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光烈，1940年12月出生，四川三台人，曾任58师师长，20、54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军委委员、国防部长。2024年11月12日2时43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2022年9月9日，名为“贵丁”的网友发布文章，回忆了梁光烈担任军长时，自己在其身边工作的点滴故事。两年后，老将军去世，透过这篇文章再度引起人们对将军峥嵘岁月的敬慕、赞叹。
《我的军长梁光烈！》
文：贵丁
在离开部队的二十多年间，我最为思念、崇敬、并视为楷模的，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他任第54集团军军长期间，作为司令部人员，我在其麾下工作数年，留下毕生难忘的记忆。
在本世纪初的各类传媒中，国防部长梁光烈被赋予“军事外交铁腕人物”的色彩，梁防长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新动向而被媒体广泛关注。
他那句“台独问题，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台独一个，不如拉上日本一起打。”以及“三两支航母舰队，是不需要多少导弹的”话语，如同惊雷在互联网上回响多年。
据说梁防长每到福建，台湾军队就慌忙进入高等级战备，阿扁就呆在地下指挥室不敢挪窝，比眼下待在监狱里都老实。
而我记忆中的梁光烈军长，首先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在他身边工作的年月里，我从未见他训斥过下属，连高声说话都很少，哪怕迎面走来一位士兵，他都会郑重其事地还军礼、打招呼，丝毫不让人有望其项背的感觉。
在他身边工作，你会觉得身边是一位长者而不是长官，尽管没什么压力，你也会竭尽全力把事情做到最好。对于领导者而言，这可能就是最高境界的领导艺术了。
不要把高级将领的工作和生活想象的神秘而多彩，其实那是近乎枯燥的。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节奏快且强度大，对人的智力、体力和情绪控制力都有非同寻常的要求。
梁军长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辖下师旅的招待所，白天跑部队，晚上回来睡，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熄灯前看看报纸，扫两眼电视算是休息。翌日天亮起床号吹响，集团军长和普通士兵一样要十分钟内装束完毕，前去操场，师旅长们已在门外等候了。
梁军长体恤官兵，有一次下部队视察，吃饭时军长问我：“怎么这两天情绪不高呀？” 我告诉军长我的爷爷中风了，正在医院救治。军长又问，老人家多大岁数了？我回答说84岁了。军长停下筷子，想了想，说，先吃饭吧。
第二天上午，当汽车行至离我的家乡最近的一个公路交叉口时，军长让随行的车辆停下，吩咐匀出一台车来，并问我：“连去带回，三天时间够吗？”
望着远去的车队，在战场上都不曾落泪的贵丁，眼圈红了，又怕被司机看到，就捂着脸蹲在地上，久久不起身赶路。当时的贵丁只是个少校参谋而已，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工农子弟。
军长的老伴儿是位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节俭而低调，从衣着和言谈举止上看不出与一般劳动妇女有什么不同，完全不是影视作品中高官太太的形象。在外人想来，军长家里有勤务员，有炊事员，军长夫人大可以呼来唤去，看报喝茶就是了。
但是我每次去军长家送取文电，都见她扎着围裙，袖子高高挽起，一家老小的衣服要洗，柴米油盐要买，总有许多的事要做。
如果军长没在家，她会一直陪着你拉家常，从老家的爹娘到手上的针头线脑，让你觉得就像在和自家的老姨唠嗑。
傍晚，军长和老伴儿在营区缓缓散步，军长穿着部队老式的尖口布鞋，老伴儿手里编织着毛线活儿，没有警卫员跟随，夕阳下的将军夫妇和收工路上的老农别无二样。
直到我离开这支部队，“老姨”还在军部幼儿园工作，一生带大了多少参谋干事的孩子。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何而来？从上边的文字中你能找到一些答案。
梁军长不仅是位慈祥的长者，还是位行事果断、思维缜密的军事家。部队演习时，军长端坐作战室中心位置，目光如炬，说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便切中要害，判断之准确，应对之得当，令人勿庸置疑。老参谋们都说只要军长在，不用你瞎操心多说话，照此办理就是了。
处变而不惊，临大事而不乱方寸，是我从军长身上见到的最大优长。1990年冬天我随军长到豫西南部队，刚安顿下来就接到电话，报告某师一位中校军官为掩护投手榴弹的士兵而牺牲。
和平时期一校官意外亡故对集团军来说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工作组一时不知所措。军长走到窗前站立片刻，回身戴上军帽，说了声：“回去。”
考虑到工作组还要留下做事，军长执意只带组织处长和我两个人，也执意不让沿途部队护送。当时年代没什么高速公路，出发时已是晚上10点，从豫西南到豫北，中间隔着伏牛山、邙山和黄河，450公里夜路寒风呼号，盘旋颠簸，多数路段是荒山野岭，而我们的集团军长却要星夜单车穿越其中。
我把大排量越野车的后座放倒，让军长半躺半坐着，再盖上一床军毯，随后跨上副驾驶车座，一把手枪挎在腰间，一支冲锋枪压满子弹放在腿上，一部直呼电台架在车尾，向着黑夜逶迤而去。
路上我想，不管是野狼档道还是歹徒劫路，一概直冲过去，马不停蹄一直向前！
军长一夜无话，只是偶尔看看手表，天亮时分终于安全、准时到达了豫北的集团军部，政委和副军长们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
1991年，梁军长到国防大学深造，期间我被交流到位于广州的某军事学院当教官。报到之前，我先去北京向军长辞行，带去的“礼物”是一包8块6毛钱的信阳毛尖茶。
军长得知我要“走掉”，很不高兴，说，怎么啦，在集团军工作不开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无奈于总部调令已下达，军长想了想说，“去做几年学问也好，等做够了就回来，记住，野战部队才是你的家！”
两年后再见到军长时，军长已是大军区首长了。他希望我回到北方部队，但不是机关，而是到最艰苦的部队任职。
我犹豫了。衣食富足的广州有太大的诱惑力，让人难以拒绝和抵挡。战友们笑说我那是“叛变革命”。
战友们聚在一起，说起我们的军长当了大军区司令，当了总参谋长，当了国防部长，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一切都顺理成章。
对我们这些老兵们来说，无论他变换什么职务、调动到哪里，在我们这儿从来都是一个称呼：梁军长。
在市场经济的广州，无论是在军校教书还是在地方工作，我都很难再找回野战部队那种亲如手足的兄弟之情，人与人之间总像是隔着点什么，与利益不相关的事情做起来会很难。
岁月流逝中，我们也渐渐地与之同形同色了，一张张野战军的粗犷的脸渐渐小资起来。
但有一点勿庸置疑：一旦国家重开战事，只需一声召唤，我们这些退役老兵将会义无反顾回到部队，
重新操起那支老枪，跟着我们的军长，像当年这支英雄部队与蒋军、日军、联合国军、李承晚军、西藏叛军、印军、越军作战那样，
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惜马革裹尸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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