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举行大授衔，有两人被毛主席破例授予上将军衔，一人是乌兰夫，一人是阎红彦。
阎红彦是陕西安定瓦窑堡人，1909年出生，贫苦农民出身，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他1925年入党，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的创建人之一。
阎红彦长期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曾与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并肩战斗，是陕北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陕北红军的许多领导人都牺牲了，如刘志丹。
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也经历过九死一生，曾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野蛮残酷剿杀，遭受过失败。
1928年，阎红彦在老乡帮助下才逃入山西避难，经过一番斗争，又在吕梁地区拉起一支革命队伍，重新建立了根据地。
1931年，他奉命前往延安，与刘志丹部会合，建立起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长征结束后，阎红彦作为我党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派往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出任红三十军军长。
抗战时期，阎红彦在延安主要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职务是八路军守备兵团担任警卫3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阎红彦参与指挥了许多著名战役，如邯郸、陇海路、定陶等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
在参加鲁西南战役时，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时，他的职务是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的前身就是刘邓大军，刘指的是刘伯承，邓指的是邓小平。可见，阎红彦曾与刘邓共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和熟悉。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
特殊运动爆发后，邓公等人深陷囵圄，处境不妙，遭到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迫害。
为了迫害邓公，江、康等人需要搜集“黑材料”，捏造罪名，伪造证据。他们捏造的一个证据是说邓公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犯了原则性错误，差点葬送了整个第二野战军。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要职的阎红彦知道后，愤愤不平，他路见不平，出手相助，直接公开发表文章为邓公澄清，本意也是想救邓公。他在文章中指出：
邓公在解放战争期间没有任何问题，邓公言行举止也经得起时间和人民的检验，至于康生和江青，只不过是见风使舵之人，早晚有一天会遭到清算！
然而，当时江、康、陈可都是风云人物，权倾一时，他的这些言论非但救不了邓公，还将自己推向了危险境地。
在江、康的授意下，云南的一些造反派开始揪斗阎红彦。阎红彦见状，本想避一避风头，带着家人避开锋芒。
可是，造反派岂能饶了他。江青甚至直接指示陈伯达打电话辱骂阎红彦：
软蛋”、“逃跑分子”，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指证。
阎红彦心里清楚，得罪了江青，他将面临无休无止的揪斗和身心折磨，生活将暗无天日。一方面为了保持革命者的体面和做人的尊严，一方面也不愿意连累家人及他人，阎红彦选择了走向极端。
1967年，他在58岁时，使用配枪选择了自杀，自杀前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是江青和陈伯达逼死了我！
听闻阎红彦的去世，谭震林勃然大怒，直接公开指责江、陈。
“阎红彦有什么罪！40年革命，却落得个这下场，寒心啊！我一辈子没有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然而，当时的江、陈、康都是大人物，无人敢惹，谁也拿他们没办法。直到1978年1月，阎红彦才被平反，骨灰被安葬到八宝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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