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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陈昊（1996—），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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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古代文明》2024年第4期，第133-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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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梦周是高丽末期的杰出政治家，他在李成桂篡权时被害身亡。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为论证“易姓革命”的合理性，将郑梦周视为逆贼。随着朝鲜国王对忠君意识的提倡，及士大夫对纲常节义的推崇，郑氏被树立为忠臣典范，其遇难地善竹桥亦成为特殊追忆场所。自16世纪始，官府在善竹桥竖立多方碑铭，士人亦在此吟咏歌颂，二者共同造就了独特的“回忆空间”。该空间加速了郑氏由受难者向殉道者的转变，其为纲常节义而死的形象愈发鲜明。郑梦周之气节，因朝鲜官方尊崇而愈发高尚；朝鲜官方倡议的德义节操，因尊崇郑氏而愈发光大，二者关系实现了巧妙的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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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善竹桥；郑梦周；回忆空间

郑梦周（1338—1392），字达可，号圃隐，本贯迎日，系高丽杰出政治家、理学家，兼备道德事功，被誉为东方理学之祖。高丽末年，他与李成桂拥立恭让王，后在李氏篡权之际被害身亡。郑梦周遇难之初被斥为奸臣，随着朝鲜统治稳固，转而被视为万古忠臣，其遗迹亦成为追忆场所。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曾提出“回忆空间”理论，认为文化记忆依赖于文字、图像、身体、地点等物质载体，地点建构起文化回忆的空间，并将其固定，使之长期延续。众多圃隐遗迹中，其遇难地善竹桥最具象征意义，乃朝鲜官方记忆郑梦周最重要的“回忆空间”。学界前贤曾对郑梦周的政治活动、哲学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近年又开始梳理其形象演变，考证善竹桥遇难史事的真伪，然而以往研究未将二者进行关联性考察，且对善竹桥诸碑及善竹桥诗文化内涵的阐释方面尚有拓展余地。本文采用“回忆空间”理论，结合官方立碑与文人吟咏的互动，探讨善竹桥承载的历史记忆，以期丰富对郑梦周形象转变的认识。

一

郑梦周形象在朝鲜王朝的变迁

14世纪末，李成桂势力崛起，欲取高丽而代之。恭让王四年（1392）初，高丽重臣郑梦周谋去李成桂不成，被杀于开京。随后，李成桂废主自立，创建朝鲜王朝。郑梦周深孚民望，为洗脱擅杀罪名和寻求“易姓革命”合理性，李成桂集团着力将郑梦周塑造为奸臣。郑梦周甫一遇难，即被冠以“饰虚事，诱台谏，谋害大臣，扰乱国家”的罪名，枭首示众，抄没家产。此后，李成桂又斥责郑梦周“操弄国柄，阴诱台谏，陷害忠良”。大司宪闵开则称：“郑梦周本系庸人，开国伯以为达古书生，屡加荐引，代以己任。梦周贪饕富贵，恣行货贿。抗直忤己者，一皆斥去；阿谀谄己者，布列朝延（廷）。”

朝鲜君臣还试图以修史形式，将对郑梦周的丑诋定为万古不刊之论。太祖初年，郑道传、郑总编修《高丽国史》，对郑梦周及丽末忠臣贬黜不殆。在对明文书中，朝鲜也将郑梦周塑造为十恶不赦之人。朝鲜太祖元年（1392），赵胖向洪武帝呈文称：“郑梦周等潜成奸计，欲生乱阶”，以致“国人愤怨，共诛梦周”。太祖二年（1393），南在上呈表文称：“王瑶、郑梦周等继禑邪志，将犯上国。”朝鲜君臣不仅将杀死郑梦周假托为国人意志，还捏造了他谋犯明朝的罪名，斥之为不可饶恕的逆臣。

朝鲜太宗李芳远即位后，郑梦周形象逐渐有所变化。太祖末年，太宗以谋立庶孽、专权擅政罪名杀死开国重臣郑道传，拥立定宗，夺取实际权力。两年后，太宗胁迫其兄李曔禅位，即位后转而提倡忠义精神，以终止政局动荡。将郑道传定为奸臣，需要寻找与之相对的政治人物，于是郑梦周便回到朝鲜君臣的视野之中。时权近上书呼吁封赠郑梦周，太宗追赠其为大匡辅国崇禄大夫、领议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学兼艺文春秋馆事衔，追封益阳府院君，谥“文忠”。

太宗虽开尊崇先声，但郑梦周仍属敏感人物。世宗十二年（1430），世宗询问郑梦周是何样人，集贤殿副提学偰循称：“臣闻其忠臣，然春秋馆既不移文，上亦不命，臣不敢请耳”。随之，世宗全力推崇郑梦周气节，下令将其事迹录入《三纲行实·忠臣图》，还对其子孙大加擢用。自此，郑梦周忠臣地位得到确认，尊崇之举随之展开。

此后，文宗将郑梦周等15位高丽忠臣配享于祭祀高丽太祖等贤君的崇义殿。中宗十二年（1517）九月，应群臣呼吁，中宗将郑梦周入祀文庙，位在新罗崔致远之下。翌年，又以其有功于道学，命礼曹官员修缮坟茔并致祭。明宗时，卢遂于郑梦周生长之地浮来山创建书院，事闻，朝鲜君臣认为“其于生长之地建立书院，藏修学徒，敦励风化，大是美事”，明宗亲题“临皋书院”匾额，下赐《少微通鉴》《通鉴续编》，以褒奖忠节、兴起后学。宣祖时，开城士人在郑梦周故居建立书院，宣祖认为梦周节义可贯日月，遣官致祭，赐名题匾，号为“崧阳书院”，并赐《朱子语类》。随着性理学在朝鲜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郑梦周相关之坟茔、崇义殿、书院成为独特纪念物，李明汉、宋时烈、李縡等朝鲜士人纷纷撰文，将其树立为忠臣榜样、理学宗师，视作箕子后再启朝鲜礼仪之邦的伟人。

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郑梦周的著作。郑梦周之子郑宗诚、郑宗本兄弟于世宗二十一年（1439）首刊《圃隐集》。此后，《圃隐集》不断被翻刻，有新溪、开城、校书馆诸本，合计15种以上。在《圃隐集》编刊和翻刻过程中，有多种现象值得注意。其一，郑梦周后人始终是编刊主力，郑氏子孙郑宗诚、郑宗本、郑世臣、郑应圣、郑维城、郑缵辉皆曾先后参与编刊，直至1900年郑焕翼还编开城新本，郑氏子孙是推动郑梦周崇拜的重要力量。其二，《圃隐集》内容在编刊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郑梦周诗文存世之作约300余首，后人采用各种形式丰富，这些文献从补充生平与作品，发展到纳入郑梦周掌故、传说，更强化了其忠义形象。其三，《圃隐集》大规模编刊始于16世纪末，朝鲜中后期政争与战乱刺激了士人对忠义精神的需求，《圃隐集》也随之被反复刊刻。特别是宣祖十八年（1585），宣祖命将文天祥、方孝孺、郑梦周文集一同刊布，三集同刊说明郑梦周已被视作朝鲜之文天祥、方孝孺。其四，《圃隐集》序跋作者皆为名人，其主题皆是肯定事功，推崇郑梦周忠义精神，突出其在性理学史上的地位。《圃隐集》的反复编刊在士人群体中也产生较大影响，他们视郑梦周为楷模。金宗直读《霸家台》一诗时，称赞郑梦周“志节恢恢荦荦，有非恒人所易窥测”，乃“天下士”。金万英亦赞誉郑梦周达天地之理，迹山川之胜，通千古之事，立不朽之名，“若先生者，俯仰今古，其人有几”。

与此同时，郑梦周事迹也多被收入各类传记中，该类著作突出郑氏道学贡献，甚至将其标榜为箕子后第一人。吴希吉《道东渊源录》认为，箕子之后道学无传，以致“风俗薄陋，使世道日就污下，几至于夷狄禽兽之域”，郑梦周使得“人心乃悟，风俗大变，浸浸乎去旧习而觉新知，几致为礼义之邦”。南公辙《高丽名臣传》亦倡导“东方无性理之学，高丽之末郑先生梦周始倡明之。我朝诸儒得以寻绎渊源，典章文物，沿溯乎洛闽洙泗者，皆以先生为祖，其功诚大矣”，他还批判《高丽史》只将郑梦周入列传的做法，特开《道学传》，彰显郑氏贡献。

随着崇祀活动展开与郑氏文献被不断编刊，郑梦周万古忠臣形象日益鲜明。朝鲜士人对其事功大加肯定。作为忠臣榜样，郑梦周之死也不再是咎由自取，而是光前裕后的义举。咸傅霖所撰行状，盛赞他“人心已离而独终始一操，遂至捐生，痛哉！然其大忠大节，直与日月争光宇宙”。其殉纲常节义的形象亦愈发深刻，卞季良也称“先生之一死，有关于人伦世教为甚大。岂惟前朝数百年作成人才、风化之效钟于公，我朝鲜亿万年臣子纲常之立，起于公而已哉”。

更显著的是，朝鲜士人纷纷将郑梦周比附成中国仁人志士。宣祖时，尹斗寿先后在北京、开京（今开城）瞻仰文天祥、郑梦周画像，为褒扬忠义，将二人忠义事迹合编一书，名为《成仁录》。该书收录了二人的奖谕诏书、画像、手迹，及后人评论、祭文。尹斗寿《成仁录序》认为，文、郑二人人生轨迹相似，均在国家危难之际被害身亡，尹氏希望其“千年之碧血”成为“后世之表的”，滋养士大夫忠贞精神。

综上所述，朝鲜王朝建立之初，郑梦周被定为万古逆贼，此乃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必然之举。这一形象迅即在太宗时变化。太宗击杀李芳硕及郑道传，夺取权位，为证明夺权合理性，将郑道传污名为谋立庶孽、不忠不义的奸臣，希望士人以此为戒。郑梦周因忠于高丽而死，这种忠义臣节恰是太宗所需要的，故郑梦周在太宗时期得以初步解禁。随着尊崇的展开及郑梦周文献的撰作，其事功、忠义、学问受到推崇，甚至被比附为文天祥等志士，这反映出朝鲜官方和士人对郑梦周的高度肯定。

二

善竹诸碑之竖立与

“回忆空间”的形成

诸多圃隐遗迹中，位于开城坐犬里之北的善竹桥最引人注目，它是朝鲜后期塑造郑梦周的核心“记忆之场”。之所以被称为塑造，盖因《高丽史》及《朝鲜太祖实录》皆未记载郑梦周遇难地，而高丽末期的开城仅有选地桥、架资桥、加资桥等桥名。为了证明此地为郑氏遇难地，后人根据桥名相近发音，将以上桥名作为善竹桥的原称。《舆载撮要》称善竹桥旧名为加资桥，郑梦周遇难当晚“一竹树抽出，高八九丈，立于桥边”，故得名善竹桥。此说虽不足为信，但朝鲜人认同善竹桥为郑梦周遇难地，将其气节比之于翠竹，则确定无疑。作为记忆媒介，地点具有不可移动的坚固性，为逝去的回忆提供了感性的和牢固的依靠。善竹桥恰提供了这种依靠。善竹桥附近竖有多方碑铭，类型分作善竹桥碑、成仁碑、录事碑、表忠碑，这些纪念碑增强了善竹桥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将特定回忆传递给后世。

1.善竹桥碑

善竹桥东立有善竹桥碑。吴瑗称：“桥边小石碑‘善竹桥’三字，韩濩笔也。”韩濩，字景洪，号石峰，本贯三和，乃朝鲜著名书法家，曾多次撰写外交文书与国王御书，开创石峰体。此碑之竖立与宣祖初年重刊《圃隐集》有关，彼时开城府以石峰体刊行该集，此碑亦用石峰体，二者应次第完成于宣祖初年，建碑是重刊《圃隐集》时附带之举。

2.成仁碑

成仁碑又称殉节碑、死节碑，位于善竹桥东，建于仁祖二十五年（1647）前后。建碑者金堉字伯厚，号潜谷，本贯清风，乃朝鲜后期重臣、实学家。任开城留守期间，他大力复兴开城文化，改建成均黉舍，刊行《孝忠全经》，并将郑梦周视为道学宗师，在善竹桥竖立成仁碑。该碑一面刻“高丽忠臣圃隐郑先生成仁之碑”，一面刻“一代忠臣万古纲常”。据权（土耒）《丁酉五月京行日录》，该碑常年湿润，当地土人称为“泣碑”，“俗传先生匪风、下泉之思，化泪而所湿云”。

3.录事碑

录事碑位于善竹桥东，乃纪念郑梦周录事之碑，成于正祖十七年（1793）四月至十八年（1794）九月。建碑者开城留守赵镇宽，字裕叔，号柯汀，本贯丰壤。正祖初年，赵镇宽之父赵曮蒙冤入狱，被逼自杀。他曾多次上书陈冤，其父终被平反。任开城留守期间，赵镇宽多次旌表忠臣义士，如为宋象贤、金炼光、刘克良建立崇节祠，并编纂《三忠录》，此类行为以及为录事立碑，当皆与早年经历有关。碑文内称善竹桥边郑梦周“泣碑”后有录事碑，又称“先生殉国，录事殉先生，其义一也……当时多讳，史逸其名姓。惜哉！”碑文揭示出，郑梦周遇害，录事随主殉节。录事故事虽在《圃隐集》《海东乐府》中已出现，但因禁网甚严，其姓名早已失传。赵镇宽认为，郑梦周殉国，录事殉主，所展现的忠义精神是一致的。他痛恨士大夫受国家厚禄，在国家危难之际，却鲜有舍身成仁者，钦佩郑梦周为人，更钦佩录事慨然就斧镬的精神，故立录事碑于成仁碑之侧，以旌表其从死之举。后来，有崧阳人在家中发现《珍岛金氏世谱》，该谱开雕于中宗十八年（1523），内记有录事名金庆祚。此谱虽提示了录事姓名，却有不少疑点。该谱既久置故家败笼，不为世人所知，为何独在赵镇宽立录事碑后凭空出世？中宗十八年距郑梦周主仆遇难已百余年，为何其他文献皆无记载，独《世谱》知姓甚名谁？《世谱》称金庆祚为殉难录事，即便确有其人，也无更多史料支撑他们为同一人。要之，与其信以为真，毋宁说它寄托了朝鲜人对郑梦周及录事的态度。梦周遇难时，各方史料对死难之地尚且语焉不详，遑论录事名姓。然而随着《圃隐集》的编刊和《海东乐府》的撰作，传说中的录事被记入书册。二百年后，赵镇宽阅读故事而为其立碑纪事，随之便出现了录事名为金庆祚的说法。正是为迎合现实需求，录事之名才会从无到有。

4.表忠碑

表忠碑有两方，系英祖和高宗下命所立。第一块表忠碑建于英祖十六年（1740）。是年八月，英祖与左议政金在鲁议事，金在鲁向英祖言及善竹桥，英祖遂询问是否立有碑文，开城留守金若鲁上奏已立石表。英祖自念：“郑圃隐事，千载之下，不觉堕泪。其忠魂毅魄，若尚在矣。”数月后，表忠碑得以竖立。九月初，英祖巡幸开城，游览高丽故宫及不朝岘，并驻跸善竹桥。驻跸期间，他命注书洪益三审看碑阁文字，又命卤簿仪仗停止奏乐，以示敬贤。九月初四，为表彰郑梦周忠义与道学贡献，并以此匡扶世教，英祖御笔“道德精忠亘万古，泰山高节圃隐公”，命刻碑竖于桥旁。十日后，检讨官金尚迪建议撰写立碑经过，书于碑阴，以树风声。英祖遂命大提学吴瑗撰《善竹碑阴记》。关于竖碑经过，朴趾源《参奉王君墓碣铭》有详细描述。竖碑场面宏大，动员夫役众多，仅曳运赑屃者便有近万人。其中，参奉王某不仅率全族投入立碑，还身先士卒，率众人及时将赑屃拖运到位。最重要的是，他谏止地方官衙挪用高丽故宫建材修建碑阁，认为此举有违郑梦周殉社之心，是对郑氏莫大侮辱。

第二块表忠碑建于高宗十一年（1874）。高宗继位后，兴宣大院君摄政专权，直至1873年闵妃发动政变，逼退大院君，高宗遂得亲政。转年高宗即巡幸开城，回銮时拜谒善竹桥，遍览旧迹，观摩英祖表忠碑，审看郑梦周画像，亲书“危忠大节光宇宙，吾道东方赖有公”，并附小识曰：

我太祖开国八甲，予小子祗谒齐、厚两寝，仍拜故都文庙。历瞻穆清殿，又览善竹桥。石上血痕，宛然如新。呜呼！公之精忠道学，自不觉兴感尊慕于五百载之下。真东方大贤之宗也！予小子安得不以公为师乎！敬次英庙诗一句，敢效继述之义。皇朝崇祯纪元后二百四十五年春立。

高宗御制诗盛赞郑梦周忠节光耀宇宙，性理学赖以得存。小识不用清朝纪年，与英祖命撰《善竹碑阴记》相同，使用崇祯后纪年法，将尊明之义同褒梦周之忠结合。他遍览善竹诸碑，及桥上血痕，对郑梦周哀慕不已，将其视为儒者之宗。立碑建阁后，凡有功人员，皆令各曹从厚赏赐。史书虽未载明高宗动机，但结合彼时朝局演变，此举一是为致敬英祖，效法其激励臣节的行为，二是在亲政后，清除大院君残存影响，强化臣僚忠君意识。

综上所述，自宣祖至高宗，为善竹桥立碑贯穿了朝鲜后期历史，成为郑梦周崇祀的突出表现。起初，韩濩为善竹桥立碑是个人行为。他竖立善竹桥碑，旨在《圃隐集》重刊之际，以石峰体书法向郑梦周致敬。金堉立成仁碑，是他任官开城，身肩敦化当地风俗的使命。赵镇宽立录事碑，是他对忠臣义士的向往，及感于自身经历所致。此三碑的竖立，仍属地方官衙与个人行为。英祖和高宗表忠碑的竖立，则体现了国家意志，将立碑升格成国家行为，大大强化了善竹诸碑的地位，使其成为国家精神象征。随着五碑次第竖立，善竹桥成为郑梦周精神最直接的象征，同时催生了一系列围绕郑梦周的故事。诚如阿斯曼所言，回忆之地的历史不会消逝，其残留物会成为故事元素，并成为新的文化记忆的关联点。这些故事愈传愈奇，强化了郑梦周忠义形象，激发了世人崇敬之心，这种敬畏之情更加推动了善竹桥故事的被发现、被建构。

另外，动荡与混乱是朝鲜后期的一大特征。一个时代越是充满危机，各利益团体的自信心越是摇摇欲坠，纪念碑的数量也就越多，其形式也会愈发夸张。这些纪念碑并非为后世所建，而是对同时代人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中国明清易代后，朝鲜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局面。他们尊周思明，将清朝视为夷狄，大力崇祀明朝东征将士，建立大报坛、万东庙、大统庙，编纂尊周史书，潜用明朝正朔。尊周思明的内涵，正是忠义之气。郑梦周是朝鲜忠义精神的代表。崇祀郑梦周，在死难地竖立碑铭，恰符合尊周思明的社会氛围。另外，万历朝鲜战争及“丁丙之役”后，朝鲜江山板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而党争却愈演愈烈。即使英祖大力推行荡平策，亦不能消弭裂痕。无休止的党争，使得王权进一步弱化。王朝末年，“势道政治”取代党争，国家大权旁落外戚之手。19世纪始，西方势力深入东亚，又加剧了朝鲜统治者的外部危机感。国王迫切需要提倡忠君精神，以强化权威和统治。郑梦周及善竹桥各种传说，提供了贯彻该精神的载体。事实上，这才是英祖和高宗亲谒善竹桥，并御制碑文的根本原因。

三

善竹桥诗之创作及其

对中国志士的比附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记忆延续依赖于媒介，媒介提供了回忆土壤，从而凝聚内部认同。善竹诸碑构建出独特的“回忆空间”，朝鲜士人造访历史现场，吟诵歌咏，形成了朝鲜诗歌史上的善竹桥诗。据洪顺锡统计，该类诗有100余首。善竹桥诗的传播，吸引士人来此凭吊，从而愈发强化该桥承载的忠义精神，形塑士人共同的价值观。

作为历史事件发生地，善竹桥给世人以强烈的历史体验感，为善竹桥诗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朝鲜士人常在桥上诵读祭文，吟咏郑梦周诗词，怀古惜今。金元行拜访善竹桥，命伴游者唱郑梦周诗歌，“听者无不歔欷欲绝”，感慨“忠义之动人如是耶”。金宪基深慕郑梦周节义，月夜率门生拜谒善竹桥，“抚碑彷徨，泣下如雨”。张锡英访桥，称“靡先生，吾东土万亿年苍然生者，其被发左衽。而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先生赐也”。他将朝鲜免于披发左衽，礼仪人伦巩固归功于郑梦周一腔热血。

善竹桥之情激发了善竹桥之诗的创作，15世纪后期开始，士人反复吟咏善竹桥。善竹桥诸碑竖立前，善竹桥只是单纯历史遗迹，善竹桥诗的意涵多是感伤善竹桥颓圮，哀叹王朝鼎革，表达怀古伤逝之情，并无太多情感寄托。17世纪始，善竹桥诸碑次第竖立，加之“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两次战争，以及明清易代，朝鲜官方与士人阶层多提倡忠义精神，善竹桥诗更多强调郑梦周忠义精神，并兴起了将其比附为中国仁人志士的风潮。朝鲜士人认为，节义理念促使郑梦周知高丽不可救而救。尹凤九即称“理明宁或迷天命，义大惟知死本朝”。这种明知结局却不改初衷的精神，使其纷纷把郑梦周同诸葛亮相联系。诸葛亮为蜀汉丞相，为报刘备知遇之恩，明知蜀弱魏强，却六出祁山，赍志以殁。郑梦周为高丽守门下侍中，不仅官职与中国丞相相近，其精神也与诸葛亮一致。申濡《过善竹桥》一诗即把二人相提并论，首联称“孔明智足知天命，身在犹扶汉祚倾”，颈联称“纵教达可终无死，天废其如事已非”，将郑梦周视作朝鲜的诸葛亮。此外，郑梦周与李成桂的关系也被比附于中国君臣。李夏镇《题善竹桥》称“生公太早天何意，未使皋夔佐帝尧”，将郑梦周比为虞舜时的刑官皋陶、乐官夔，李成桂比作尧帝，将郑、李分别视作贤臣、明主，感慨他们生不逢时，叹惋未能相伴始终。

中国王朝易代之际的仁人志士，更是常出现于比附中，善竹桥及周边的各元素皆成为比附载体。如伯夷为孤竹国君，郑梦周恰死于善竹桥，朝鲜文人遂将“孤竹”与“善竹”并称。车天辂称“善竹连孤竹，清风洒古今。凛霜圃隐节，烈日伯夷心”，将郑梦周比作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箕子也是比附对象，朝鲜人不仅从道学角度将郑梦周视作箕子后第一人，也比附二人忠义事迹。《史记·宋微子世家》称：“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麦秀诗》文辞悲美、含义深刻，抒发了箕子强烈的亡国之痛。洪直弼观览善竹桥边麦田，遂借用麦秀典故，称“善竹桥边麦有华，丹心一片可容磨”，将善竹桥视同殷墟朝歌，把郑梦周比作不忘故国的箕子。善竹桥也被视作朝鲜之豫让桥。春秋末期，豫让深受智伯厚恩，韩赵魏灭智氏后，他吞炭漆身，于赤桥伏杀赵襄子。失败后，赵襄子允其斩衣复仇，豫让随即自刎，留下“士为知己者死”的美谈。豫让和郑梦周皆遇难桥上，朝鲜士人遂将善竹桥比为豫让桥，车天辂与金昌协等人的善竹桥诗皆出现了豫让桥的元素。由此，郑梦周亦被比附成义士豫让。

另外，血痕是善竹桥诗重要的比附对象。相传，血痕乃郑梦周遇难时抛洒，数百年不散。朝鲜士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引用苌弘化碧论证。苌弘辅佐周敬王有功，却遭奸臣陷害，被流放巴蜀，抑郁自杀。《庄子·外物》称：“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苌弘化碧遂被后人形容蒙冤抱恨的忠臣，此典故恰与杜撰的郑梦周事迹相合。车天辂称“可怜地下苌弘血，化作盘陀石不摇”。李宜显称“善竹桥边增感慨，苌弘碧血凛如新”。事实上，历经数百年风雨，血痕自然早已泯灭，只是由于朝鲜后期对郑梦周崇仰的意识提高，后人才宁愿相信碧血尚存。诚如何幸真所论，无论历史场景是真是假，带给凭吊者的心理影响却是真实的。血痕只是忠义精神的符号，士人相信血痕的存在，其背后是对忠义精神的认同。

除以具体物象为载体，善竹桥诗也多将郑梦周直接比附为中国志士。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恣意废立，袁粲起兵反抗被杀。世人感袁粲忠义，以致有“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的说法。其事迹传入朝鲜后，成为善竹桥诗文中的比附对象。车天辂称“百季劲节高袁粲”。赵寅永诗称“独怜袁粲抱丹心”。朝鲜人对文天祥的崇拜，亦延伸到善竹桥诗中，李宜显称：“正脉直承朱子后，孤忠独与信公邻”。赵秀三称：“纵道武王扶义士，未闻文相作遗民。”郑梦周由此成为朝鲜版的文天祥。

受旌表忠义精神刺激，深受道学影响的朝鲜学者，在标榜郑梦周忠臣之余，更加强调他在纲常节义上的贡献。朝鲜末年，金允植诗云：“名山诸佛浑无力，终赖纲常一石桥”。高丽太祖王建以佛立国，希望神佛护佑高丽万世永存。该诗正讽刺了佞佛之风无补于世，高丽一朝纲常唯赖郑梦周之节义。同时代的曹兢燮亦盛赞郑梦周独撑危局，其精神“留与纲常万古持”。这显示出郑梦周已经超越了对一家一姓的忠义，承载着万古不灭的纲常节义精神。

那么，何以解释善竹桥诗文的比附之风呢？首先，朝鲜将郑梦周视为高丽五百年第一人，更将其推崇为忠臣典范，郑梦周事迹与中国历史上忠臣义士多有相合，他们大多乃前朝要臣，却或死或隐，不愿与新朝合作，相合的事迹使比附成为可能。其次，善竹桥的诸多元素，提供了比附中国仁人志士的载体，如郑梦周和豫让皆死于桥上，“善竹”之称与“孤竹”相通，善竹桥的血痕亦与苌弘化碧相通。这些相通的元素提供了载体，使得比附进一步具象化。此外，比附对象中唯有中国仁人志士，没有古代朝鲜名臣，这更凸显出朝鲜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仰慕。因为认同中华文化，朝鲜君臣才会将郑梦周与中国仁人志士相比。他们以“小中华”自况，并不只是在政治制度上模仿中国，其尊华慕华之情是发自肺腑的。

总之，社会对于记忆的需求，不只在于精确无误，亦在于为其所用。记忆会应社会需求，遭到润饰、削减与完善，以致被赋予“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从“功能记忆”属性看，“回忆空间”是借由对过去某部分的关注而产生的，个人或者群体，出于意义建构、打造身份认同等目的，对过去会有不同要求，正是这些要求推动了“回忆空间”的形成。朝鲜社会对忠义精神的需要，促使善竹桥形成独特的“回忆空间”，使其充满神圣性。士人受此感召，陆续创作出故事传说与诗文，进一步凝聚了对忠义精神的崇敬，反过来，又强化了善竹桥的神圣性。诚如洪顺锡所论，善竹桥不仅是郑梦周的死难地，也代表着朝鲜时代儒学的根基，更是国家危亡之际，朝鲜士人心中向往的圣地。事实上，无论是殉节于善竹桥的郑梦周，还是归隐于杜门洞的七十二贤，其之所以被后人铭记，不单是“宁为王氏鬼，不作李家臣”的孤忠气概，更是其忠于义理胜过生命使然。这种精神，于士人是安身立命明道的根本，于君王则是维系统治的工具。正是各集团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他们能够一致投入崇祀郑梦周事业中。郑梦周的节义形象，亦是他们共同建构的结果。

四

结语

郑梦周遇难于王朝易代之际，死难细节湮没不传，遂为后人提供了想象空间。随着王朝统治稳固和性理学的深入，在朝鲜人的认知中，郑梦周逐渐由奸臣转为忠臣。特别是善竹桥碑与善竹桥诗，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崇郑梦周最重要的载体。纵览朝鲜王朝对郑梦周认知的演变，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相较于因王朝交替而死难，朝鲜人更倾向于将其视作为义理牺牲的殉道者。郑梦周之被杀，在朝鲜初期便是讨论禁区，李芳远、赵英珪的行凶皆被有意回避。其尊崇之风兴起后，士人更加强调郑梦周慨然赴死的精神，死难之际的刀光血影则被进一步淡化。尊崇之风使郑梦周之死超脱了一家一姓的政治斗争，并赋予其义理层面的永恒意义。李縡即盛赞：“人之所以为人者，惟理义为大。华夷之分、儒佛之辨，至先生而判焉。至今环东土数千里，能免为夷狄禽兽者，是谁之赐也！”他将郑梦周坚持的义理精神，解读为朝鲜能够免于沦为夷狄、见存于中华世界的理由。为义理殉道的观点，淡化了李成桂君臣迫害者的角色，突出了郑梦周的个人抉择，双方关系被巧妙赋予了互相成就的色彩，即“先生之节，因我朝而益高。圣朝之德，因先生而益大”。朝鲜王朝也由此将原本新政权的对抗者、阻碍者，成功转化为本朝秩序的维护者、巩固者。

其二，郑梦周乃朝鲜人，崇祀郑梦周亦是朝鲜内政，但中国元素却始终出现其间，成为不在场的在场者。朝鲜建国之初，为郑梦周捏造了谋犯上国明朝的罪名，意指郑梦周不仅是朝鲜的逆臣，也是中华世界的罪人。当尊崇郑梦周之风兴起后，中国元素更为丰富地出现。宣祖将郑梦周与文天祥、方孝孺文集共同刊布，尹斗寿将文天祥、郑梦周二人事迹合编为《成仁录》，善竹桥诗中更是出现了大量将其比附为中国仁人志士的现象。如此种种，皆反映出东亚各国文化的普遍关联性。

信息采集：张嘉威

文字编辑：关珺天

媒体编辑：胡楚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