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6日，夜幕降临的南京，时间已指向深夜23时。在这个静谧的夜晚，第三野战军的副司令员粟裕收到了一份重要的电文，这不是普通的电报，而是来自毛泽东亲笔的指示。电文中明确指出，一项紧急且重大的任务需要由粟裕亲自执行。
具体要求是，粟裕必须在10天内，也就是7月16日之前，处理完三野的所有事务，并于7月18日赶赴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分配。此外，还允许他携带随身秘书和若干参谋。
在那个关键时刻，粟裕肩负的最重大使命是攻占台湾及解放沿海诸岛。自1949年6月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主导着三野及其它野战军四个军队，共计近65万人的行动，全力准备这场他认为是“国内战争中最为关键且是最后的战役”。
然而，毛泽东突然要求粟裕暂停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原因是一个对新成立的共和国至关重要的新局面——美军的介入朝鲜战争。
仅在毛泽东发出电文给粟裕的半个月前，1950年6月25日清晨4时，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朝鲜战争随之全面爆发。到了6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参战。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联合国军”参战，由美军主导。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被派驻台湾海峡，以协助防守台湾。
美军的加入，使中国的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同时面临严峻的军事威胁。敌人的进犯将战火引至国门之内，东北面临的直接威胁让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尤其是当时，我军在东南面对美军第七舰队的作战，还未完全具备海空军的条件。
为了应对东北可能遭受的紧急威胁，1950年7月2日，中央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将主战方向从对台作战调整为应对东北的现实威胁。
根据中央决策，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支由25万余人组成的强大军力，包含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第42军、三个炮兵师以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等部队。第13兵团，作为全军的战略预备队伍，拥有“国家危机应急”的保障角色，平时不轻易投入战斗。此次，将其作为东北边防军的核心力量调往前线，足见中央对当前形势的严峻评估。
在这个涉及国家命运的紧急时刻，决定谁来担任这支军队的统帅显得尤为关键。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再次选择了粟裕，显示了对他的极高信任和期待。仅仅一年前，毛泽东曾将解放台湾这一全军性质的重要战略任务交予粟裕，而今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再次将重任委以于他。
在当时的人选中，粟裕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能够指挥大规模多兵团协同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并不多，彭德怀、林、刘伯承、徐向前、粟裕和陈赓是其中的佼佼者。考虑到徐向前因健康原因已经休息，刘伯承忙于陆军大学的筹办，陈赓则前往越南协助胡志明，彭德怀、粟裕和林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这三人中，尽管粟裕也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患有高血压和肠胃疾病，但他一直负责数十万大军对台作战的准备，调他统率东北边防军，不存在重新适应的问题。
粟裕的军事才能已经在多次战役中得到验证。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带领部队在苏中战场七战七捷，极大提升了我军的士气。特别是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率先实现了我军对敌军王牌部队的全面歼灭，开创了新的战术模式。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战役的主要提议者和指挥官，粟裕使敌军损失了80万精锐，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而在准备对台作战的一年多时间里，粟裕对海陆空联合作战的理解和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就在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即7月7日，中央召集了一次国防会议，针对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东北边防军的部队编制、人员规模和指挥结构等关键事宜。在领导层配置上，中央决定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和萧华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这两位萧将军既熟悉来自四野的第13兵团，又对朝鲜情况有深刻了解，能够有效协助粟裕，确保东北边防军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
在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确定之后，毛泽东特意安排陈毅向粟裕传达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粟裕被选定承担起抗美援朝的重大指挥任务。然而，这一次，粟裕并未像往常一样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重任。
粟裕深感，这份任务虽显党中央对他的深厚信任，但他自知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担忧自己的健康问题可能会影响到重要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建议中央应重新考虑其他适合的人选。尽管粟裕时年仅43岁，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但他的健康状况并不比林、徐向前等人好多少。
在长年累月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战场生活中，粟裕历经战火，多次负伤，特别是1930年2月头部遭受重创，留下的三块弹片始终嵌在他的头颅之内。长期处于战场的一线，过度的劳累，再加上高血压、肠胃疾病以及美尼尔氏综合征，使他时常头晕目眩，头痛难忍。在淮海战役期间，粟裕甚至曾一度因头痛过度而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但依然坚持指挥作战。
当接到中央的任命时，粟裕正在经历美尼尔综合征的一次严重发作。在发作期间，他除了遭受剧烈的头痛外，还无法正常环视周围，因为这样会导致他感到极度的头晕。因此，在吃饭时，他的餐盘上的食物必须摆放成一条直线，以便于他夹取；若有够不着的，他的夫人楚青便会伸手相助。
尽管粟裕有意婉拒此次任命，但毛泽东坚信粟裕是领导东北边防军的不二人选，因此愿意等待粟裕病情好转后再正式上任。
接到毛泽东的电文后，粟裕于7月6日回复，表达了自己的谢绝意向。7月10日，毛泽东再次电告粟裕，提出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希望粟裕能够来京，但可以延后行程。
在这份电文中，毛泽东既表达了对粟裕回电的理解，也提出了对粟裕养病需要时间的考虑，因此将原定的7月18日到京时间延长至8月上旬。毛泽东希望粟裕在病情有所好转时开始担任工作，如果健康状况仍旧不佳，也可以在北京继续休养。
7月14日，粟裕因病情加重难以坚持工作，经中央批准前往青岛接受治疗。7月17日，毛泽东在给华东局的电报中特别嘱咐粟裕，8月上旬报告身体状况，若病情未有好转，可继续在青岛休养，若有所好转则可前往北京。
8月1日，粟裕通过前来青岛探望的罗瑞卿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病情。在信中，粟裕表达了自己因病情未见好转而感到的焦虑和不安，请求长假休养。
8月8日，毛泽东回信，表示考虑到当前朝鲜战场的形势，出征并不迫切，建议粟裕可安心休养。同时，若粟裕认为青岛不适合休养，可以选择北京。
尽管粟裕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前往北京，但他对抗美援朝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指导，命令华东军区司令部筹备相关人员，并指示空军系统调查美军在朝鲜的空军部队情况。
由于粟裕的正式就职一直未能实现，毛泽东为他指定的两名副手也未急于赴任，导致东北边防军的指挥体系一度悬而未决。鉴于东北边防军将于8月上旬完成集结，毛泽东决定暂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负责指挥，以9月上旬作为出兵的目标进行准备。
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高岗将暂时担任指挥，直至中央派出更高级别的指挥官。这一决定反映了中央为等待粟裕病情好转而做出的临时安排，显示了中央对粟裕的坚定信任和依赖，视他为东北边防军的关键人物。
在8月下旬，粟裕离开青岛，转往无锡休养，9月经过上海后返回南京。这时候，尽管朝鲜人民军的进攻仍在持续，但其攻势开始出现减缓迹象，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则在密集筹备，准备在朝鲜登陆以增援美军和韩国军队。战场的攻守态势即将发生转变，形势日益严峻。
面对这种紧张局势，东北边防军的正式指挥机构尚未建立，使得高岗感到十分焦虑。8月30日，他向军委和毛泽东发出电报，强调东北边防军的领导层必须尽快到位，以确保备战工作的充分进行。
到了1950年9月中下旬，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韩国仁川成功登陆，这一行动对朝鲜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次行动后，“联合国军”成功将朝鲜人民军主力截断在三八线以南，朝鲜军队因此陷入极为不利的战略局面，遭受了重大损失。
随着战局的急转直下，苏联和朝鲜紧急要求中国立即派兵援助。自7月初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来，毛泽东一直期待粟裕能够康复上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粟裕的健康状况并未见明显好转，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仍然只存在于计划之中，现实情况不再允许中国继续等待。
10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援助朝鲜的任务已迫在眉睫，必须要求彭德怀，这位老将军，亲自出马。在当时可供选择的高级将领中，除粟裕外，彭德怀便是唯一的选择。彭德怀不仅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曾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军副总司令，具备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和威望，因此在会议中，朱德等人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
10月4日，毛泽东安排专机将彭德怀接至北京，商讨出兵朝鲜的事宜。彭德怀此时并未对入朝作战做出任何准备，他主要关注的是新疆、西藏的进军事务以及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被召至北京时，彭德怀本以为与毛泽东的会谈将主要围绕西北建设问题展开。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即刻向朝鲜出动，以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军，并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
这标志着东北边防军正式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公开参战，彭德怀终于正式担任了指挥官的职务。由于时间紧迫，加之原本的指挥机构尚未建立，志愿军不得不将十三兵团的指挥机构临时升级为总部使用。
10月9日，志愿军正式越过鸭绿江，开始了对朝鲜战场的军事介入，彭德怀开始了他的朝鲜战场指挥。从7月初决策组建东北边防军，到10月决定更换指挥官，毛泽东对粟裕的等待延续了整整三个月，然而，粟裕因健康问题最终未能成为志愿军的指挥官。
粟裕为抗美援朝画句号
尽管粟裕未曾亲自带兵参与朝鲜战场的硝烟，但他后来却扮演了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键角色。
1957年的冬季，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全面撤回驻扎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指示，计划在1958年内分三个阶段完成撤军任务。
到了1958年2月14日，粟裕已经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他与周恩来、陈毅一起，率领一支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进行访问。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表示慰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亲自督导撤军的具体安排。
访朝期间，他们不顾风雪，深入志愿军烈士陵园，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献上花圈，表达深深的哀悼和敬意；同时，还向即将回国的志愿军指挥官和各部队代表汇报了撤军的计划和安排。
在会见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过程中，粟裕和周恩来共同强调了撤军工作的基本原则——“交好、走好、到好”。其中，“交好”意味着尽可能满足朝方对物资的需求，将需要的物资留给朝方，而对于朝方未提及的物资，则不必强行交付。
1958年3月10日，按照中央的决策，粟裕签署了撤军命令，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分批撤离朝鲜的过程。尽管粟裕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率领部队赴朝，但在抗美援朝历史的收官阶段，他的身影和贡献依然闪耀。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军事生涯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有中国志愿军士兵的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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