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开头先介绍一个人物：贺诚。贺诚190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1岁时考入北京军医大学，24岁时入党。
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后，贺诚被学校开除，党组织再三考虑之后，安排他到南方参加北伐，因为学医，贺诚就以军医身份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作为农民子弟能够上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因为贺诚的父亲长期受到本乡地主恶霸贺金山欺压，父亲贺隆旦早年还是很有一点家底的，因为家里是中医骨科世家。
然而，由于不愿意受地主恶霸欺压，更看不惯地主恶霸的横行乡里，贺隆旦选择了对抗和反抗，却遭到贺金山一伙肆无忌惮的报复。
咽不下这口气的贺隆旦也无可奈何，就砸锅卖铁供儿子读书，寄希望于儿子能“学而优则仕”，到时候出息了，当大官替自己出这口气。
贺诚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十分优异，虽然考上了“名牌大学”，却选择了“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道路，参加革命后音讯全无。
贺隆旦在家乡一直没有放弃与地主恶霸的斗争，至死也没有赢，临终前留下遗言：
“……把我埋在贺胜沟垭口上，我要望着宗霖（贺诚原名）娃儿回来！”
贺诚的革命信仰十分坚定，即使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也毅然站在我党这边。
他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不悲观，不消极，积极寻找党组织，继续革命。后来，他也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工作，与毛主席、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熟识起来。
他参加过长征，1936年毛主席派贺诚护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之后，长期滞留在了苏联，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回到国内到东北，出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部长兼政委。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贺诚被召回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待，委以重任，先后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58年，贺诚被授予中将军衔。
为什么1958年才被授衔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53年，贺诚“摊上事”，正在学习改造。
到底是什么事呢？当年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新设立卫生部，原《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过来担任政治部主任。
急于做出成绩的白学光在草草调研一番卫生部的一些单位后，就看到的一些问题诸如浪费，写了一份上纲上线的扩大化报告。
比如他草率下结论说为什么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作风等，他把一般形势说得危言耸听，材料中的指责大多严重失真。
当时毛主席正在构思如何推动医疗平等，且非常痛恨官僚主义，白学光揣摩上级意图，把上边厌恶的现象全扣在卫生部头上，毛主席看过报告后，批示：从这份材料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当官、做老爷...
贺诚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所有责任，为的就是不牵连别人。为此，他停职到党校学习，谁知道1955年又被扣上“压制中医、排斥中医”的帽子，也就错过了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
贺诚为此也一直写申诉信，组织上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确实错怪了贺诚，洗清冤屈也到了1958年，这也是他为什么1958年才被授衔的原因。
特殊时期，邱会作又私立专案，揪斗贺诚。1968年，他被加上“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被抄了家。1969年根据林的第一号命令，贺诚被遣散到山西太原总后勤干休所。
1971年，林坠亡国外，不少老干部得到“解放”复出参加工作，贺诚迟迟没有收到消息。1972年，他鼓起勇气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信中写道：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是乐观的。我希望我的未来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干休所。
毛主席收到信后，亲自批复：
贺诚同志来信，望中央处理，我意予以工作。
虽然相关部门将贺诚接到了北京，安排了住处，但是工作却迟迟没有人安排。转眼就到了1975年初，贺诚之女贺礼荣给复出的邓公写了一封信，反映父亲的情况，信是以贺礼荣之子的名义发出去的，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难以预料，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邓公收到信后，很快转呈毛主席，并强烈提议给让贺诚复出参加工作。毛主席看到信后，既惊讶又十分愤怒：贺诚同志的事，我3年前就已经批过，为何还要再议？
但多说无益，毛主席再次做出批示：
贺诚幸存，傅（连璋）已入土，呜呼哀哉……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有了毛主席的再次批示，贺诚很快白安排出任总后第一副部长，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
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贺诚1982年离职休养，1992年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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