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回访｜李耀：持续构建更系统的“深圳艺术档案”|当代艺术|深圳市|深圳艺术档案|策展人

深圳青年艺术周，走入第十个年头啦！第十届青年周启幕在即，我们先邀请前九届的参展艺术家、策展人、项目发起人进行回访，以《深圳青年艺术周》为切口，将艺术生态和艺术创作作为探讨重点，聊聊深圳当代艺术近十年的文化脉络。

2023第九届深圳青年艺术周“否极泰来”主展览策展人。

李耀，策展人、艺评人，商业地产与艺术业态融合的实践者。曾策划与主持过的展览与公共项目有:“时光机”“为何关闭黄边站?”“投石问路”“艺术公园”“机构生产:广州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像钻石一样闪耀”“继续生活”“啁啾:艺术扎营2019深圳(坪山)公共艺术季”“万家灯火——深圳大万世居当代艺术邀请展”“章回:李明昌香港个展”“返归种番薯：刘声香港个展”和“乌托邦与当代艺术的参与性”“鳌湖艺术微论坛:从大芬村、双年展到博览会时代的深圳艺术发生学”及“当代症候与法律实践”等百余场艺术沙龙、论坛及展览活动。

回访视频

李耀是两个月回访拍摄的最后一位受访者。无论从学问的渊博度、表述的准度和思辨的深度上，还是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如数家珍和热心提携，我认为，在这个时代都是很难得的。面对逻辑思维缜密、学术体系庞大的交谈者，Hans Ulrich Obrist曾写过：“策展史是口述史，以被讲述的故事的形式存在。”“如果你坐下来一遍又一遍地跟某人交谈，就会有故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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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传统的地缘性，放在今天的深圳，很多时候它是无效的，或者是存疑的。‍‍‍‍

能否先从2012年黄边站谈起，作为广东时代美术馆下属的一个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李耀（简称L)：在黄边站的工作和实践对我个人来讲，是挺重要的一段经验。虽然这个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支持下，由黄小鹏、徐坦两位老师共同发起的机构几经改组，我作为第一届的研究员，后来又成为机构的执行助理，协助两位老师统筹安排项目实验室和日常工作讨论。整个下来的几年时间，虽然机构的经济条件非常没有保障，但是那段经历，在专业拓展的自由度上，打开了一个面向现实矛盾的充满张力与尖锐度的实践状态，也真正得到了一个自我表达、自由成长的机会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

它促成了很多想法，一些想象力和行动力的发生与落地。对于社会语境、行动美学及公共议题的思考和转化等，成了我们话语实践和策划实验的孵化器。那几年其实很理想化，虽然是以广州白云区黄边站作为很小的一个物理载体，但是专业的链接，跟亚洲、欧美国际上发生的当代艺术的思潮，有高度的同频共时性。在精神上过了一段很饱满的时间。

这些年持续关注的艺术家，或艺术类型。

L：如果单纯从个人趣味的角度来讲，我长期合作的一些艺术家，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胡尹萍、胡向前、银坎保、刘声，他们都是有深度的社会田野能力的。这个社会田野能力，除了去身体力行，需要在角色的超越和穿越上，具体的深入对象，找到自己表达的艺术语言，个人风格上是可以持续去深挖的。他们有很强的个人美学，而且还在持续推进。这些都是我持续关注的艺术家，也是当代艺术语境里很好的观察对象。

最近我也在关注关乎当代性和全球化话题的很多艺术家，像蔡国强蔡老师，我觉得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注的很多问题仍是今天我们需要去回应的。无论是他做的“有蘑菇云的世代”“给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还是“天梯”和AI系列，都是站在一个很大的视野上去看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在人类的技术能力已经足以摧毁文明世界的情况下，再去思考艺术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议题，找到未来的方向并重建秩序是很重要的。

目前深圳和上海双城工作，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区别？

李耀（简称L)：在文明的发展程度、和艺术的规模上来讲，其实区别非常大。

上海有自带深度而完整的现代社会积淀，有无数的协会、学院、大学和文艺社群，在丰富度，在艺术团体的活跃度上远远的高于深圳。

最近一年不断的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我觉得可以互动的机会非常多。事实上，不断的有一些上海的社群、艺术家到深圳来做展览，我也参与了一些深圳艺术家，包括新锐的青年艺术家到上海做的项目和交流，这是挺好的现象。

您怎么看待“深二代”艺术家？

L：我对这个群体有很高的期待。作为深圳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承载，或者是一个力量，事实上，深圳的未来相当大的潜力，需要等到他们深度的自我实现之后。对于新移民的群体，深圳真的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地方。深圳的包容既在于说，对我们这些新移民的包容，也在于，它让很多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的二代，最终会回归，会在这个地方去实现他的主体性抱负，去实现他的趣味与表达。

而且，他们群体庞大，无论从知识、价值观和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和操作执行能力来讲，都是很强的。他们是彻底全球化的一代。因为只有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城市，才是深圳的机会和未来。所以我觉得等到他们充分长成的时候，充分的自我实现的时候，会有机会看到一个更好的深圳。

传统的地缘性，放在今天的深圳来讲，很多时候是无效的，或者说它的有效性至少是存疑的。今天我们知道有京派、海派、岭南画派，国外还有纽约画派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深圳画派”，未来有没可能诞生深圳画派？我们还没有办法给深圳这个地方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一个很具体的命名。如果说再有那么两三代人，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深圳的某些特性，能够形成带有某种深圳地域性的东西。这个地域性，同时又是高度流动的，就是去地域化的，这听起来像个悖论，但又是合理的，可以成立的。

可能有的人，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二三十年，这个地方已经构成了他们大部分的人生，他的感情和记忆。当他们用一套非常全球化的、当代的技术美学，回到这里工作，再去创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为这里的历史不断地增加它的分量，和情感与认同的浓度，它也最终会变成一个可以输出的地方。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青年艺术，但如果站在一个行业/领域的全盘视野来看，在今天，深圳总体的艺术资源/艺术档案仍然相对欠缺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不断去补充80、90和00年代的资料，去构成更系统的“深圳艺术档案”。我曾经在自己策划的论坛上梳理过相关的议题，像打边炉这样立足地方，独立发声的媒体，也在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如果把正在实践中的这些深二代艺术家群体的青年档案有效融入，我们就能找到并且建立自己的参照系统。

聊聊您策划的第九届青年艺术周《否极泰来》主题展。

L：作为去年第九届青年艺术周，我提出了“否极泰来”这个命题。因为对我个人来讲，策展命题必须回应当下的迫切议题，必须回应这个时间段里，更大的社会情境。

2023年最大的背景，就是大家从三年疫情的特殊状态中走出来。“否极泰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我们怎么样走向后疫情时代，或者说走出疫情，重新找到一种动力。通过艺术的表达，触发深度的生命体验，进而联结承受疫病痛苦的个体。因为艺术是有很强的表达和干预性的，希望经由艺术的实践和表达，去找到某种自我修复乃至公众共情的载体。

所以其实当时策划“否极泰来”，也没有说，参展作品必须得建立跟深圳的强联系，它事实上还是一个更大的、跟时代的关系。我也邀请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把他们对于今天技术层面的城市公共生活的反馈，通过他们的语言传递出来。我觉得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需要通过这些不同个体的创作，去找到一个渠道或者方式，既是我对自己的呼唤，也是我给这个行业或者说整个社会，喊出来的一句话：否极泰来！

我觉得我们需要重建和确证一种共情力，在这种共情力的基础上去行动，去度过这么一个特殊的状态，最终共同去消化掉过去甚至仍在遭受的种种不堪，走向更开阔的感知、未知和预期状态。

对于青年艺术周未来的建议。

李耀（简称L)：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效、有活力的青年平台，它的第一意义，首先是能够继续坚持面对现实坚持进化，这是第一位的。假设一个最不济的状态，它能够把这些档案有效地去保存好，那其实就已经是一笔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