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作用效果与机理分析
阮磊 路静宜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春130117）
作者简介:
阮磊，男，1989 年生，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财务行为。
路静宜，女，2001 年生，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企业财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上市公司原始股东减持的主观动机、 时机选择及市场影响研究” (19CJY060); 吉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吉林省创新型企业融通创新成长路径与资金配置策略研究” (2105111)。
原文引用:
阮磊,路静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作用效果与机理分析[J].财务管理研究,2024,(10):92-100.
摘要：
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速过渡时期，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实现业务转型和业绩提升的重要抓手。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企业不同动态能力水平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深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关系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企业的动态能力还对此中介效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以期深化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引导企业积极改善动态能力、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社会责任；动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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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些都为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的到来，使企业面临脱胎换骨的抉择。工业时代，企业管理的侧重点是机器，企业竞争核心是产品，企业组织形式大多是他组织形式；互联网时代，企业关注的是连接，企业间的竞争是用户体验，企业组织形式仍然以他组织为主，但有小部分前瞻性的企业已经开始向自组织进化；进入数字时代，企业最重要的是数据，核心竞争力是平台，越来越多企业成为自组织主体。企业内部形成了新的治理原则：决策上移、责任下沉、权力下放。企业要从中心化转变为去中心化、从稳态走向敏态、从僵化走向柔性；还要实施平台化管理，使组织的结构和秩序产生效率，让组织充满活力，提高对外部适应性，实现组织持续发展，为更好地提高财务绩效做出改变。由此，深入探讨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对于挖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影响做了丰富且大量的研究。一些学者在特定过程中讨论了数字创新对企业财务成果的影响。数字创新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效率、增加技术创新成果，从而提高制造公司的财务成果。此外，许多学者也基于不同行业特征展开研究，比如，大数据技术对制造业企业、零售企业、上市农业企业的财务绩效都有促进作用。许多学者以价值分析为视角，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冲击进行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使命的实现，创造社会效益，提升企业的社会价值；数字化转型内在特性发生改变，能突破组织内在结构，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各类资源，提升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活力，增加企业经济价值等。
已有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通过企业行为的转变增加相应社会效益。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可持续性不再仅仅依赖于经济价值。企业的社会和生态价值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负责，选择与技术活动有交叉和协同作用的领域，发现新机会，重新定义产品和服务的潜在市场；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商业价值，在长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良好的商业发展，从而增加活动价值，实现双赢局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进一步将数字化融于企业发展，使社会责任和发展计划、战略目标相整合，是当前企业应该思考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企业财务绩效”作为主要思维逻辑，通过实证分析探索这一路径。此外，对企业动态能力的考察是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身处千变万化的互联网数字时代，企业的持续卓越表现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改变商业模式的元素，适应外部商业环境。在动态环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可以跟随这一趋势，利用从外部获得的技术，促进自身多元化发展，以及灵活的资源配置能否满足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都是实现企业价值的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融合企业财务绩效与社会效益，丰富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理论模型，进而解析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中的传导机制；二是从能力视角出发，探讨动态能力及其多个细分维度在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方面的作用，为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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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商品、服务、业务流程及组织结构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计算、通信之间的有机衔接。该过程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加高效地设计并执行相关业务流程，从而协助企业获得更大的附加价值。在数字化时代，借助技术赋能，企业在成本节约、资源配置和环境响应方面比市场表现更出色。企业在将组织设计得更加灵活、不断提高弹性和适应性的同时，令组织变得更加开放，吸收更多资源。同时，随着时代的演进，企业吸纳资源的基本特性发生重大变革。过去，创建竞争优势所需的资源在数字化时代急遽贬值，而各种新兴、关键资源也逐渐涌现。在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一家企业可被视为各种资源的总和。鉴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企业所能够获取资源的异质性反映了其竞争实力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资源能整合优化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加快战略资源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放大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企业业绩。
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运营效率。数据可以被有效地提取，企业可以快速获得高质量信息。企业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加快数字化转型等方式，努力把自己变得越来越“轻”，注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运营效率。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帮助管理层及时发现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减轻代理冲突，改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优化决策管理环境，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准确性，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从增强企业实力角度出发，扩大了企业所获取信息的深度和广度。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融资约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改善信息处理和传输信息的质量，同时在市场上更好地传播积极的信号，向外传递内部投资运营情况，吸引更多高质量投资，减少贷款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等，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改善融资约束。
另外，从风险管理理论看，风险管理就是把风险对现实所处环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的一种管理过程。有效管理各种风险对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保护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及实现经营活动目标至关重要。数字化发展加强了企业内部沟通，提高了内部监督效率，提升了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降低了运营风险。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供完整的数据和风险分析，通过整个过程和全方位的金融监管，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最终提高企业财务业绩。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
1.2 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数字技术以其开放性、共享性为主要特征，使得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接触与沟通变得更广泛、迅速。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的变化，使其在经营活动中需要处理大量社会关系。一方面，企业增加了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以争夺优秀资源，提升整体价值。企业将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在此背景下，数字时代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利益相关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便于表达诉求，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企业中，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内部员工、顾客及供应商，又包含外部客户、政府机构、社区及有关机构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传统产品竞争向知识创新领域竞争扩展，而这种创新活动离不开企业所面临的众多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和供应商，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媒体、环境保护主义团体、企业的直接或间接事件发生对象与自然环境等均可视作利益相关方。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实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影响企业决策决定企业经营目标是否实现。企业是对智力与管理专业化投入的制度安排。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关键要看其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能够融合网络链上多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新契机，使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事实上，数字化转型向利益相关者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即企业能够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因此具有活力和发展前景。这种信号有助于吸引资本市场投资，并改善企业中长期财务业绩。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加强社会责任的执行，提升其财务绩效，且社会责任履行越完善，企业中长期财务绩效越高。
1.3 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动态能力是指生产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企业的动态能力是不断响应时代发展和市场变化的能力，以及决策者重新分配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本文借鉴Wang和Ahmed的研究结论，得出动态能力由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3个因素组成。
在当今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产业集中程度持续提升、竞争愈加激烈及法规取消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发复杂。首先，企业无法依赖传统稳定的定位和资源组合，以及通过简单施行传统的经营战略，长期确保竞争优势，因此迫切需要变革。此外，企业的暂时性竞争优势也很可能以其动态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从而不断改善资源配置和绩效重组，实现竞争优势和超额绩效。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高吸收能力的技术支持，实现快速协调和内外资源整合，准确了解客户当前需求，为客户创造新价值，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其次，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和其他客体的互动加深、信息透明度加强，促使企业更加谨慎地在数字化转型期间避开算法上的偏见和歧视，为所有利害关系人提供保护。此时，强大的适应能力有助于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学习新技术，加强社会责任，吸引利益相关者投资。最后，在当前数字消费概念背景下，企业必须有效地调整或创新其产品、服务等，以获得创新价值。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迅速、有效地将内部和外部收集到的各种资源和信息转化为对消费者具有真正价值并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产品和服务。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受到动态能力的积极调节。
H3a：动态能力中的创新能力积极地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
H3b：动态能力中的适应能力积极地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
H3c：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积极地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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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和讯网收集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数据，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对其进行以下操作：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PT企业；③剔除相关数据缺失企业；④为防止极端值对所得结果造成不利影响，将各变量分别在1%、99%水平上做缩尾处理。最终得到4945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
2.2 主要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ROE)。借鉴梁琳娜等、Bowlnan和Haire的研究方法，采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是对企业经营绩效与经营效益的综合反映，也是对企业赢利能力与创造效益能力的测度。其计算方式为企业当期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ED)。对于数字化转型这一变量的测度，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方法。以往学者曾采用设置虚拟数字“0-1”、发放问卷等测量数字化转型的方法。前者无法具体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强度，后者在实际运行中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本文参考吴非等的方法，选取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关键字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具体为：第一，对各个指标的频率进行统计。将识别出的关键字与筛选出的各公司年度报告的数据相匹配，将每一项频率都计算出来，并将带有负面含义的“没”或“无”项目剔除，形成各类项目的指数。然后将数据归一化，并将每一个归一化后的数值都加0.000000001无限小值。第二，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得分进行测算，并将其线性转换为100，以便于展示。
(3)中介变量：社会责任(CSR)。本文借鉴冯丽艳等、顾雷雷等、余官胜等的研究，选取和讯网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得分作为指标，对CSR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行测度。得分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和财务报告资料确定。基于这一背景，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与消费者的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公众责任5个方面对整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估，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4)调节变量：动态能力(DC)。不同学者对动态能力的定义不同，对动态能力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使用不同维度分别打分测量动态能力3个维度的，也有采用李克特五点记分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通过资金投入、技术团队占比及企业发明专利数量3个核心指标，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评估。对3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汇总，最终计算出企业创新能力(IA)的综合值。该综合值被用作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综合值越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利用企业在研究开发、资本投入和销售推广3个方面的主要开支变异系数的负值衡量其资源分配的灵活性，进而对企业适应能力(ACV)进行量化评估。调整后的变异系数越高，企业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出色。在保持对动态能力定义一致基础上，本文借鉴赵凤等的相关研究，并考虑企业规模对研发支出的影响，使用研发支出强度作为评估企业吸收能力(RD)的指标，研发支出强度越大，企业吸收能力就越强。最终，合成动态能力(DC)，并用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算术平均值进行度量。
(5)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所有权性质(owner)，国有企业计为1，其余企业计为0；②股权激励(share)，高管持股人数加1取对数；③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计为1，否则计为0；④管理层持股比例(Mng)，“董监高”持股数量占总股数的比例；⑤股权制衡(EDB)，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⑥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对数；⑦资产负债率(debt)，总负债/总资产。同时，控制了行业(Ind)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
2.3 模型构建
为了证实前述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剔除那些无法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使遗漏变量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提高模型精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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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ED的平均值达到7.62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5。这表明不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且数字化转型总体水平相对较低。ROE最小值-0.647与平均值0.064相差较小，与最大值0.378也相差不大，说明该变量波动较小。CSR最小值为-3.72，最大值为77.42，表明选定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存在显著不同。DC的标准差为1.316，说明所选定的上市公司之间动态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创新能力(IA)的标准差为1.157，说明各家上市公司之间创新能力差异较大，适应能力(ACV)与吸收能力(RD)的标准差分别为0.345和0.019，表明各家企业之间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变化不大，较为稳定。而DC、IA与ACV的平均值均为负，说明所选择的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普遍不强。其余控制变量大多与主流研究结论相近，不再赘述。
3.2 基准回归分析
3.2.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关系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回归结果见表2。根据模型，采用控制行业(Ind)和年度(Year)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两次回归，一次添加了控制变量，一次未添加控制变量。由表2中列(1)可知，在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模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上市公司，其财务绩效会更好一些。由表2中列(2)可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
3.2.2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根据温忠麟等研究的中介效应模型，决定在控制行业和年度情况下采用三步法进行回归分析。第一步，判断解释变量ED与被解释变量ROE是否相关，并利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计算出二者的回归关系。由表3中列(1)可知，二者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第二步，识别中介变量CSR和解释变量ED，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二者之间的联系。由表3中列(2)可知，二者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第三步，对解释变量ED与被解释变量ROE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同步回归分析，从而判断中介变量CSR在二者之间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由表3中列(3)可知，解释变量ED、中介变量CSR同时对被解释变量ROE进行回归时，ED的回归系数(0.003)相比第一次回归系数(0.005)有所减小，说明中介效应成立，H2得到验证。
3.2.3企业动态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企业动态能力及其分解维度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中列(1)可知，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交互项ED_DC的回归系数为0.464，与ED和CSR的回归系数方向一致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综合动态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H3得到验证。由表4中列(2)可知，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交互项ED_IA的系数为0.517，同样与ED和CSR的回归系数方向一致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企业动态能力方面，创新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结果越能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H3a得到验证。由表4中列(4)可知，数字化转型与吸收能力交互项ED_RD的回归系数为0.194，也与ED和CSR的回归系数方向一致且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越强，越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H3c得到验证。
不过，由表4中列(3)可知，数字化转型与适应能力交互项ED_ACV的回归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适应能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促进关系中没有起到明显作用，H3b未得到验证。
3.2.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整体动态能力及其创新能力、吸收能力维度能够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财务绩效”路径的前半段，但是否能调节整条路径并最终影响企业财务绩效，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参考Hayes的研究，使用Bootstrap检验方法分析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是如何被企业整体动态能力和创新能力、吸收能力调节的，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在企业整体动态能力较强时，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影响的间接效应更强，且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在企业整体动态能力较弱时，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较弱。因此，可以认为，企业整体动态能力越强，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企业整体动态能力越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越弱。企业创新能力、吸收能力较强时，其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间接影响显著，但在企业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相对较弱情况下，这种间接效应会有所减弱，同时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因此可知，企业整体动态能力及其创新能力、吸收能力维度都正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财务绩效”这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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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社会责任和动态能力两个方面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正相关。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化资源可以更好地优化和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加快战略资源要素流动，提高资源再配置效率，拓展企业核心竞争力。不仅如此，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改善可以提高经营效率，改变企业信息不对称情况，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有利于企业在创造新产品的获取价值的同时，将技术投入转化为经济价值，从而提高财务绩效。
第二，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带来更好的财务绩效。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数字化转型都是基于企业战略的行动选择。这是一种超越监管和强制性立法最低标准的商业实践的自发方法。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可以更好地满足来自数字化转型多条利益相关者网络链的需求，促使利益相关者为企业创造更多附加价值，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更多地倾听客户意见，努力提高客户满意度。在重建企业与社会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口碑效应也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第三，增强企业动态能力中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可以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从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总体维度上，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表现起正向调节作用。然而，把动态能力划分为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及创新能力3个维度，这3种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是不同的。其中，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而适应能力的调节效应不显著。鉴于该研究对适应能力进行评价涉及研发资金及技术专才等方面的投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是传统产业在我国仍然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并且对研发人员的奖励和培训也相对不够充分。另外，度量适应能力时采取的广告支出指标较难获取数据，多数企业在这方面的数据不全，难以保证测度精确性。相对而言，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比适应能力更重要。企业必须利用临时优势和机会，创造并内化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以改善其财务绩效。
资料来源：《财务管理研究》2024年第10期
组稿制作：谢朝喜
责任编辑：李前
内容审核：李鸿
媒体合作：010-8837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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