政府，希望沿途给予援助，不得留难，此证。落款是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

胡志明所持的特约通讯员证以及四战区长官部军用通行证，均为1940年签发的，已经过期失效。当地政府看到他身上这么多不同单位，不同名字的过期证明，在那个年代，便怀疑此人是日本间谍，便扣留此人。陈一林回忆说，四战区长官部收到一个天保县查询电话，声称抓获一名日本间谍，请求就地处决，上面并没有写抓获的是谁。作为办理此项业务的陈一林，觉得这个日本间谍对收集情报非常重要，有必要提到战区来进行审问。

于是把这份电报拿给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陈宝仓批阅，立即发出一份紧急电报，务必二小时内送达的，命令镇边县县长：速将此人押送战区长官公署，一切费用由长官部报销。急电送达到县长后，他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员经田东、隆安、天等、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地，经一个月的时间才送达战区长官部。

当时，由于战时信息不通，胡志明失踪的消息传到越南之后，越南反侵略分会曾经致电孙科、吴铁城等人，要求查明释放，还通过媒体呼吁营救，但当时正是在路上解押，根本无从查起。等胡志明押到长官公署后，第一个审讯胡志明的正是陈一林，他写道：此人个子瘦小，嘴上留着山羊胡子，穿着破烂不堪的老百姓对襟布衣，咋一看，活像国内站立在街头的算命先生。但双眼炯炯有神，说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他承认自己的越共一名负责人，他说本组织的宗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来中国的目的是想到重庆去采访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主任宋庆龄先生，争取国际上对越南抗日战争的援助。

了解到他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目的之后，长官部立即给他改善居住、饮食条件，给他辅好架子床，由于这几个月一直是睡在潮湿的地上，身上长了疥疮和关节疼痛。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战区答应给他帮助后来又安全护送他回国。因为这件事情，副参谋长陈宝仓的后人采访陈一林时，他又说起另一件事：何家槐、左洪涛、杨应彬他们现在吹牛说什么“特别支部”在狼窝虎穴潜伏多少年，斗智斗勇，出生入死之类，其实张发奎和我们早就知道他们地下组织人员，他们一次特支开会，会议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谁在会议上说了什么，我全部知道。只不过当时考虑的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要不后面的日子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