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央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阎揆要参加了授衔,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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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揆要

阎揆要担当的职务是副兵团级,符合中将标准。不过授衔仪式刚刚结束,阎揆要的老战友就纷纷找到他,鼓动说:“你应该是上将,评衔的同志搞错了,你去找彭总说说。”

按常理说,阎揆要授中将,是根据职务确定的,为什么老战友们为他抱不平呢?原因在于,阎揆要资历非常老,毕业于黄埔一期,指挥过重要起义,还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

要知道,在其他野战军中,二野参谋长李达、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四野参谋长萧克都是上将。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节、三野参谋长张震,资历远不如阎揆要,也是中将。可偏偏西北野战军的两任参谋长,张文舟是少将,阎揆要也只是中将。

更离奇的是,阎揆要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比他的老上级彭德怀资历还高,为什么只是中将呢?问题就出在他的党龄上,按一野老战友们的话说,“评衔的同志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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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考入黄埔一期

1904年,阎揆要出生在陕西佳县的一个偏远农村。佳县位于陕北,土地贫瘠,一片沙地。可阎揆要家里并不贫穷,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在乡里办起了学校。阎揆要的父亲也继承家业,在县里办学,还是早期同盟会的会员。

阎揆要出身书香门第,又是革命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立下了报效国家的远大志愿。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阎揆要考入榆林中学,开始耳濡目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4年,阎揆要中学毕业,准备去北平寻找革命真理。不过父亲又是长期办学,家里早已入不敷出。后来,是父亲找乡邻们借了50大洋, 给他凑够了路费,才让他去了北平。

阎揆要本来是要考大学的,但他偶然听说黄埔军校正在招生,便决定弃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从北平到广州一路山高路远,等阎揆要赶到广州,却错过了黄埔的考试。怎么办?阎揆要想到了陕西老乡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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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地位高、面子大。他得知阎揆要想考黄埔,也有意拉拢这位小老乡,于是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推荐信。一同被推荐的,还有徐向前、杜聿明等人。就这样,阎揆要的申请得到批准,进入黄埔一期学习。

黄埔一期人才济济,阎揆要并不是很出名。但他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又参加了东征讨饭陈炯明的战役,很快脱颖而出。1925年底,北伐战争尚未打响,阎揆要就被国民党委以重任,到北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副团长。

阎揆要初来乍到,准备大干一场,可现实却让他无比失望。骑兵团的团长没有一点才干,还带头抽大烟,搞得整支部队乌烟瘴气。难道这就是向往的部队?阎揆要不能接受,离开北平,回家乡榆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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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彭总资历高,打入敌人内部工作

1926年,阎揆要回到家乡榆林,在共产党员呼延震东的安排下进入“榆林王”井岳秀的部队,深入敌营开展兵云工作,策划武装起义。

在军阀的队伍里,阎揆要与陕北中共早期领导人谢子长成了朋友。经谢子长介绍,阎揆要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后来成为阎揆要首长的彭德怀元帅,还在湘军当当营长。从入党时间看,阎揆要比彭总的资历还高。

1927年10月,阎揆要与谢子长等人联手发动“清涧起义”,打响了陕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清涧起义虽不如三大起义那么有名,但也在各大起义中享有崇高地位,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到来,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成立点燃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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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

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被整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这支部队,日后形成了陕北红军。

1928年,这支游击队遭到敌人围攻,部队损失惨重,只有十余人突围成功。阎揆要找到组织后,被安排在杨虎城的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阎揆要是黄埔一期出身,深得杨虎城重用,担任西北军47军教导队队长。后来,阎揆要出任特务2团团长。

阎揆要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高,做革命工作也越来越方便。他牢记组织的嘱托,秘密发展党员,在敌人内部搭设电台,传递情报。陕北红军屡屡在与西北军的交锋中胜出,阎揆要当记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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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5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

担任一野参谋长,彭总得力助手

在西北军当团长时,阎揆要立功无数,也因为一场误会差点被打死。

1934年底,红25军经长征进入陕南。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为敌,派出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与红25军接洽,试图化干戈为玉帛,至少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张汉民与阎揆要一样,都是潜伏在西北军的地下党员。接到杨虎城命令后,张汉民立即与红25军接洽,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程子华、徐海东等红25军领导人初来乍到,根本无法核实张汉民的身份。

阎揆要在张汉民手下当团长,他心急如焚,又派通讯员联系红25军,并带去了蒋介石要求西北军剿灭红军的命令,以表诚意。然而通讯员迟迟不归,阎揆要只好提醒张汉民注意,改变行动计划。

张汉民天真地以为,他与红25军的误会打消,继续行军。结果在九间房一带,警备3旅遭到红军伏击,部队死伤千余人,张汉民也死了。阎揆要有所防备,堪堪逃过一劫。

1936年西安事变,阎揆要奉杨虎城之命在蒲城一带驻守,阻止国民党中央军,为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谈判成功后,阎揆要找到周恩来,请求回归部队,周恩来认为他继续潜伏很有必要,没有答应他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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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打响后,阎揆要率部参加了忻口会战。战役中,阎揆要所部付出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坚守阵地14天,立下战功。

1938年,阎揆要的申请终于得到通过,回八路军工作。抗战胜利后,阎揆要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局长,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他又参加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归贺龙指挥。

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后,阎揆要任西野4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奉命掩护中央机关撤出延安。4纵行军途中,阎揆要指挥部队以弱胜强,消灭国军胡宗南部5200人,打出赫赫威名。一年之后,阎揆要接替张文舟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协助彭总工作。

1949年初,第一野战军成立,阎揆要仍任参谋长。在解放西北战役中,阎揆要屡屡献策,立功无数。兰州战役,一野9天内连下16座县城,阎揆要协助彭总指挥战役,展现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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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算12年党龄,仅授中将

1952年,阎揆要调北京工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

阎揆要这次调动,是毛主席亲自点名的,看中的正是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不过在一开始,彭总并不同意放人,说:“我们合作多年,互帮互助,西北离不开他。”

毛主席又准备调动张宗逊,彭总也舍不得。彭总权衡后,只好“忍痛割爱”,放阎揆要去了北京。

阎揆要刚到北京,军衔评定工作就展开了。最终他被认定为副兵团级干部,授中将军衔。对于这一授衔,一野的老战友们纷纷表达不满,说阎揆要的军衔低了,应该授上将。

的确,阎揆要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又是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是野战军参谋长,军衔不应该比刘亚楼、陈士榘等人低。那么问题来了,他因为什么原因被低授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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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揆要等人

问题就出在他的党龄上。总干部评定军衔时,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将阎揆要的入党时间确定在1938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阎揆要不仅被少算12年党龄,还莫名其妙成了“38式干部”,与大多数开国将军拉开了差距。

阎揆要的前任参谋长张文舟,则是因为在西府战役中表现不佳,遭到降职。1949年一野成立后,张文舟只是担任2兵团参谋长,以正军级的职务授开国少将。

1955年授衔结束后,总干部部长罗荣桓了解到阎揆要的情况,当即向他表达歉意,提出补授他上将军衔。但阎揆要毫不在意,只提出补授他“八一勋章”,作为对他革命工作的认可。罗荣桓欣然同意,授予他一枚一级八一勋章。

此后,阎揆要历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科院副院长等职,成为大军区副职干部。

改革开放后,阎揆要退居二线,当选中顾委委员。晚年的他以黄埔一期老大哥的身份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积极联络台湾的黄埔老同学,为两岸统一事业献言出力。

1994年,阎揆要走完了自己的传奇一生,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