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船”这名词，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批判过，不要以为什么都是“洋”的好，那是因为旧社会只有洋人才能制造，解放后，我们自力更生，早已超过洋人，要叫煤油、火柴、轮船等，因此，我们那一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叫“轮船”。
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我却又改口叫回了“洋船”，那是因为下放的农村都这样叫，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就得按他们的语言习惯，当然，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原因是下放在南县湖区，船多，但多是小船和帆船，即使是现代造的机帆船，也是油的桐油呈木头土色，再就是几十年来尽喊些假大空的口号，老百姓甚至都有些厌倦了，叫轮船，看不到“轮”，似与车同类，加上河中的船只有洋船才有红白蓝彩色，且真的漂洋下海，于是还是叫“洋船”。
我在1977春就坐过一次标准老式的“洋船”，其实，“洋船”到下放地往返也坐过几次，但唯独这次感触最深。
原因是才招工在南县武圣宫饭店做白案，春节过后，饭店白案有一段闲，老百姓的几个小钱都因过年消费完了，饭店近一个多月没什么生意，只须留三五个人应付一下远地客人，下几碗面，炸一些糍粑、油碗糕就可打发，油案白案省得开大炉浪费，于是，饭店人员便轮流休息。饭店其它人员休息自有出处，但我一个新招工的知青，镇上一个人都不认识且镇上又没什么娱乐场所，一个大会堂便是半年还难得演一次的“电影院”，因此，休息便想到了附近还没招工的知青组了，于是，找到附近六七里地的和尚大队“勇敢知青组”，因那时下放在南县的知青几乎达成一个共识；天下知青是一家。并且，我在那里还认识一个人，这是我才招工上来时，长沙知青陈央明来拜访过我，以后凡到镇上来就来找我，好在那时我在饭店，吃饭吃菜都方便，且饭还可以不限量。这次我们轮休，自然便来到了他这里。勇敢知青组，实际上只剩两个知青了，其余都想办法回城了，没招工的除了陈央明外还一个女知青，但女方家里考虑一个知青组就剩孤男寡女不妥，也接回城探亲去了，知青组就只陈央明一人，他那时也没“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因生产队出一天工还不到8分钱，黑市米3毛钱一斤，只能买回来3两米，尽管广播里天天还在唱“道路越走越宽广”，但现实中的生产队是一年不如一年，已到了无法办下去的解体边缘，出集体工还不如到河里钓鱼挖藕划算，因只要能钓上或捉到一斤鱼，便能卖3毛钱，是出一天工的4倍。我去后，虽“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聊天谈理想，饿了陈央明哪里有米和黑棉油，都是同伴知青招工回城时留给他的，这时的贫下中农家庭正青黄不接吃红锅子了。而吃的菜则靠“借”和偷了，发现了就说声“借”，如萝卜、白菜、大蒜、芫荽等，但这样的日子过得三天便都呆不住了，因话有聊完时，加上棉油很大一口农药味，于是，便决定他回长沙我回益阳。
和尚大队“勇敢知青组”地处藕池西支的沱江边上，江中自清朝末年就开通了安乡至长沙、益阳、常德三地的“西湖班”，但和尚大队上下船则属于没有趸船的小站，每次上下船都是靠一叶小舟上下接送，接送者是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大队支书的叔叔，也是军属，三班往返船每天等于接送六趟，总时间约2个钟头，每次约五人，共约30人，每人上下均是8分钱，一天他能收到2.4元左右，但他每月只给生产队交30元，记一个劳力同等的工分他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科长的工资。但他接送一天的客人却等于陈央明等在生产队出一个月的集体工，这是陈央明介绍给我的。
大约天才亮约早上7点钟的样子，听到了洋船的“喂子”声，江面上有雾，接送船老板告知是长沙班，开始每人收8分钱，陈央明开始上船，这一船有8个人，这时洋船也近了，看得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一条真“洋船”，因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蒸汽机，船上的大烟囱黑烟滚滚，陈央明的接送小船迎着洋船靠近，被船上的大副伸过来一个搭钩将小船搭住，小船傍着洋船顺流直下，土洋紧密结合；客人是先下上后下，洋船高，还需船上的水手拉一把，上完以后便是客人下船，只下来4人，也是需要船老板搭手接扶一把，然后，洋船和小舟分离，客人被接上岸来并付8分钱。
大约又等了十多分钟，听到洋船的汽笛，船老板告知我们，去益阳的上船，每人先交8分钱，我的出行比陈央明简单，就只一个军用书包，他还提了个白铁桶，因此，很敏捷地跳上了小船，并站在了前面，但我们这一船则只有4人，1人是去茅草街，2人是去沅江和草尾，到益阳的就只我一人。自然也是先上后下，但下船的却有5人。我们4人上得洋船，却被一水手拦住不让走开，要先打票，我那时的票价是1.45元，打完票后才允许找座位。这时我才发现，所谓“洋船”，外表漆得洋气，白的蓝的，还插有许多彩旗，其实，里面也就和机帆船差不多，只是大一些，都是没有漆漆而刷的桐油，长条板凳没有靠背，三人座和五人座的，舱内和楼上都一样，都是可移动的长条板凳，带土色，还不如公社大会堂的条凳有靠背和漆了红漆的。
那时的客人是不知道讲卫生的，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烟蒂、橘子皮骨，甘蔗皮渣、包装荷叶丢一地，带的鸡鸭还在船舱里拉屎，这情景并被当时肯定为“劳动人民的本色”，嫌弃或捂鼻则叫“资产阶级情调”，但有点叫人难受的就是船舱了烟雾朦胧，我虽也抽烟，但却是较中档2毛钱一包的“沅水”香烟，船舱里抽烟的多是报纸滚的“喇叭筒”，除呛人外还真的叫“臭烟”，于是，我便在船舷的走廊里靠着护栏站着，坐船成了“站船”。
大约过了草尾，船上的工作人员便拿着个铁皮喇叭上下各舱喊：买饭了！
俗话说；“行人饱，坐人饥，睡着吃得一滤箕”，坐了一上午的船，我倒真的饥肠咕噜了，掏出三毛钱买饭，但船上的农民多数是不吃饭的，是因吃不起，多是自己带的饭菜团子，谷头粑粑，老人小孩都是如此，但也有人用小手帕包三两米的，用米换则只付2.4毛钱。说实在的，船上的饭倒真的很好吃，蒸汽蒸的饭，是一个黄搪瓷盆，三两米饭上盖一瓢猪肉炖红薯粉条，佐料是大蒜叶，似乎还放了酱油，可说是色香味，味道美极了！
我站在船舷走廊上，才抽完香烟，又端上有钱人才能享受的3毛钱一份的船饭，再加上回家穿了一件过年新做的粗呢子中山装，鸭舌帽。很有高人一等文明人的感觉，但就在站在船舷旁，吹着湖风吃美味饭得意之时，突然，一条鲤鱼从江中跃起，跃高约一丈有余，我还没弄清白是会什么事情，就感到右眼一道鱼尾巴刷下来，紧接着在我上身全身划过，端在手里的少半碗船饭和筷子被打落在船板上，就在我隐约感觉和看到到是一条七八斤重的鲤鱼时，那鲤鱼已在甲板上板动，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去抓，早过来两三个船上工作人员把鲤鱼按住拿稳了，随即捉往楼上的厨房走了去。这时，我才注意自己当时的狼狈情景；脸上的左眼以下，一层象鼻涕样的糊糊，上身的粗呢子衣，由于是黑颜色，左襟上下口袋都是一层白色的黏液，后来才弄清，这是春天来了鲤鱼发情，是雄鲤鱼的散精，所谓的跳龙门，就是起这个劲。但我更可惜的是我那少半碗饭，平时接受的教育是“粒粒皆幸苦”，饭泼洒在甲板上还是可以捡起来吃的，但刚才一群人捉鲤鱼，早已把饭踩成烂泥，如何还能吃？况且，我是真的还没吃饱，于是，不假思索便跟着船员们进了厨房。
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和刚才捉鱼的工作人员，以为我是来向他们争鱼的，忙向我解释；鲤鱼属于船上的公物，不属我个人的，鱼虽砸中了我，但是跳到船上的，如果不是船的甲板宽，早回到了湖里。我原本不是来向他们要鱼的，指着眼都睁不开的脸和上身，再指着已被打空的饭碗，船员们马上明白，先是拿抹布把我的脸揩干净，又拿出一块蒸包子的包袱部给我，要我搽拭衣服上的鲤鱼精，并要我搽拭后包袱在清水里洗净再搽拭，这样一来，衣服和脸上倒是收拾干净了。但我又扬起了那个被打掉的空碗，意即向他们表明；鱼是船上的，可饭却是我的，不能你们得鱼我赔饭吧？那几个年轻小伙，似乎心领神会，把我的黄搪瓷碗收下，拿了一个干净的碗，盛了约半斤米的饭，然后，又盛了比刚才多一倍的肉炒红薯粉，并且，额外还给我夹了一块腐乳，补的这一碗饭等于是刚才买的两份。
这些工作人员年纪和我差不多，才经历文革穷折腾的愚昧，又才参加工作，在洞庭湖区农民群中，几乎都有有一股“工人领导阶级”、吃国家粮城市人的优越感，加上还戴了块手表，因此，说话也比较直爽大气。那个给我盛饭的厨师干脆问我；是在益阳哪里下？我告诉他是在大渡口。他解释说，如果是在大码头终点站下的话，可在船上吃鱼，他们也只准停船后晚上才能喝酒，我们可好好地喝一杯。
我笑着推辞了，说家里有急事，其实是考虑到大码头到我家里， 7路车虽然开通了，但有11站，要2毛2分钱，划不来，更主要的是，如果把这一碗饭吃完，已经解决了食欲的问题，于是，退出了厨房回到甲板上吃饭。
大约在下午5点10分左右，洋船汽笛长鸣，这是到达益阳港的城市信号，我远远望着三台塔的塔尖，到益阳了！
1977年初，从西湖班上下来的多数为农民，开春了，往年这个时机正是口号喊得震天响，城里的干部都要往乡下赶，准备“大战开门红”季节，但那年却有些反常，大渡口与我同下的约100人，从他们彼此间交谈的口气来看，好像都是投亲访友求救的，因脸上都是迷茫和无赖，农村里的情景已经越来越差，多数农民吃不饱饭，生产队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模式，多是出工不出力，做事不用心，客观上成了养懒助堕的互贫模式，生产队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必然趋势。
但我这也是最后一次坐“洋船”，因这之后，中国大地便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这是一个现代工业信息时代对农耕时代的跨越取代，传统的生活方式已基本上被留在了跨越的对岸，而跨越的人正是我们这70岁左右的一代，这一代也是最迷茫矛盾的一代，怀念传统与享受现实，其实，也只这一代人才有这种纠结，因为他们经历过传统的日子，且是年轻时代的感受，这之前和以后的都不可能有这种矛盾的纠结了，因不是没见过就是没经历过，世界，是未来人的。
可其它传统的被取代好理解，而这洋船在内河的客航班还不足一个世纪，却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被陆运汽车取代，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到底是传统也还是现代？说不清讲不明，只好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为证。
作者 | 邓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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