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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就一直试图插手台湾问题。
对此，邓小平早就指出：关于台湾问题，美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二战结束后，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然而1949年，国民政府迁移至台湾，又导致了两岸的分离。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国内的重建需求紧迫。
中央把重心放在了经济复苏、国力增强及国家的安全保障上，没有急于采取军事手段收复台湾。
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为了远东的战略利益，美国调整了他们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目的就是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
美国政府还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决定“保护”台湾。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新生政权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尚未成熟。
而且，当时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也还没有足够的跨海作战实力。
因此，大陆方面作出了暂时搁置攻打台湾的决定。
这并非示弱，而是基于对国情的长远规划与战略判断。
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演变，两岸关系也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
尽管美国等外部势力频繁地试图介入干预，但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力量干涉。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一直试图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尽显其外交策略中的冷战思维。
与此同时，又积极扶持、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长期介入，无疑加剧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台湾问题，也因此成为了阻碍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
随后，《联合公报》横空出世，尼克松主义取代杜鲁门主义，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
两国长达二十余年的敌对历史终于结束，这对全球国际关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次年2月，中美双方商定互设联络处，旨在增进交往与合作。
然而自此之后，两国关系的进展仍然缓慢。
一方面是中国正步入十年动荡尾声；
另一方面，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卸任，美国政局不稳。
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将美苏关系视为重中之重。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然而到了1978年，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显著增强，对美国的海外利益构成了严峻威胁。
美国因此在战略层面更加倚重中国，于是调整了对华政策。
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渐开，美国经济对中国庞大市场的渴求愈发迫切。
在美国民众及友好人士的推动下，卡特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个中国”原则是基础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
从1973年介入并逐渐接替周总理主持中美谈判，邓小平就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两国为了促进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均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台湾问题，始终是横亘在前的最大障碍。
在1972年的《联合公报》中，美国以正式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原稿使用的是“承认”一词。
而美方坚持的英文表述为“acknowledge”，即“认知”。
这在后来成为了美方试图模糊立场的借口，他们声称：“认知”不等同于“承认”。
到了1975年5月，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会上，重申了对“盟友”的承诺，并特别提及了台湾。
美国依据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试图效仿日本模式来建立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同时，要求中方在撤军的同时，发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
美国的意图昭然若揭，旨在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
1974年11月，邓小平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会晤。
针对美国坚持的“两个中国”立场，邓小平直接表示：“美方所谓的‘日本方式’，是变相的‘一中一台’，这是中方无法接受的。”
同年12月，在与另一批美国访客交谈时，邓小平再次重申：“无论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还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论调，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法妥协的。”
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上开始寻求合作。
这促使双方加快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步伐。
1975年6月，邓小平在与美国访客的会谈中，又一次坚决亮明了中方的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若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撤出军队、废除相关条约、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其他途径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
1978年5月，邓小平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面中重申：美国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是中美建交的先决条件。
经过多轮艰苦谈判，美国最终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建交核心要求。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军。
建交后的摩擦
建交以来，中美之间的摩擦也多源于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
事实证明，当美国坚守这一原则时，两国关系便发展顺畅；
反之，则摩擦频发。
为维护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一直试图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他们希望中国能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以此作为阻碍中国统一进程的筹码。
1979年4月，卡特总统签署了备受争议的《与台湾关系法》。
该法案声明，台湾的前途应以和平方式决定，这是中美建交的前提。
任何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尝试，都将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引起美国的深切关注。
同时，美国还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以确保其有能力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民众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武力行为或其他强制手段。
该法案公然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立场无疑与中美建交时，双方共同恪守的基本原则，以及美国方面的明确承诺背道而驰。
这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对于《与台湾关系法》，邓小平表达了坚决的反对立场。
无论是会见以弗兰克·丘奇为首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还是在其他一系列外交场合，邓小平都明确指出：
“中美两国关系得以正常化，其根本就在于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令中国深感不满……这一法案实质上是在动摇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希望美国朋友能正视这一问题，此类行为必须停止。”
1978年末，中美建交谈判进入了关键时期。
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提交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并作出重要批示：“需清晰表明：美方可以表达和平解决的意愿，同时，我方也应以相同方式声明，台湾何时、以何种方式回归祖国，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
中美建交一年后，美国在对台出售军事武器方面，又有了新的动作。
特别是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FX中程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
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最终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联合发表了《八一七公报》。
美国在该公报中承诺，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并在一定期限内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美国也承认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彻底解决对台军售问题的立场。
而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基于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美国必须最终全面停止对台军售。
“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始终秉持着，以和平手段实现祖国统一的理念。
但与此同时他也坚决表明：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若和平途径无法实现，将诉诸武力以解决国家统一大业。
1983年3月30日，面对小托马斯·奥尼尔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邓小平再次强调：
“《与台湾关系法》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倾向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最终选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国无权干涉。”
同年9月，邓小平在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会晤时，又直接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中美关系的主要绊脚石将被移除，这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大有裨益……我们倾向于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但若和平途径不可行，武力将也是一种方案。”
此番话语背后的深意不言而喻。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插手中国内政，这将有助于消除中美关系的障碍。
否则，台湾问题可能演变成中美关系的火药桶。
一旦中国不得不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那么美国也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中国一直将实现祖国统一，视为崇高的使命。
邓小平曾有言：“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深切期盼，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既怀揣着和平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愿景，渴望让两岸血脉相连的亲人重聚；
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台湾的现实状况。
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与对台政策的探索中，他逐步构思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早在中美建交谈判之际，邓小平便明确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情况，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保持不变，但关键要达成统一。”
在这一表述中，实际就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
1984年，在与美国友人交流时，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构想。
实现统一之后，台湾可以继续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而大陆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并行不悖。
至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基本理念已日趋成熟。
在实践中，“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在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国家发展的红利，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这一成功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和正确性。
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既能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又能充分兼顾包括台湾在内的各方利益。
1984年，邓小平在与缅甸总统吴山友的会谈中指出：中美关系的重要症结在于台湾问题，若处理失当，可能引发两国间的紧张冲突。
而“一国两制”，就为此难题提供了有效解法。
不仅能助力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也与美国期望的和平解决方式相契合。
如果台湾问题能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都是有益的。
但正如邓小平，曾提到过的一个形象比喻：
“解决台湾问题，好比我们有两只手，两种方式都需准备。我们更倾向用右手，即和平方式，且会加大力度去争取。但若和平无望，左手——军事手段，也必须用起来。这一点，我们没有商量的余地。要说‘灵活’，那就是我们可以耐心等待。”
参考文献
蒋永清《邓小平殚精竭虑解决台湾问题》
黎昕《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中国梦》
卢丹、崔贵斌《邓小平“一国两制”宪政思想之于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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