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伍修权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总理处理外事工作。这一年，伍修权作为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气场全开，怒斥美台代表，将中国人民百年来遭受的屈辱转变为怒火，全部喷发出来。
然而，伍修权的外交生涯并非一一帆风顺。1955年，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伍修权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长，担任首任驻南大使。到1958年，情况又发生变化，伍修权回国述职时，发现自己靠边站了，被调到中联部。
1966年，运动开始后，伍修权又受到牵连，靠边站长达8年之久。直到1974年国庆节后，他怀着郁闷的心情拜访叶剑英，叶帅同情他的遭遇，才回复说：“你给毛主席写封信吧。”
伍修权
留学苏联，回国参加革命
1908年，伍修权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普通家庭。尽管家庭条件不好，伍修权还是得到了难得的上学机会，进入武昌高等师范附小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潭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向往。1923年，伍修权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
1925年，年仅17岁的伍修权因为声援“五卅运动”，受到组织关注。这一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伍修权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同行，前往苏联中山大学求学。王稼祥比伍修权年长两岁，留苏期间如大哥哥般照顾他，结下深厚友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伍修权第一时间准备回国，不料回国通道被切断，无奈滞留苏联。直到1931年，伍修权才回归祖国，抵达中央苏区。
伍修权是留苏归来的军事人才，理论知识丰富，因此刚到瑞金，他就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教员。一次，毛主席到红军学校给学生们讲课，伍修权第一次目睹主席的风采。
伍修权原本以为，毛主席像苏联统帅一样威风凛凛，事实恰恰相反。毛主席讲起课和善可亲、言谈幽默，没有一点领袖的架子。伍修权被深深折服，发誓一生追随毛主席。
红军时期，伍修权就展现出杰出的外交才华，曾给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红军抵达陕北后，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伍修权在张国焘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张国焘被免去职务，心情不好，与伍修权相处得却很愉快。张国焘的夫人甚至一度打算把妹妹介绍给伍修权，成就一段姻缘。
不过后来，张国焘叛变革命投奔国民党，伍修权只好回延安述职。毛主席非但不怪罪他，还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他：“伍修权同志是个老实人，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
脱下军装，转战外交战线
抗战时期，伍修权长期在延安工作，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奔赴东北，任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9年四野大军南下，伍修权留在东北，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首次访苏，专列途径东北时，伍修权负责保卫工作，全程接待。而这项任务，也是他在东北军区执行的最后工作。
1950年1月，身在莫斯科的毛主席给周总理发来紧急电报，要求于1月9日动身出发，乘火车到莫斯科。毛主席还特意指示：携贸易部长及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前来。
周总理立刻意识到，中苏谈判开始了。带谁去苏联呢？周总理第一时间想到了伍修权。伍修权在苏联留过学，精通俄语， 懂经济懂军事，无疑是“必要助手”。
就这样，原本回湖南老家探亲的伍修权火速抵达北京，听取周总理指示。为了让伍修权有个合适身份，周总理火线任他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随代表团赴京。
抵达莫斯科后，伍修权迅速展开工作，在担任俄语翻译的同时，还负责准备各方面材料。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那天，伍修权也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从苏联返国后，伍修权正式脱离军队，任外交部副部长，转战外交领域。这一年，在联合国会议上，作为新中国特派代表的伍修权出席，迎来了自己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
伍修权（左）
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军舰队悍然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中美关系进入历史最低点。身为新中国的代表，伍修权刚抵达纽约就受到广泛关注，要求他发言。伍修权有备而来，不卑不亢地说：“中美人民向来有着深厚友谊，我愿借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然而安理会上，伍修权的怒火燃烧了。美国代表杜勒斯颠倒黑白，声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只是执行侦察任务，不算侵略。伍修权怒不可遏，当场质问：“侦察活动怎么不是侵略？你们有什么权力侦察中国的领空！”
在第二天的发言中，伍修权整整讲了两个小时，驳斥“台湾地位未定”“托管”等谬论，将美方和蒋方代表驳斥得哑口无言。
两度靠边站，叶帅邀请他出山
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考虑到南斯拉夫在东欧的地位，以及其国内状况的特殊性，周总理决定派一位经验丰富、有突出外交才能的人到南斯拉夫担任大使。这次，周总理还没有点名，伍修权就毛遂自荐，称自己缺少在国外历练的机会，想到南斯拉夫去。
伍修权在南斯拉夫的工作做得不错，但也不是没有瑕疵。南斯拉夫各民族矛盾重重，对外也要求政治上独立。1958年4月，南公开七大，遭到苏共抵制，中国也只能派观察员参加。
会议举行前，伍修权作为驻南斯拉夫大使，对事情发展过于乐观，对情况了解不深刻，也未及时向国内汇报。因此会议结束后不久，伍修权就被召回国内述职，遭到了批评。
八大二次会议上，伍修权作了自我批评，但南斯拉夫回不去了，在国内也是“靠边站”。就在他心情郁闷之时，昔日好友、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找他谈话，希望调他到中联部，从事与其他党派的外交工作。
伍修权一开始不能接受，毕竟他是外交部“主将”，是正经的外交官员，到中联部是“屈才”了。他甚至给中组部写信，询问：“为啥调我去中联部？”部长安子文解释说，让他去中联部是合适的，并非因为他的“错误”调职。伍修权心里好受了一些，上任中联部副部长。
特殊时期到来后，伍修权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中断工作长达8年之久。1974年过完国庆，他实在坐不住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拜访叶剑英元帅，希望能复出工作。
红军时期，叶帅就认识伍修权，交情不浅。得知伍修权的情况后，叶帅给他出主意说：“总参谋部需要人才，你可以重回军队工作。我虽然主持军委工作，也做不了主，你给毛主席写封信，陈述自己的愿望，我提你转交。”
在叶帅的帮助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毛主席亲自批示，让伍修权到总参。1975年，伍修权正式上任，担任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交工作，干的还是自己的本行。
1976年，伍修权先后经历了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的逝世，为此悲痛不己。当他获准来到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时，他又想起了当年听毛主席讲课的场景，像孩子般哭出声来.......
1997年，伍修权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0岁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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