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竟然印过纸币？|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孔祥熙|民国|纸币

你还不知道吧？除了出版之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还印制过纸币。

实际上，近代中国纸币印制方有国营印钞厂、华商自办印厂、国外钞票公司等，其中华商自办印厂又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印厂为大宗，其不仅承印了最早的国家银行纸币，更在战争时期一度承担了大部分的纸币印制。

因此，近代出版机构是研究近代纸币难以避开的主体。

文、图｜任双伟

大清银行

1906年四月，大清银行委托商务印书馆印造纸币，十月，印成银两票、银元票若干，银元票只印了1元、5元、10元，是大清银行的主要钞票。

1908年大清银行兑换券壹圆、伍圆、拾圆（商务印书馆印制）

交通银行

银两券：

第一版为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上海交行向商务印书馆订印，当年发行。此版纸币有1两、5两、10两、50两四种。今已不见实物。第二版面额有11种，由京华印书局印制。

银元券：

1909年在发行第一版银两券的同时，交行又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第1版大、小银元券。大银元券面额为1元、5元、10元3种，小银元券有5角、10角、50角、100角4种。第二版由京华书局印制，第三版由德华印书馆印制，第四版开始多由国外钞票公司印制。

铜元券：

交行铜元券始发于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制，有20枚、30枚、50枚、100枚、500枚、1000枚6种。1914年，交行向商务印书馆订印第2版铜元券，有100枚、200枚、500枚和1000枚4种。

法币及金圆券：

1941年，商务印书馆印制5元法币券；1941年，大东书局印制10元法币券；1942年，交行发行由大东书局印制的50元、100元两种。

中国银行

银元券、国币券、法币券：

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南京券，面额为1元、5元。1941年，商务印书馆印制5元岱庙券。1941年由大东书局印制10元孙中山头像券。1942年，由大东书局印制50元火车券。

辅币券：

1940年，由大东书局印制无地名辅币券，面值为1角、2角。

中央银行

银元券：

1931年，中华书局印制银元辅币券1角、2角、2角5分、5角。1949年，中华书局印制银元辅币券、银元券5分、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100元。

法币券：

1936年，中华书局印制法币1元、5元、10元。1940年，中华书局印制法币1角、2角、10元、50元。1941年，中华书局印制法币2元、5元。1945年，大东书局印制法币200元、1000元、2000元、2500元。1947年，中华书局印刷法币5000元、10000元。

流通券：

1947年，中华书局印制东北九省流通券1000元。

关金券：

1947年，大东书局印制关金券2000元。1947年，中华书局印制关金券1000元、2000元、2500元、5000元。1948年，中华书局印制关金券5000元、25000元、50000元。

金圆券：

1948年，中华书局印制金圆券20元、50元、100元。1949年，中华书局印制金圆券500元、1000元、5000元、1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

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

1935年，中华书局印制四川兑换券1元、5元、10元。1935年，中华书局印制铜元券10枚、20枚、50枚。1938年，中华书局印制国币辅币券1角、2角、2角5分、5角。

中国农民银行

大部分由国外钞票公司印制，由国内出版单位印制的有：1933年，武汉印书馆印制无年份辅币券2角、5角。1942年，大东书局印制主币券50元。

1948年中央银行关金券伍万元（中华书局印制）

首先是印刷技术。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承印纸币和有价证券的民营股份厂家之一。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企金港堂合资，印刷技术取得飞跃式进步。中华书局的有价证券印制起于创始人陆费逵引进平版及凹版机器，以及雕刻家沈逢吉、赵俊的坐镇，1916年中华书局引进世界最大照相机，“民六危机”后承揽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宗印刷业务，有了更充分的印刷实践。1933年中华书局趁商务印书馆遭“一·二八”事变，减缩业务，乘势在香港设置年产达五万令纸的新式印钞设备，1935年中华书局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德制大电机（大凹版印钞机），书局的纸币印制逐渐超越商务印书馆。

用纸方面，民国纸币主要用道林纸、证券纸、水印纸等，水印纸制作难度较大。中华书局掌握该技术，多用于法币印刷。

油墨方面，明末清初，无机合成颜料已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1906年，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已经引入有机合成颜料，与西方油墨水平基本一致。出版机构的油墨水平基于出版物印刷需要，后自然用于纸币印刷。

除印刷、纸张、油墨等客观条件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设计排版能力和文化底蕴也是其承印纸币的重要原因。

1945年中央银行壹仟元（大东书局版）

其次是政商关系。商务印书馆得以承印纸币，源于张元济的维新派背景。1905年商务印书馆接盘官书局，将官书局对外承印的印刷业务全部接下，得以承印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的纸币。兴业银行的叶景葵是商务和兴业的股东，商务印书馆得以承印兴业银行纸币。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是中华书局董事及首席董事长。与孔祥熙的关系，是中华书局得以承印中央银行各类纸币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民族企业。鸦片战争以来，对于外商银行在华发行纸币之举，当时的有识之士如郑观应等早就提出应予取缔，并自办银行自发钞票的主张，“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华商自办”是中华书局的资本底色，也是中华书局在民国初年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出版份额的重要口号。华商自办、民族企业是近代出版企业得以承印国家银行纸币的重要基础。

最后是跨区域布局。受商务印书馆“一·二八”事变影响，中华书局开始在香港布局印刷业务，1936年至1941年间，中华书局所承接的中央银钞票均由香港厂房负责，共涉及21批，营业额2800万元。中华书局的跨区域布局，在“二战”、太平洋战争英美钞票难以运入中国的背景下，有力地保证了抗战时期的货币发行。

编辑丨丁晨

校对丨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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