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一个不完美的母亲，而我又优秀到哪里呢？｜三明治|三明治|女儿|完美的母亲|小琳|成全|童年|邓丽君

文｜Nicole

编辑｜李梓新

弗洛伊德曾经在《梦的解析》里提到过，能追溯到的最久远的童年记忆是能够伴随并影响着人的一生的。

我闭上眼想了想，最久远的记忆里，我躺在病床上，周围一片白色，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病号服，从窗户里透进来的刺眼的光，还有蒙在父母眼里的，带着一丝暗淡的灰白色。

这可能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吧，又或者是我离生最近的一次，因为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过敏性哮喘，放现在不是什么大病，但放在1980年代，却是个棘手的病，我记得当时炙手可热的女歌手邓丽君就是突发哮喘去世的。

后来大大小小的病，我都记不清了，唯一一次是我在七岁的时候，住院治疗，爸妈把我安顿好，交代我，白天他们要去上班，不能陪我，晚上他们会来看我。

于是我就等啊等，等啊等，等到晚上，等他们下班后一起过来，给我削苹果吃。

医院不允许家长陪夜，晚上他们又必须离开，就又留下我一个人，医院的夜很黑，在孤独和病痛吞没我之前，我自己蒙上了被子，把自己团成一团，然后在与孤独的纠缠中，昏昏睡去。

出院的那一天，我爸却一改往常，绕路带我去了一家烤肉店，给我买了个烤鸡腿。那个年代上海几乎没什么烤肉店，但我至今都完全想不起来那只鸡腿的样子和味道，因为当时的我满心满意的全是疑惑。

为什么带我去买鸡腿？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隔壁床孩子的妈妈偷偷和我爸说，给你女儿买个鸡腿吧，她好像从来没看到过，我儿子吃的时候，她目不转睛地看，太可怜了。

我很生气。

隔壁床的小男孩长得虎头虎脑的，实在很难和生病二字联想在一起，我也不记得他是为什么会和我这样的病秧子住一个病房。

我只记得他妈妈可温柔了，会在他打针的时候安慰他，会给他买各种玩具，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妈妈一直陪着他，从未离开。他妈妈还会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各种好吃的，当喷香喷香的烤鸡腿送到他嘴前时，他还不肯吃，他妈妈就拿着鸡腿，一块一块地，把肉撕下来喂到他的嘴里。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烤鸡腿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看着他玩玩具，我看着他妈妈一口一口喂他吃饭，我看了好久好久。

我爸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买了鸡腿，我还不高兴，或者说没那么高兴。

想破了脑袋，那天都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暂时痊愈的身体，难得放晴的冬日，一只刚出炉的还温热的烤鸡腿，都在那个下午变成了属于我的东西。

怎么了，不高兴？

我低头看了看鲜嫩多汁的烤鸡腿，努力笑了笑，对我爸说，没有，烤鸡腿挺好吃的。

“往下，往下，停！”搬家公司的人在底下发号施令，捆着粗麻绳的五斗橱被缓慢地从二楼降下。我抬头望了望天，阳光很好，我用手挡了挡眼，二楼的那个小阳台，却跳入了我的视线。

旧时空调还没有普及，上海又热，唯一可纳凉的活动，就是晚上把席子搬到阳台，吹着晚风，扇着蒲扇，望着天上的星空点点，然后伴随着睡意的袭来，在夜幕中美美地睡去。

那个小阳台，托举出了我童年的很多个片段，那些被落日余晖斜劈的屋檐，倒映在地上的是我的童年。

汽车轰鸣，人群散去，车斗里装满了家具，我和爷爷奶奶告别，去了浦西。

我并不是很喜欢市区的新房子，一来太小，才13平，真真是蜗居。二来，因为搬家我得去新的幼儿园，需要适应新的环境，三来，没有了爷爷奶奶，双职工的父母无暇对我做到面面俱到，事事细致。

我妈五点半就把我送到幼儿园门口，然后她就要去上班，幼儿园坐落在市区一座大厦里，没有门卫室，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不是每个幼儿园都能获批一块土地用来的做操场的。

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人站在门口等老师来。

冬天太磨人了，我常在门口冻僵。寒意先是从脚心里钻上来，然后慢慢渗透，最后到达全身，我把小手插进口袋，把头缩进脖子里，尽量减少裸露在外的皮肤。但还是敌不过深冬的冷。每吸入一口气，鼻子都感觉生生地疼。

偶尔听见老师之间会窃窃私语：

啧啧，这就是那个大清早就站门口等开门的孩子呀。

可不是嘛，太可怜了，她妈妈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万幸的是，半年以后，我就上小学了。

小学很漂亮，校园里有个巨大的天主教堂，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新朋友又都是我的邻居，很快我们就玩到了一起。

我们在教堂的荫蔽下跳橡皮筋，看见成群的信者带着虔诚的心到教堂里做礼拜时，在心里埋下一颗叫做信仰的种子。

我们在噪杂的教室里谈天说地，聊到好笑的事情时，捧腹大笑，然后在后排男生的“老师来了”的提醒下迅速闭嘴，假装用功。

我们在寒暑假一起结伴串门，在石库门的烟火气里迅速长大。这样的烟火气无形中给了我一种生命力，虽然疾病如影随形，但我还是跌跌撞撞地，用手拨开了荆棘，虽不算茁壮，但也顽强地长大了。

然而一天放学回家后，发现父母早已到家。

13平的屋子太小，小到装不下任何东西，我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父母坐在小桌前，愁云满面，看见我回家了，忙装作没事发生一般，“琳琳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

我小心试探：”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了？”

“没什么事，就回来了。”

晚上，我在阁楼下打地铺，爸妈睡阁楼上，三人无眠，我听见了他们的小声嘀咕。

“要不，试试看做生意吧，我听说很多人都挣了钱。”

“下海？别了，本来就没什么钱，做生意还不知道要搭进去多少。”

“去深圳吧，那边是特区，机会多一点。”

“你去深圳能干吗？”母亲问。

“去找找机会，实在不行，工地上搬砖也行啊。”

“工地”，“搬砖”，我的心立刻绞了起来，父亲就职于国有钟表公司，这才那个年代是多么光鲜的工作，怎么就沦落到要去工地搬砖的地步了。

我翻了个身，假装自己睡得很香。

“我要是去外地，你在家不要和琳琳总是为了学习吵架，晓得了伐？”

“这你不用管，我也是为她好，如果学习不好，她就会和我当初一样，只能进厂做女工。”

父亲叹了口气，再也没说话。

那一晚的夜很黑，伴随着父母熟睡的呼吸声，我做了个决定，学校的读书会我不参加了，因为要额外交50元钱，还有，我在心里默默地把今年的生日礼物改成了——爸爸能继续留在上海。

后来，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模糊了，但我到现在都依旧清晰记得那晚父母的对话。我还记得石库门的烟火气依旧，同学家都慢慢装上了电话，空调。时代的车轮卷起滚滚尘土，好似身边的人都坐上飞速往前行驶的汽车，而我们家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父亲依旧还是去了外地，而失去工作的母亲开始变得更偏执，她要求我每次考试都必须拿优，不然等待我的就是一顿恶语相向。她就像是一只被困住的鸽子，只能扑打着翅膀，朝她以为对的方向去使劲。

现在回忆起来，母亲当时给我的爱，就像是一剂内容复杂的良药，而我却难以消化甚至下咽，或许是因为她一个人站在扬起的尘土里，看不见未来，她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别人能跑100米，她就希望我能跑200米。

这份沉重的爱对当时正站在青春期门口踌躇不敢往前的我无疑是最大的负担，如果说我的母亲站在尘土里，而我则站在迷雾里，世界正在以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渐渐向我展现，但我却被母亲沉甸甸的爱模糊了双眼。

好在，青春它还是来了，因为时间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主观情绪而停滞不前。它如同朝阳一般降临大地，在我的心里铺洒，把一个叫“希望”的种子埋在心灵的土壤里，然后静静地，静静地，等待它开花。

也就是在那时，我爱上了音乐。

“妈，我想学钢琴。”我在初二的第一学期提出这个要求。

母亲以一种不可置信的眼神看我，13平的房子，哪里还能放得下钢琴。更何况在这之前，因为我的牙齿有很大的问题，不得不做矫正，家里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母亲有些责备地说。

“我会好好练的。”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一架钢琴相当于我们家大半年的开销，更别提后面上课的投入，再说，我们家没人有这个天赋，别总是异想天开的。”

母亲淡然的语气后面是强硬的回绝。

彼时的父母，正在为生计发愁，梦想这种事情，就像是远得摘不到的星星，又或是天边飘起的一朵彩云，看看就好，哪能惦记在心里。

我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失望，因为母亲的不理解失望，因为母亲的不了解失望，她不理解的是，梦想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她不了解的是，我是有天赋的。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绝对音准很好，被音乐老师带到录音棚里录音。我到现在还记得唱的是哪首歌：

昨夜我进入梦想，

一辆小马车飞驰到我身旁，

我乘上马车，离开了家，

飞呀，飞呀，马车上了天堂。

我在烧到40度的时候，给一个一直陪着我的医生叔叔唱过这首歌，他说唱得真好。

他打开了我的手掌，开玩笑般得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手相，哎呀，小朋友，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你看你，爱念书，会唱歌，如果能好好养身体，以后一定前途无量。

一个医生，靠看手相治病，荒诞中又透着一股滑稽，我咯咯地笑。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一辆镶着金边的中世纪马车疾驰到我身边。

一个南瓜先生探出头问：“小姑娘，去哪儿！”

这更像是一个感叹句，而不是问句。

”我……我也不知道……“

”上车！“

我毫不犹豫地跳上了车，虽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我却兴奋到难以自已。

初二下半学期，父亲从外地回家，满脸高兴，他掉了很多头发，皮肤更是黝黑地发亮，但眼睛里却有了光，因为这样的光，给了我力量，我在心里做了所有设想和心理斗争，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说："爸，我想学钢琴。"

“好，那我们就去买架钢琴吧。”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喜悦吧，是的，因为我的梦实现了，我童话里的马车把我载到了一个一片花海的地方，但喜悦之外，我又有点愧疚，父亲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却开口要了一份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甚至有点自责，我觉得我不是个懂事的孩子，我这样一个住在石库门里的小女孩，怎么能要的这么多呢。

我在初二下半学期得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一台钢琴。

钢琴到货的那天，在楼下放了好久，因为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把一架这么大这么重的钢琴搬上只有一米宽的小楼梯。

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来搬钢琴的有3个人，他们从早上一直忙到了傍晚。

我到现在仍然记得，负责搬运的工人在使劲的时候那近乎变形的脸和因为过度用力而发抖的身体。

这犹如太阳般滚烫的理想，对底层人的肉身来说，有多沉重和难以企及，而撑满了整座小屋的钢琴，将别的家具都挤到了一边。

初三很快就来了，绕不开的升学问题，猛然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一边学习，一边练琴，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能熟练弹完一首曲子了。

“为什么想学琴。”老师问我。

“因为伤痛缔结成了花，就成了音乐。”我回答。

老师笑笑说：”那你要坚持下去呀。“

但我妈觉得我是自讨苦吃，本来成绩就有点下滑了，还要把不多的时间拿去学音乐，简直不可理喻。

“课余时间，你就不要看那些闲书了，把中考考完再说。”母亲对我说。

我也觉得她不可理喻，对我而言，看闲书不是消遣，是触类旁通。

青春期是最叛逆的时候，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父母陈旧的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冲突就在此时激涨。

我时常在与母亲大吵一架后就夺门而出，在楼下的小花园等我爸回来。我坐在绿化带边上，时而往上看，看好像长在天上的大树，在我头上生长开来。时而低下头，随手捡起一根树枝，百无聊赖的在地上乱划。

母亲根本不在乎我，她也不会来找我，对此我毫不怀疑，我满怀愤懑。

在夜的黑暗绵延到不知多远时，我等到父亲回来，拉着他的手回家。

“我把你的闲书全都扔了。”

“为什么？那里面还有我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都是要还的！”我歇斯底里。

“那也没办法，你和老师解释一下。”母亲嘟囔。

对于看闲书这件事情，我与母亲之间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终于，一场大战蓄势爆发。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地上砸，我听到“乒呤乓啷”的声音，我听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怒吼，哀嚎，绝望，呼救。

但这次我却没有夺门而出，我站在原地，看着母亲。

她也看着我，她的眼里满是不解。

那一刻，我觉得，我恨她。

恨她的不理解，不成全，恨她不自知的傲慢，恨她的所有。

我走上阁楼，用刀在阁楼的墙壁上，刻下了一行字：“我永远恨你。”

然后眼泪开始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啪嗒”“啪嗒”，掉在地上的全是我的伤心。

一年后，我考入了一所重点高中，离开了这个逼仄的小屋，开始住校生活。

后来，我们搬离了这个小屋，小屋租给了一波又一波来市区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过阁楼里的那行字，又会因为这行字浮想出多少个问题。

但我的这个假想里却从来没有母亲，甚至没有我的父亲，看到那一行字的反应。

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已经自动抹去了父母在我成长中的痕迹，又或者是我的一种逃避。

十年后，这个只有13平的小屋被拆了，那片区域被开发成新的地铁，那行字也伴随着时空，不知去向了何处。

我如愿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因为离家较远，我打算住校。

出发前一天，我却犯了难，要带的生活用品不少，我家没有车，怎么一下全送过去。

好在，我有个初中好友，和我考上了同一所学校，她家有车，我们约定一起出发。

出发前一晚的月光很亮，我呆呆望着天空，心里有点忐忑。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

父亲时常往返上海与外地，家里经常就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

母亲独自在厨房里忙，我看着她，发现她的头发白了一半，身体也愈发消瘦，而我却好似多年没见她一般对于她已老去这件事情觉得讶异。

她愣了愣，转过身，对我说：”饭马上好了。“

我赶忙故作镇定，假装不在意地”嗯“了一声。

她湿着的手在围裙上来回擦了擦，我看到了她粗大的指关节。

那一天晚上，她做了5个菜。

“蚊帐和床铺我都给你打包好了，明天我就不陪你一起去了。”

“好。”

“少和喜欢惹事的人交朋友。”

“知道了。”

“有事往家打电话，别总憋着。”

“嗯。”

“我来洗碗吧。”

母亲用手挡了挡我，以示拒绝。

她走到厨房里开始洗洗涮涮，而我的心头，却涌上了一丝愧疚。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有没有一种可能，儿行千里儿也担忧呢，那一刻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我可以想象我离开后，她一个人在家的光景。

她没什么朋友，所以她不会出去跳广场舞和搓麻将。

她除了看电视也什么消遣，在每晚电视里的对白成为了白噪音之后逐渐睡去。

她没什么钱，我离开以后，我几乎可以确定她的一日三餐会对付着吃。

在这个房子里，她会慢慢幻化成一个无声的背景，这个逐渐隐去的背景，会拿支红笔，对照着日历划圈，圈起来的日子，就是我和我爸回家的日子。

出发的日子来了，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在门口了。

我把东西都放进后备箱，我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看着我，转头望了望家的方向，又什么都没有。

我坐上车，再次回头，家的布景快速向我后方移动，直至消失不见。

到了宿舍，和新同学打完招呼，我解开包裹，开始铺床。却看见里面有一件被熨的齐整的衣服，衣服的夹层里有一个信封。

我打开信封，是一行字：

琳琳，恭喜你打开人生新的篇章，妈妈给你买了新裙子，学校有自由着装日，等那天穿。

我愣愣的，把新衣服展开，仔细瞧了瞧，是一件亮橙色的连衣裙。

我笑了笑，又抽了一下鼻子。

我觉得裙子的颜色太土了，却又小心翼翼地按照折痕把它叠了回去，放进衣柜。

那个时候，我确定，在墙角躲着的，默默看着我走的，是我的母亲。

后来就是紧张又多彩的高中生活了，住校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与那个家的联系越来越微弱，到最后，我回家的频率从每周变成了两三周，但在高三那年，我总是喜欢做同一个梦。

在梦里，我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伴随着楼下疾驰的车开过的声音，我看见一轮光晕在楼顶快速移动。

我听见有人在喊我，初三八班小琳同学，快下楼来玩！

我想站起身，却感觉身体被绑住了，我透过窗户看见了楼下下班回家的自行车大军一窝蜂地从十字路口飞驰而过，我听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声音由远至近：住在三楼的李阿姨拎着楼上刘小宝的耳朵说：小赤佬，又到哪里玩去了，身上这么脏，又要“吃生活”了对伐。而刘小宝一边歪着脸，一边”哎哟哟哟哟“地叫。

我听见楼下下象棋的陈大爷一声高呼：“将军，侬个记没戏唱了吧！”

我听见隔壁张阿姨家的狸花猫“喵喵”地叫，它一叫，底下的大黄狗也跟着一起叫，小楼一时热闹地像是市集。

我在眺望，我也看到了我在眺望。

所以我确信，我在做梦。

因为这个梦，我想回家了，是的，那个阁楼里曾经留下一行字的地方，那个放架钢琴都会让别的家具“无处安放”的地方。

于是在一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我回去了。

小屋依旧，只是那些人早已远去。

我就站在原来的十字路口，这一次，我真的在眺望。

曾经的同学都各奔东西，有的人买了新房搬离，有的人去了遥远的远方找生计。

而那栋楼却还在那里，斑驳的外墙像是在一遍遍地诉说着在这里住过的人的故事，它站在那里，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回望自己的往昔。

“都出来了，你想不想顺便去你妈妈长大的地方看看？”父亲问。

“我妈在外白渡桥的老宅？“

“不是，在普陀。”

我从来不知道我妈是在普陀长大的。

就这样，我来到了我母亲小时候住的房子，老房子比我想象中大多了，但仔细想想，外婆一共有8个孩子，一家十口人，住在这么个老宅里，人均面积也不到5平。

我外公是工程师，在当年解决温饱是不难的事情，而母亲又是我外公最偏爱的孩子，偏爱到什么程度呢，外公会经常偷偷只带母亲一个人出去玩，去买糖，买雪糕，然后一起在盛夏的蝉鸣声中放肆地笑。吃完糖，再若无其事地回家，把这个秘密和吃完的糖一样揣进肚子里。

“为什么外公更偏爱妈妈呢。”

“因为你妈妈身体最差，却最聪明。”

“为什么外婆的八个孩子里，就单单妈妈身体不好？”

“因为你妈妈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你外婆不想生她，就自己喝药打胎，谁知道无论如何折腾，都不管用，最后你妈妈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只是胎里不足，生出来体弱。“

后来的事情，我大致都知道了，因为体弱，母亲没有完成高中学业，早早地去了纺织厂工作，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去做最辛苦的印染车间。

因为性格老实，看起来好欺负，经常被人取笑和压榨。别人加班能拿加班工资，她就不行，别人上班喝水不违纪，她就要扣工资，但她在这样的工厂里，工作了20年，她人生的齿轮，卡在这样的地方20年。

那个年代的人，都如浮萍般的漂泊在时代的洪流里，没有多少自由意愿，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希望映射在我身上，希望我能在湍急的溪流里做一颗磐石，不会随波逐流，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这一切，都投射在一个东西里：学历。

我走下老宅的楼梯，墙壁上斑斑驳驳全是生活的痕迹，有一条老旧的电线，电线连接着一个早已生锈的钨丝灯泡，我不知道它给多少住户照亮了不远的前路。我走下楼梯，”吱呀“的木板声好似一个在咳嗽的老者。

我在那一刻才知道，我早期的命运与母亲原来如此相似，一样的体弱，一样成长于这样的老宅里，然而这一切对于我母亲来说，却是万万不可的，曾经的她在生活的急流里撞的头破血流，怎么能让我去这样活着呢。她希望我去拼，希望我能走出这样幽远的弄堂，能有机会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我与父亲走出老宅后，天已经晴了。

我在与母亲彻底和解已是多年以后，我自己成为母亲。

“不许哭！”我很生气。

女儿小小地，躲在墙角，脸上两行泪，鼻子抽抽嗒嗒，一边用手抹脸，一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为什么……不让我……哭。”

我刚要开口，母亲就走进房，一把抱起女儿往外走：“熙熙不哭，外婆抱抱。”

我更生气了，家里的气压很低。

都说家长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意志坚定，情绪冷静，但是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我教育孩子，我很难做到冷静。

我想上前把孩子夺下来，母亲不让。眼见一场家庭大战就要一触即发。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对我的，你不知道吗？”我转而开始质问她。

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我还暗自在心里为我的明智喝彩起来。

我以为这个说法会让母亲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谁知母亲却说：“你小时候是你小时候，和现在不一样。”

“凭什么不一样？”我变得气急败坏起来。我和我的女儿，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在你小时候我做错了，所以我不能再让这样的错误发生在熙熙身上。”

她认错了，她居然认错了。

其实在这之前，她有认过错，但都是在我挨打之后，对我表示一下关心，但她就是这样说说，而我就是那样听听，生活继续，该怎样还是怎样。

时隔多年，在一个第三者——我的女儿的参与下，在这样的场景里，她向我认了错。

她是认真的，没错，她一定是认真的，她的眼神坚定，语气昂然，伫立着看向我。

如果不是在家里，我甚至会以为她是在正式场合里和我谈判，为求达到一个她认为正当合理的诉求。

我呆呆地，有点不知所措，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又弹了回来一般，我直直地站着。

“孩子有自己的生长时机，不能对孩子太过严厉，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母亲说。

这话说在她认错以后，居然显得一点都不违和。

她在虎妈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就选择成为了一个严苛的母亲，却在成为外婆以后成为了猫外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女儿挣扎着从她怀里下来，一路小跑过来，抱着我的腿说：“妈妈，你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

她真的错了吗？

她错了，她在三天前就答应背乘法口诀表，但拖到现在都没背。但我不让她哭就有用了吗，或者说，她在做错事情以后，连表达情绪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我知道我错了。

我抱了抱女儿，和她说，暑假马上就结束了，再不背乘法口诀表就来不及了，要抓紧时间。

女儿眼睛挂着泪珠，朝我点点头。

我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复刻了我母亲，一样的在同样的时期对孩子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一样的对负面情绪没有足够的掌控力，一样的对周围的环境敏感，容易被影响。

我不知道母亲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做错了的，是看到了我在阁楼里藏着的那一行字吗？还是她也看到了那个手心冒汗，战战兢兢提出要买钢琴的无所适从的我。原来我所有的难过，拘束，羞耻和自我怀疑，都被她看到了，是啊，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她是我的母亲呀。

原来我与和母亲之间牵着的绳子从未断过，我们互相看不到对方，但我轻轻抖动绳子的一头，她在另一头，攥紧绳子的手也能跟着微微震动起来。这个绳子在我还是个胎儿的时候，可能是一根脐带，在我成长起来了以后，是母女情谊。

她只是一个不完美的母亲而已，而我又优秀到哪里去呢。

到头来，我也正在以世俗般的"成功“去定义我的孩子。而却忽略了她身上闪闪发光的，如同金子般的特质。

我看过一部美国小成本电影叫《鲨滩》，女主是医学生，因为母亲因病去世而开始怀疑一种叫”意义”的东西，她休学来到母亲生前喜欢的沙滩冲浪，而后遇到鲨鱼，鲨鱼非同一般，因为人类曾经伤害过它，所以它对人类恨之入骨。女主一人被困沙滩，在尝试一次次自救的时候，她忽然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她说：“i am going to fight."就像她的母亲生前与病魔斗争一样去fight。

这种对生活不低头的架势，我却从我十岁女儿身上找到了。

她永远为自己而活，当生活给她重拳的时候，她会攥紧自己的拳头再给生活以相同力量的回击。

她对生活中遭受到的嘲讽，鄙夷完全不在意，如果有人嘲笑她的衣服不好看，她会笑笑说，可是我喜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她是松弛的，不紧张的，不羞耻的，你看，她可以很轻松得向我道歉，而我小时候，却觉得“对不起”是难以启齿的。

我所有的自卑，拧巴，都不曾出现在我女儿身上，因为她无论何时都有着一种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不止是对于“应该如何生活”的解释，也帮她抚平了茫然，更透露一股洒脱和坦然。

这样的正义感，足以托举出一个自洽的人生。

而自洽，是一种超脱的精神体验，是一种无论如何，都从心里溢出的不懊悔，和平与喜悦。

而我的母亲，却在我之前先意识到，这才是作为长辈，需要小心保护的弥足珍贵的东西。

我女儿有时会说，我不喜欢妈妈，我更喜欢妈妈的妈妈——外婆。

是的，她喜欢我小时候，曾经不怎么喜欢的那个人。

你看，我也成为了那个不被自己女儿特别喜欢的那个人。

“外婆来啦！”每次母亲来我家，女儿都会一路跳着到门口，迎着我母亲。这样的喜悦能点燃她一整天的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