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企业史研究”公众号曾陆续刊登了四位青年学者（曾召金、吴赟、陈弢、曹宁）参加往届日本经营史学会（BHSJ）、欧洲企业史年会（EBHA）和美国企业史年会（BHC）的感悟。本期公众号继续刊登林盼老师参加第60届日本经营史年会的心得，以飨读者。为强化企业史的国际交流，拓展学术视野，公众号将持续刊登中外各类重要学术会议的概况，欢迎与会学者们赐稿！
2024年10月26-27日，我受邀参加了第60届日本经营史年会（The 60th Congress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of Japan）。按照网上的公开资料，日本经营史学会作为主流学会，现有会员700余人，根据区域在日本全国分为三个部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年会，关东和关西的大学轮流当东道主，偶尔也会在北海道和九州的大学举办。我曾在2022年于线上参加过第58届日本经营史年会的讨论，当时是由关西大学主办。2023年12月，第59届年会离开关东和关西，在位于九州的熊本学园大学召开。2024年的年会属于第60届。中国人有“逢十”大办活动的传统，想必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有类似习惯。此次年会放在了闻名遐迩的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举行，具有鲜明的“庆典”意味。
东京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在东京大学举办的会议，也吸引了不少日本之外的学者参加。从2018年第54届年会开始，经营史学会就每隔两年在年会中专门设立国际板块，接受海外的参会论文。此次年会也不例外。据统计，第60届日本经营史年会共有30篇日文发表和25篇英文（均经过大会组委会的评审而采纳），另外还有5篇主旨发言，包括3篇日文和2篇英文。也就是说，英文发表的数量将近一半。在英文发表的学者之中，部分是在日本求学或工作的学者，主要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明治大学、独协大学等日本学府；也有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英国伯明翰大学、诺森比亚大学、萨里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伊拉斯姆斯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韩国忠北大学、首尔大学、嘉泉大学等日本之外院校的学者。我很有幸，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
我能够参加此次年会，需要感谢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吴赟老师的支持帮助。今年4月，当时还在日本周南公立大学任教的吴老师在国内的中国企业史读书会群发布公告，提到日本经营史年会将在10月下旬举行，并设置英文交流板块，提醒有兴趣的研究者按照要求提交论文。我就此事咨询了吴老师，她鼓励我向该会投稿，把握发表的机会。5月中旬，我以“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社区劳动力管理的制度逻辑”为题，形成了一篇8千字左右的英语文稿投给该学会，6月收到通知有幸入选。8月，经营史学会发布议程，同时向参会人员发出邀请函。在办完一系列手续之后，我拿到了赴日签证，得以参加此次盛会。
10月26日，我一早前往位于文京区的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是亚洲最顶尖的学府之一，从该校诞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11人，培养出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著名校友。我在十年前曾去过东京大学，不过当时是晚上来校，所以看不真切。这次是白天来校，且出门较早，因此有时间走走看看。我从上野不忍池一路西行，经过无缘坂，到达“铁门”，然后进校。一路看过来，东京大学建于大正和昭和初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最有名的当数安田讲堂。历经百年的风雨，这栋由日本建筑大师内田详三及其弟子岸田日出刀设计的大楼，依然巍峨挺拔，让人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气质。由内田详三设计的建筑，在东京大学的校园内随处可见，其主要特征是尖顶、尖拱门和尖角墙壁，既有浓郁的西洋风格，又有日式的审美品味，体现出“内田式哥特建筑”的特有魅力。
第60届日本经营史年会的举办地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楼。楼的边上就是著名的“赤门”，是东京大学的地标。据说在日本江户时代，藩王娶妻建赤门是一种习俗。东大的“赤门”是1827年江户时代藩主迎娶德川家康将军女儿所建，经历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洗礼，屹然不倒。日本人常说的“跨入赤门”，意思就是指被东京大学录取。
10月26日上午没有我的发言，因此我就在英文panel里聆听同行的发言。我先后听了京都大学于梦醒博士、诺森比亚大学迈克尔·黑勒（Michael Heller）教授、丹麦韦斯特芬博物馆尤尔根·布查特（Jørgen Burchardt）馆员、萨里大学埃里克·戈尔森（Eric Golson）教授等研究者的报告。其中，于梦醒博士关于中国造纸业历史发展的报告，与我的研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她主要比较了改革开放前后造纸行业管理架构的变迁特征，认为1978年之前借鉴苏联的经验，政府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不利于行业发展。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本土纸张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造纸业在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下，充分利用市场的积极效应，引进大量先进的造纸机器，并采用循环技术，将废纸“变废为宝”，使得在森林环境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中国实现了造纸业的跨越式发展。
其他的发言者也各有特色。黑勒教授系统介绍了英国二战之前企业的内容营销策略，认为这种灵活多变的宣传手法在16世纪已经出现，20世纪初的例子包括宝洁的肥皂剧、壳牌的道路指南和米其林星级餐厅等，在今天借助新型的技术手段，起到了更为“轰炸”的效果，他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内容是一种营销工具，营销手段又如何与销售和广告相结合的？布查特馆员详细介绍了丹麦交通行业道路标志的演变过程，着重讲述道路标志的审查部门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使得原先各自使用、纷繁复杂的标志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标准，得以广泛使用。戈尔森教授研究战争与商业活动的关系，提到战争既有可能影响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大规模经营的“催化剂”，他通过案例具体陈述这一观点。这些研究者普遍提到，这次提交学会的论文，都是最新的成果。
10月26日下午，经营史学会设置了“主题发言”板块，由大阪大学经济学部东泽（Pierre-Yves Donzé）教授主持，先后由英国伯明翰大学斯蒂芬妮·德克尔（Stephanie Decker）教授、一桥大学和东北大学酒井健教授、横滨国立大学竹内良介教授、法政大学韩载香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马塞洛·布切利（Marcelo Bucheli）教授等学者讲述，内容涉及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历史想象、1951-2000年日本助理护理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至2010年代日本早餐谷物市场的发展叙事、日本朝鲜族企业的动态、政治环境变化对企业战略和组织形式的影响等议题，既有方法论的介绍，也有具体案例的分析，令听者无不受益。会议主办方还贴心地为听众准备了英语和日语的同声传译，让不懂日语的人也能了解他们的报告主旨。
晚间，会议主办方组织了“恳亲会”，这是以交流为目的晚餐会。晚餐会以自助形式进行，参会者自取食物之后，在边上的桌椅与熟悉的或是刚认识的学者进行交流。比较下来，这种“恳亲会”比国内吃桌餐要有效率，可以自由选择聊天对象。我参加这种方式的交流还是第一次。除了邀请者吴赟教授之外，其他的学者都是第一次认识，这在我参加的所有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再加上我的英语不能算非常好，自由交流略有障碍，且发言放在第二天，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而言都属于陌生人，因此和我交流的学者不算多。
10月27日上午，我在我所在的板块做英语报告，系统讲述了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社区劳动力管理的制度逻辑。我提出，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管理生产函数的系统，主要涉及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这决定了企业系统在实现生产过程中个人技能和组织职能之间的最佳协调方面比市场提供了更高的效率。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生产并不局限于企业，而是通过制度设计，由城市社区组织管理。街居作为关键部门组织劳动力发展生产，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组织起来”，通过对基层社会单位化、制度化的建设，将街道生产纳入国家“大工业生产”的整体经济计划。城市街道既能接收原先由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保障功能，也能给市场领域出现的新型组织提供生存土壤，为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奠定良好基础。对城市社区管理生产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从历史角度了解中国城市的治理经验。作为我的报告的评议人，京都大学黑泽隆文教授从资料的丰富性方面对我提出疑问，还有听会的学者向我询问劳动者的心态变化。我进行回应，讨论氛围热烈。
我所在的板块，还有两位学者做了报告。其中，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助理教授平田康治讨论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发现从中苏交恶之后，日本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既是中国寻求技术引进的原因，也是由于日本在这一阶段推进收入倍增计划，需要海外市场的结果，一系列中介企业则在中日贸易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韩国忠北大学博士生金圣美（Seongmi Kim，音译）主要论述韩国IT企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认为几家立足于韩国本土的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在市场规模受限的情况，采用各种经营策略进行发展。此外，还有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本·瓦布斯（Ben Wubs）教授讨论二战之前欧美的税收制度改革、京都大学史蒂夫·欧文（Steven Ivings）博士采用日本和中国档案论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对其商业活动的影响等议题，与会者都感到颇有收益。
10月27日下午，年会继续。吴赟老师担任评论的板块共有三篇论文。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布莱恩·波文斯（Bram Bouwens）以糖、矿产、纸张、啤酒等行业为例，结合荷兰具体的历史背景，讨论荷兰企业如何制定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证明深度转型模型（Deep Transition model）是检验可持续变化系统性的重要框架。美国哈佛大学萨马·马马多瓦（Sama Mammadova）论述13-15世纪意大利方济会的道德经济观如何在中世纪基督教关于高利贷和贫困教义的背景下解决可持续性和风险问题的，所给出的案例monti di pietà作为现代小额信贷系统前身，有效解决了中世纪意大利穷人在金融方面的需求，为当今的道德银行实践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先例。来自韩国嘉泉大学的田城旼（Seongmin Jeon）和首尔大学的金相淳（Sangsoon Kim，音译）合作的论文回顾了游戏产业商业模式的演变过程，还比较了亚洲、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商业模式，为消费者偏好和监管方法的区域差异提供了广阔的视角。这些论文各有侧重，既有量化分析，也有案例比较，体现出行业史研究的多样化特征。
除了上述英文发表之外，我简单看了一下日语板块的学者所关心的议题。对比之下，感觉日本本土的学者更注重单个行业或企业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明星企业”的制度设计和管理理念，例如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东京电灯株式会社、稻冈商店、三菱重工、三重县百五银行等，时间也多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和战后的高速增长期。我在日本书店里也发现，日本的多家“明星企业”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加以描绘展示。这一点也和日本同行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也认为，“随着产业史研究的发展，日本的经济史学者越来越关注个别企业的发展史，这也从另一面导致了经济史与经营史的重叠”（参见林彦樱、井泽龙《日本“产业经营史”研究的源流》，收入林立强、武亚军、郭毅主编：《当企业史遇见管理学：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06-223页）。这样的研究设计会使得问题更聚焦，更能呈现细节特征，但对于企业内部资料的要求更高，不能只是在外围“盲人摸象”，而是要有渠道进入现场，甚至形成“内部人视角”。我比较好奇的是日本企业界和学界之间是怎样的互动模式，学者如何进入企业，和企业形成互信，进行资料搜集和对外披露？日本的全盛时期出现的那些“明星企业”，至今仍然头顶光环，熠熠生辉，与学界的研究和宣传密不可分。这种“商学关系”值得借鉴和思考。
另外，这次在日本的几天，我也在东京走走看看。这是时隔近五年之后，我再次在日本“上陆”，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之前曾走过的街道、市町，多数仍没有改变，超市还是那个超市，旧书店也还在那个街角，山手线依然那么拥挤，忠犬八公周围同样人头攒动。陌生的地方也是数不胜数。例如，中国大陆的游客明显少了，欧美的游客比例猛增；便利店里面日本服务员明显少了，移民服务员的数量增加了。更让我感觉“异样”的是，这次在东京看到的工地数量，是之前几次的总和。尤其是东京南部品川站的周围，吊车林立、机械轰鸣，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此前曾听人说，日本正在进入又一轮投资扩张的周期，“大基建”时代即将来临。这样的论断是否成立，目前来看有待检验，毕竟日本国内可供开发的土地已很有限，且绝大多数县市的人口呈持续净流失状态，仅有几个都市圈的人口数量增加，但像东京都市圈本身的发展已接近饱和，很难再有多余的空间进行“大基建”。但是，至少从目测来看，日本对于国土开发利用的热情，确实比之前有显著提升，这或许与海外资本的投入有关。总之，这次在日本参会和走访，收获颇丰，可谓满载而归。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作者简介：
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曾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新中国企业史、历史社会学。在《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史林》《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期刊》等转载多篇。出版专著三部，整理出版《蒋维乔日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等课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