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8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2024年还没过完，数十位中青年科研人员离开了我们。
34岁研究工程热物理的李海增；34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胡岳峰；37岁研究韩国史的黄永远；38岁研究紫外光水处理的宋凯；38岁研究人权法的张祺乐；41岁研究人格心理学的黄飞；42岁研究东亚海域史的王煜焜；43岁研究热能工程的赵嘉飞；44岁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刘阳；45岁研究低维功能材料的米文博；46岁研究生物医学材料的卢晓英；46岁从事数据管理分析的朱蕾娜；47岁研究儿童肝病的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陈祉妍等人分别在2009年和2017年对中国3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相比2009年，2017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的比例略有上升，在高抑郁水平的群体中，20.4%存在自杀意念。近50%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存在焦虑状况。女性、低学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加班、久坐、过劳，使得科研人员的身心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健康状况变差。另一方面工作时间过长又挤占了锻炼的时间，构成更为突出的负面影响。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2017年）发现，科研人员的亚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分别有25%、16.6%、8.3%的科研人员表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腰酸背痛和失眠状态。
三位科研人员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被疾病袭击的瞬间，是突然倒地，是下班路上的体力不支，也是悄然改变的生活习惯。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如果你意愿也可以在评论区或后台与我们分享你的经历。
撰文 | 严胜男
01 30岁，机械工程领域，博后，长居新加坡
5月的一个下午，我倒在了科研大楼的电梯口。正值下班，人们在楼宇间穿梭，奔向一个个交通枢纽。
那种感觉是我此生从未经历过的，以往熬夜做实验、帮导师忙横向、为了论文赶工，就算再累也没有过。
我的身体突然失去了控制，仿佛所有的力量瞬间被抽空。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脑海一片空白，视野变得模糊不清。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便失去平衡，向右侧重重摔倒在地。我努力想要深呼吸，但仿佛空气再也无法进入肺部，喘不上气来。手不停地颤抖，连简单的动作都变得异常困难。十秒、二十秒……我模糊地感觉到周围有很多人经过，有些人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还有些人直接绕道而行。我想喊救命，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根本发不出声音，只能用右手的手表敲击地板，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
过了一两分钟后，一位新加坡小哥和两位印度女生赶来帮我，他们立刻拨打了救护车。最让我伤心的是，周围原本有很多中国人，但他们似乎都选择了无视我，径直走开了。
医生给的诊断是“血管源性休克”，说是长时间思绪重导致的，建议我降低压力。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从1月我开始处理博士期间成果发表的事情，已经有半年没怎么锻炼了。我是在国内读的博士，今年是我来新加坡的第二年。这个成果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舍不得因为毕业了就不发表。
我从2021年8月开始进入这个课题，2022年年初实验基本上就有了结果，接下来的两年多都是在讨好导师。在我们实验室，导师对论文有三大权利：改稿权，署名权和投稿权。尽管整个论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但是写好了之后绝对不能直接投稿，也不能找其他师兄弟参与改稿，必须由他本人在合适的时间处理。署名的时候，大量不相关的人也会被加入，投稿更是遥遥无期。如何才能投稿呢？以各种方式为导师赚够钱。
在帮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横向之后，1月我终于拿到了这个机会。投稿后十多天审稿人就给了回复说同意发表，并且还是我们领域顶刊的封面，接着是改稿。因为给过去偿债，投稿过程中漏下了很多博后的工作。5月终于一切都尘埃落定，但是我却倒下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后怕，原来，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可以倒在那里。
这种崩溃和晕倒没有任何前兆。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时刻，我想象中我晕倒应该会发生在读博的时候，或者是毕了业还在为导师工作的时候，又或者不论我怎样求导师，他都不同意我投稿论文的时候，结果都不是。反而是我把这些都搞定之后，开始回归我正常的生活，就突然某一天，我想快点多做一点东西，可能坐在椅子上坐得比较久，就突然晕倒了。而且我那天心情是不错的，老婆那天下班比较早，我还跟她说让她帮我做点东西，可以马上回去吃，想想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也应该庆幸晕倒没有发生在读博的时候，因为可能还没有等我完全恢复就被导师拉去赶工。我的同学和导师出去的一次外场调试便是前车之鉴。
他帮忙去调试导师公司的产品，在搬重物时候，重物落下直接将他的手指压爆了，暗红的血直往外冒，去医院缝了四针，但是他没有休息，下午带着受伤的手指，继续帮导师调试设备，那天调试到很晚，还在现场吃了盒饭。这些都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那位同学觉得当天的付出还是值得的，因为导师在这次事故后明显加快了他论文投稿的进程。他后来和我们讲：“我用我的一根手指换了一篇论文”。
从我过往读博的经历来看，几乎90%的博士生在求学过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程度健康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生产事故，失眠问题，肠胃问题，腰椎颈椎问题，脱发问题，体重失控等等。
我曾遭受严重的睡眠障碍，依赖于安眠药思诺思才能入睡。那时，我正面临巨大的学业压力，同时处于疫情封控期间，无法前往实验室进行研究，也不知道还有在实验室隔离这么聪明的办法。每天，我直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而早上七点多又要起床进行核酸检测，导致我整天感到疲惫不堪，睡眠不足。医生在了解我的情况后表示同情，并因为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艰辛，为我开了药方。最初，我每天只需服用四分之一粒就能安然入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服用两粒多也难以见效。戒除药物的过程异常艰难，尽管我从未吸毒，但那种渴望药物的感觉几乎与毒瘾发作无异，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就吃一点吧，就吃一点吧。”
我曾尝试过几次彻底停药，并请求亲人监督，但都未能成功，我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后来，我学习了一套科学的减药方法，比如今天服用2粒，一周后减少到1.75粒，再下周减少到1.5粒，以此类推，每月减少1粒。但实际上，这种减药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我经常在减少到1粒后发现效果不佳，不得不稍微增加剂量，然后再努力减少。最困难的阶段是减少到0.25粒的时候。尽管0.25粒的药效已经微乎其微，但我仍然需要服用。最后，我减少到几乎只有小米粒大小的剂量，服用后就能入睡，那时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心理依赖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早晨，我意外发现那一小粒药物并没有被我吞下，而是粘在了水杯的外侧。那天晚上，我竟然也睡着了。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我终于可以摆脱对思诺思的依赖了。单单是戒除最后0.25粒的药物，我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算下来我总共服用了十几盒思诺思。出国的时候，我把它带上了。尽管那时我戒药已经成功，但我仍然担心，万一来新加坡之后又有新的压力怎么办？还好，感谢这样的环境，让我没再吃药。现在思诺思还锁在我的柜子里，一方面我不要看到它，另一方面也作为纪念和警醒，提醒我那段噩梦般的戒药时光。
我们经历的这些痛苦导师根本不会真正理解。有些同学为了论文可以尽快投稿，会加班到深夜五点多，然后将设计图发在实验室群里，导师醒来后不会说注意身体，反而会表示赞许。过了一段时间，导师还对我说，我应该学习这几个同学的熬夜拼搏精神。我还有一位师兄，曾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出过我们学校，每天都是宿舍和实验室两点一线，也不见老婆孩子，最多就是视频通话一下。
至于人在极度紧张和高压的环境下，饮食就更是混乱。点外卖是常有的事情，为了补偿自己的辛苦，常常会暴饮暴食，摄取高油高糖的食物。导师在没开自己的公司前，这些压力我们还能承受，直到他既做横向还开公司后，大家的疾病开始大爆发。当时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有很多肠胃药品，经常会在实验室里看到这样一幕：一般在午饭或晚饭后大家闲聊的间隙，一个人过去拿了药，其他人也意识到自己该吃药了，然后一窝蜂去拿药吃。大家还会组团在电商平台上一起拼益生菌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用，只求心安。
出国之后各种情况都有改善，特别是健康。由于过去的损伤，我倒也会经常去医院，但是因为这里尊重科研人员，给我们买了很好的保险，每次去医院也不会有心理压力。最重要的是，即便再大的项目也不会存在为老板赚钱的说法。
这些事情早就结束了，但是我在这一年多里，还是会偶尔想起读博的事情，做梦也会梦到。
那天我看到你们的推送，我希望说出来会好受一些，虽然我只说出来不到10%的痛苦。
尽管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或者伤害，但是我觉得我依旧是喜欢做科研的。那些我一个人在深夜或者早晨把非常复杂系统调通的时候，那种快乐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如果我想离开学术界，读完博士的那一年就应该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毕业了五六个博士，我是唯一一个选择继续做科研的。
我不想怪罪于科研本身，我觉得我是很适合的，也许我就是为这些创新的点子而生的，也许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天赋所在，所以我要继续做下去。这跟我所经历的痛苦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不怪科研本身，真正让我痛苦的是这些跟科研无关的事情，所以我要选择出国，然后做一些真正接近科研的事情。
从8月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运动，我发现30岁还真是年轻。刚开始锻炼时，我游个一两百米就会感到疲劳。但现在，我已经能够每天先游1500米，紧接着再跑4公里，而且并不觉得难受。这让我意识到，如果年轻的话每天坚持运动，状态很快就会恢复。
之所以隔了这么久才开始，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有时间锻炼的前提是要把生活安排好，把作息调整过来，比如说不能再那么晚睡，白天的工作应该怎样安排。要不然运动了第一天，第二天就坚持不下来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选择。如果有的选，大家还是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很多情况其实是没得选。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说到去引导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是说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人们不那么做，是因为没办法，或者说自己的思维已经被限制住了，生活的客观条件不允许自己那样做，这样什么样的建议可能都是无济于事。
02 遗传学博后，33岁，长居上海
楼上的PI过年加班写基金猝死，不到50岁就去世了。
那是2022年，大家都是春节回家时听说这个消息的。当时非常震惊，以前只在新闻里听说过，想不到一下子能离得这么近。那位老师的夫人没有工作，全职在家带孩子，孩子也很小，其中一个才上小学，家庭压力非常大。当时所里的老师同学对家属进行了自发的捐赠。
即便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很难停下来。终归不是落到自己头上，没有切身的感受吧。这件事给我很深印象是因为，我同学当时是他的博士生，原本还有不到一年毕业，导师走后，所里没有老师愿意接收她，只是帮她找了隔壁所的老师偶尔看看论文，延期一年后，她在无导师状态下毕业。后来她去了公司，没有继续做科研了。
明年我博后要到期了，但是产出没有达到出站要求，大概率要延期。政府补贴明年就没有了，基本工资原来单位里给发，结束之后也没有了，还得看老板愿不愿意出这份钱。我们组不是很PUSH，基本上早上9点前到，晚上几点下班没有要求，通常是996。
当然所里也有些比较极端的老板，他家离我们单位不到200米，窗户正对着他们实验室。一旦看到实验室没有人，他就会微信询问实验进展。还有的老师会让两个学生同时做一个项目，田忌赛马，谁先做出来就发谁的，另一个什么都没有。
单位里从国外刚回来的老师，不到三年头发都白了。每次公共平台的仪器时间都约的晚十二点一点。像我们一般做实验会精准把握实验进度，提前一周预约，但也不是每次都能完全合得上时间。如果不想等待的话，只能大半夜做实验。
有了博后的经历，我也在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在科研圈，能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现在和以前读博时候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总想着我要把手头的实验做完，再去吃饭，现在总是会看几点钟了，是不是该吃饭了，吃完饭再来做，有种赶着下工的样子。
刚进入研究所读博士的时候状态非常好，当时带着学习和探究的的热情去做实验，没有想着为了发文章或者毕业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去做，可能也和当时师兄师姐在课题的前期积累有关。等到自己发现了一些延伸的课题，前面基础的探索也很顺利，直到进展到关键阶段就开始疫情了。实验室动不动封上两三个月，材料经常培养过了时间点就不能用了。或者因为自己被封了，让同事帮忙照顾做实验，最后对照组结果都不可信，最终是实验有数据，但不能用，也不知道是正结果还是负结果，整个疫情都是这样子的，一直到我毕业，将近两年没有很好的产出。
再加上博后以后，老是要写专利、基金、发文章，出站考核也更严格了，写了两年青基没中，论文也没有。对我来说非常困扰，没有最开始做科研的时候纯粹。
疫情之前我会经常跟实验室的同学跑一下步，一周两三次。疫情后，一方面因为防控不能外出，加上我们周边也没有什么场地，就没有运动。疫情结束也是我刚开始做博后时，有一次做实验做得很晚，大概10点多。我从实验室走路回家，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走得气喘吁吁，我觉得我太累了，真的走不动了。于是我就买了辆电动车。
我记得我博一的时候，那会儿单位里面的宿舍不够，把我们安排到很远的一个宾馆住，每天地铁上下班。当时也是实验做得很晚，地铁都没了，我就骑了40多分钟自行车回去，那会感觉还好也不累。现在想一想让我骑一会我就不行了。压力也大，精力也变差了，身体是最先感受到的。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平时他会跟他的朋友约到体育场去打球，约的都是晚上九十点。上海这边体育馆很难约，以前他还会早上六七点去打。我说你这有这精力不如来多卷一卷。当时觉得就应该拼一拼，现在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会说这话，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倒是真的。
我现在也熬不住了，每到晚上我眼睛就会突然刺痛睁不开，一直流眼泪，没有心思做实验了，因为实在做不了。我想可能跟我实验台正对着超净台有关，风呼呼地对着我吹，实验室其他人有一些也会眼睛干红，我们相互讨论，需要买蒸汽眼罩时也会一起商量着一起买。
这几年，体检单上越来越多出现像心窦率异常、乳腺结节这种诊断。结节也在不断变大，医生说最好每半年去检查一下，但我还是一年查一次。
去年八九月份开始，一直胃痛。看过几家医院，各个内科科室全都做了检查，就是查不到原因。吃了一个月胃药也没用。我不怎么吃外卖，饮食也清淡，我想了想可能跟我不吃早饭有关系。现在会注意一下，每天提前出门出去买早餐。
之前还有个同门，她当时是莫名的全身酸痛，但是去查了骨头、血液都没有问题，等到后面毕业了就好了。她毕业后去了公司，工作还挺轻松的。实验室一位新来的同学也是，老是口腔溃疡，我说“上海的菜也不辣，你怎么老是口腔溃疡，从你来实验室就没有停过”，他也不知道。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我们单位有挺多学生抑郁的，可能看起来这个人天天做实验还挺开心的，但是本身很煎熬。我们那层楼有一个女生是本来是直博，后来休学了一两年，实在没办法继续，就硕士毕业了。
另一层楼的一个女生，因为电梯里我们遇到比较多，所以听她讲过一些，她说她们导师把时间掌控得太严了，咄咄逼人的那种。她受不了，文章也没发，直接时间一到什么都不要就走了。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调节，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周末别人在工作，我会选一天休息一下，去逛一下植物园，或者是在家里打扫卫生什么的，短暂逃避一下实验。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运动的，不运动身体机能会越来越差的，但有限的时间只能用来修复自己，不能做更剧烈的活动。
喜欢植物园里的那种安静，基本上只有老人。我可以只看眼前的景和人和物，看到湖水可能会想起来一首诗，这诗写得还真不错，就这种感觉。植物园很大，人也少，它不会拥挤，能让人感觉放松。
我身边大多数人都不在科研圈了，我们实验室毕业这么多人，目前只有一个师兄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国内辗转面试了许多高校岗位，他觉得要求太高了，最后留在了国外。我这个年纪生活压力也上来了，父母年年问，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找工作。后面是不是继续做科研，我应该会慎重考虑一下。
03 34岁，材料专业副教授，长居广东
回国这五年时间，身边就有两位认识的科研人员去世。一位是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走的时候才37岁，他是夏天倒在自己的出租屋里，等同事发现时尸体已经腐烂。我们的方向非常接近，经常会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是非常温文尔雅的，没有什么架子。他最后一年发了2篇专业的顶刊，算是高产。还有一位前辈是高校的教授，47岁因为癌症走的。算得上是同领域，开会经常遇到，去年我们办会他还来过，今年人就没了，非常突然。
这些事情不断重演，也会尝试让自己节奏放慢一些。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又会恢复以前的那种节奏，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小。可能因为关系也没有紧密到那种程度，只是惋惜。
工作这些年，身体和心态上都有很大改变。最开始2019年刚回国那会，一周六次都能抽空去健会儿身，后面因为各地开会，申请优青减少到一周二次，到上学期只能维持一周一次的水平。今年孩子出生后就再也没去过了，这之前基本周末都用来加班，有段时间曾连续大半年一天没有休息。现在是尽量先把家庭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事情能压缩的尽量压缩。
每年体检单子上的异常项也多了起来，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过量容易造成心梗。上学期末的时候，学院里统计教师的健康状态，其中一项是“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随时要倒下”，30%的人认为比较符合。饮食上自己非常注意，不会想着用重油辛辣的食物来刺激自己，但近些年也开始喝酒，从前我坚信酒对身体是有害的，滴酒不沾，现在觉得可能对心理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单纯学术上的工作，认真创新，再包括教学方面其实都还好，高校老师只要做这个还是相当轻松。而往往不仅是为了科研而科研，需要发好多文章，有点脱离初心，很多文章不是自己想写的，这时候就很痛苦。学术会议也成了向大佬们推销自己成果的平台，脱离了正常的学术交流。现在要求发好的期刊，好期刊需要花大量时间打磨文章，研究本身没有任何提高。我上一篇文章光审稿就花了一年，更不要说后来打磨文字。原本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打磨之后越看越不顺眼，心想：我怎么还要见到它？
系里每年招生的名额都用不完，这个学科又不需要学生来当廉价劳动力。我们的老师当时对我们也特别好，一点点培养我们，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传承下去。现在研究生扩招，学生越来越多，他们要毕业，我自己也会有压力。今年7个研究生招生名额，系里只招了5个人，我一个人招了两个。大家实在有心无力。各种事情事情加在一起，有时候连续好多天没有自己动手做科研。
失眠是常态，早上四点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白天头脑也不是特别清楚，最焦虑的是放榜的时候，今年的结果比去年还差。好在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整天沉在里面了，同温层的支撑帮助我跳出来一些，已经上岸的师兄们来访问交流会帮助我理清思绪，自己的学术生涯还是要看做出了哪些工作，培养了怎样的学生。
对自己的期待是比如拿到优青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但现在我也表示怀疑，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以前总觉得科研就是我这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现在觉得都差不多，在这种环境和状态下，我们真的能做出什么值得传世的工作吗？反正几率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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