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鞅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鞅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秦国军队进攻商君，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商鞅原名公孙鞅，辅佐秦孝公在秦国推行变法二十年，将一个羸弱不堪的小国一举变为傲视诸侯的霸主之国。但令人惊诧的是，商鞅的结局却是“功成身败”，变法成功，为秦人赚来一个强大的秦国，自己却被车裂而死，全家也被杀光。那么，商鞅之死到底是自掘坟墓，还是古代帝王之术的必然结果？
认为“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三个依据
起初，秦孝公不知道老百姓会不会赞同变法，于是召开朝会商讨此事，公孙鞅认为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的，变法这样超前的事情没必要和他们商量，只要直接强制他们做，做好了再让他们享受好处就是了。
但代表秦国贵族利益的另一个大臣甘龙提出了反对意见，公孙鞅反驳甘龙，提出普通人安于旧习，学者往往局限于自身学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开创大业的事情。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旧法。
公孙鞅的话赢得秦孝公的认可和支持，就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制定变法的法令。有人认为公孙鞅在此次辩论中把秦国人都看成了傻瓜，都在等着他这个救世主去解救，这种狂妄自大就是他自掘坟墓的第一个依据。
变法启动以后，很多百姓都不理解，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变法的种种不便之处。正好这时太子犯法了，公孙鞅认为新法不能顺利实施就是因为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犯法不能被施以刑罚，就对太子的老师施以重刑。
新法实施十年以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议论新法不便的人，又开始在一起说新法的好处，公孙鞅认为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就把他们全都驱赶到了边疆去居住。
有人认为这两件事分明是公孙鞅胡乱挥霍秦孝公给他的信任和权力，也是在耍威风刷存在感。这就是他自掘坟墓的第二个依据。
有人认为公孙鞅变法成功是建立在以绝对强制的手段推行不人道的制度基础之上，依靠这种独断专行和急功近利而使秦国强大，积蓄下了百姓对他的憎恨。这就是他自掘坟墓的第三个依据。
驳斥“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三个依据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第一个依据：公孙鞅把秦国人都看作傻瓜，而把自己看作是秦国的救世主，指责公孙鞅狂妄自大。
从中国漫长的封建制社会的确可以清晰得出一个结论：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绝大多数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识和素养、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深度，缺乏远见，不能高瞻远瞩，不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所以，社会的推进往往依靠某些极少数的精英人物指明方向、开拓前进，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要按照指引的方向前进就好了。而公孙鞅就是极少数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和趋势的精英人物之一，公孙鞅驳斥甘龙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
倘若当时的秦国有救，作为国君的秦孝公也不会忧心如焚要颁布求贤令。事实上也的确是秦孝公依靠公孙鞅二十年变法，才让秦国一跃而成为诸侯国震恐的强国。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第二个依据：公孙鞅处理犯法的太子和乱法的百姓。
变法之初，的确是因为包括太子及其老师在内上层人士带头违法，让变法遭遇阻力，难以推行下去。也直接导致了上行下效，很自然就对变法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和干扰。
公孙鞅倘若不拿太子开刀，而换作任何人都收不到这种震慑效果。在变法面前，倘若连储君都要遭受惩罚，这种震慑力无疑能起到绝佳的“杀一儆百”的效果。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尤其是那些当初横加指责变法的人，如今尝到了变法带来的甜头和好处，便又来谄媚变法。侮辱和攻击是乱法，变相谄媚同样是乱法，对乱法之人本就应该加以惩处，公孙鞅的做法并无过分之处。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第三个依据：公孙鞅依靠强权和独断专行，推行不人道的制度而换来秦国的强大，这是急功近利，也使百姓积蓄了许多对公孙鞅的憎恨。
公孙鞅的变法，总体来看就通过扫除无功受禄、吃大锅饭和损公肥私等不良现象，来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必然不可能在安逸舒适中获得，一定得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天下哪有既安逸舒适，又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种自相矛盾的好事？
就像世界拳王泰森在巅峰时期的状态，是他天天吃喝玩乐得来的，还是玩命训练得来的？泰森玩命训练肯定吃了很多一般人受不了的苦，难道能因为吃了这些苦，泰森就该杀死指导、训练他的教练？而不是感恩回报他的教练？
商鞅之死其实是古代帝王之术的必然结果
公孙鞅不依靠强权和独断专行，就不可能变法成功，也就不可能换来秦国在短短二十年之内的强大；公孙鞅不惩治违法的太子和乱法的百姓，变法就不能推行下去；公孙鞅如果不坚持“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的原则，变法同样会流于破产。
公孙鞅变法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换来了秦国的强大，作为公孙鞅幕后的老板秦孝公，对此洞若观火。不能否认的是，公孙鞅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他在推行变法的二十年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当之处，倘若秦孝公不能容忍公孙鞅的这些不当之处，秦国的变法也就会中道夭折，强秦的梦也就不可能实现。
作为公孙鞅变法幕后真正的老板秦孝公来说，变法产生的副作用，和变法带来的强秦相比，强秦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君王，有深谋远虑，也有宽阔胸怀，他当然会毫不犹豫选择支持公孙鞅变法。
深谙帝王之术的秦孝公对这其间的利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才能驾驭公孙鞅，把公孙鞅的作用发挥到极限，让公孙鞅通过短短二十年时间，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孙鞅无论做什么，秦孝公都无条件支持，决不干预的主要原因。
倘若秦孝公再活二十年，或许商鞅的命运不会至于这么悲惨酷烈。但遗憾的是，一代明君秦孝公意识到了他时日无多的时候，也必然要为大秦帝国接下来的命运做好妥善安排，而这个安排，则将他的帝王之术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孝公深知自己一死，很可能就无人能够制得住商鞅，所以他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妥善安排：商鞅变法二十年，换来了强大的秦国，这是他和商鞅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个成果作为政治遗产，继任的国君必须要无条件保留下去；但商鞅的存在很有可能是继任国君的最大威胁，继任国君只有拿商鞅来祭刀，才能树立权威，才能巩固君权，也才能够保持继续使秦国强大的变法果实。
所以，秦孝公一死，商鞅的结局几乎就早已注定：商鞅必须死，至于以怎样的由头拿商鞅祭刀，那已经不重要了。
结语：“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是封建时代大多数有功之臣的最终下场
那些指责商鞅变法过于酷烈而得罪贵族、得罪太多老百姓的观点，纯属苍白无力的借口，要知道，商鞅变法只不过是执行秦孝公的意志而已，在秦孝公看来，只要能让羸弱不堪的秦国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强大的秦国，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心甘情愿，也都能够忍受。倘若真要说变法得罪贵族、得罪太多老百姓，这个账准确地说，应该要算到秦孝公头上才对，怎么能算到商鞅头上呢。
“慈不掌兵，仁不当政”。公孙鞅不依靠强权和独断专行，就不可能变法成功，也就不可能换来秦国在短短二十年之内的强大。翻遍历史，也从没看到哪个软弱仁慈的人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
历史上也从没见过哪个出色的君王是优柔寡断、遇事缺乏主见的人。如果做任何事情都要先问问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那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个人什么事也做不成，更别说要做一个出色的君王了。
综上所述，商鞅之死，绝不是他自掘坟墓，只不过是残酷的古代帝王之术必然带来的副产品而已，因为“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是封建时代大多数有功之臣的最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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