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与当选总统特朗普会面，“握手言和”的同时，那边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应当成为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首要优先”。
他还煞有介事地强调说，从战略角度来看，中美竞争将决定未来30年的全球地缘格局。
而在拜登政府眼中，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无非是中美竞争、伊朗问题，还有俄乌冲突这三个，分别涉及中国、伊朗、俄罗斯这三个国家，而在三者当中，中国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大挑战”，而伊朗是“更直接的威胁”，至于俄罗斯，则是对欧洲构成了“安全威胁”。
所以拜登政府希望，特朗普在新的4年任期里，必须对这几个问题提高重视，具有“长期视野”，并拿出一个“综合性”的战略解决方案。当然，优先级最高的，还是所谓的“中美战略竞争”。
看起来，这就是拜登政府在过渡期间，根据自己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留给特朗普的建议了。无非就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不是拜登、特朗普这几届任期的事，而是应该超越党派分歧。
而沙利文提到的中美竞争将决定未来30年的全球地缘格局这句话，甚至可以上升到，这场竞争的结果和中美两国未来30年的国运息息相关。
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还特意提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基础”，对于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只不过考虑到民主党不光输了众议院，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也没能保住，在中期选举到来前，民主党恐怕没有什么和特朗普讨价还价的资本。
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要面子的特朗普，既然做出了“团结美国”的承诺，至少还能给民主党留点体面，而不是真的把对方视为比中俄更危险的“内部敌人”。
实际上，特朗普新任期的外交政策该怎么做，并不需要沙利文特意去提醒什么，他主持发布会，不过是为结局已经注定的拜登政府，再次走一次过场，强调一下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又一次渲染“中美竞争”而已。
本来“中美竞争”这个概念，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发扬光大”起来的，拜登后来提出的“战略竞争”，也不过是在特朗普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而且我们看特朗普拟定的内阁人选，从国家安全顾问再到国防部长，对华鹰派色彩一个比一个强烈，更不要说已经被他正式提名为国务卿的反华政客卢比奥，此人至今还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
只是特朗普一贯标榜自己对中国强硬，显然不可能顾虑制裁因素，就不提名卢比奥。在特朗普竞选时，卢比奥也算是忙前忙后，尽心尽力，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特朗普也不会亏待他。
实际上，要不是卢比奥和特朗普都出身于佛罗里达州，他甚至还有机会争一争副总统的位置。
虽然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眼中，卢比奥这个人也只有在反华上能和他们有一些共同语言，但其意识形态的底色，既谈不上“美国优先”，也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不怎么沾边。
但特朗普把他推上国务卿的位置，既有“论功行赏”的成分，也是看中了卢比奥对他的忠诚，而此人对中国极端的鹰派色彩，虽然不失为一个加分项，不过想要在特朗普的幕僚中脱颖而出，对华强硬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由此可见，特朗普的新班底，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大概率会打着“竞争”的旗号，推出更多的极限施压政策。
此外，如果我们回顾特朗普与拜登这次在白宫接近两小时的会谈，不难发现对话氛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融洽，双方都摆出了“握手言和”的姿态。
毕竟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是过去式，拜登更是早早退选，两人之间早就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第一轮总统电视辩论的火药味，更加不会保留到现在。
在会谈时，拜登一方面对这个老对手重返白宫表示欢迎，承诺会利用好任期的最后两个月，与新政府进行和平交接；此外也就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
如果抛开总统竞选的功利目的，两人在对华强硬方面还是有共识的，尽管对于各自的具体做法保留意见，但整体方向是一致的，这恰恰就是沙利文口中的，所谓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党基础”。
另外，按照沙利文的说法，拜登还向特朗普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在过渡期间，中美关系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清晰和可预测性。
换句话说，在拜登任期的最后这段时间，中美关系更不能生乱，更何况，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非正式会议，拜登与中方或许还有一场会谈。
至于拜登任期结束后，特朗普那边怎么折腾，那又另当别论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民主党肯定不会放过发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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