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些瞬间如浪花般跃起，激荡起无尽的波澜。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了中国这片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古老土地。面对英法联军的挑战，清朝的咸丰皇帝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在天津大沽口战役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1858年的初夏，风云变幻。5月20日，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中，英法联军击败了清军，占领了这座象征着大清海防坚固的炮台。他们沿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城郊，甚至扬言要进攻北京。一时间，整个大清王朝仿佛都被笼罩在厚重的阴霾之下。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咸丰皇帝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于6月果断派出大学士桂良作为朝廷代表，前往天津与英法联军进行谈判，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军事能力，咸丰皇帝在同年的7月迅速作出另一个重要决定，派遣爱将僧格林沁前往天津，专门负责大沽炮台及京东的防务。
僧格林沁深刻汲取了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的惨痛教训，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来强化大沽口的防御体系。他不仅重修了大沽南北炮台，还在北塘海口和双港增设了炮台，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网。此外，大沽口主炮台还增设了先进的营墙与壕沟，犹如一道铜墙铁壁，誓要抵御英法联军的登陆攻击。
在火炮配置上，僧格林沁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从京城紧急调拨了火炮，还亲自前往通州监督铸造多种规格的重炮，确保每一门火炮都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这些火炮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清军的火力。
为了应对英法海军的威胁，僧格林沁在海河河道设置了铁戗、铁链和木筏等拦河装置，以阻挡敌舰的进攻。同时，为了提升清军的射击精准度和振奋士气，僧格林沁推行了奖励制度，激励士兵努力提高射击技能，并定期组织火炮演习。这不仅显著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时间，大沽口炮台上下士气高昂，炮手的命中率也随之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也在艰难进行。1858年6月13日，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带着朝廷的沉重与希望，踏上了前往天津的议和之路。经过数月艰难的谈判与拉扯，12月，双方终于签订了《天津条约》。然而，英法联军提出要在北京进行换约仪式，这一要求如同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再次让清政府的神经紧绷到了极致。天朝皇帝怎么能与蛮夷这样相见？双方围绕换约地点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1859年初，为了加强天津的防御力量并协调军事与外交事务，咸丰皇帝派务实派郭嵩焘来到天津协助僧格林沁。4月，清政府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了在北京进行换约，但在进京的路线问题上，双方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英法联军坚持要从大沽口登陆，而清政府则希望从北塘登陆。双方各执一词，谈判再次陷入僵持阶段。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直隶布政使文煜向咸丰皇帝上报了大沽口炮台防御能力的奏章，称赞其“布置严密，足以阻拦敌军”。僧格林沁也在上报的奏折中自豪地表示：“炮台演示数次，均属应手有准。”这显示大沽口炮台的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已做好战争准备。
于是，咸丰皇帝召回正在谈判的大学士桂良，并安排载垣带着口谕来到天津大沽口。载垣与僧格林沁从咸丰皇帝的口谕中敏锐捕捉到皇上的先发制人意图。而郭嵩焘依旧倾向于谈判解决。
为了表明忠诚、树立威望，并与朝中的务实派竞争，载垣与僧格林沁决定全面执行咸丰皇帝的先发制人策略，期望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击败英法联军，赢得皇帝的青睐和官场上的优势，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推手。此举也标志着主战派僧格林沁与务实派郭嵩焘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要打赢战争，不仅需要军事装备的升级和士气的提振，还需要高明的军事谋略。僧格林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铭记咸丰皇帝先发制人的指示，巧妙融合了“兵不厌诈”的战术思想。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将如何运用这些战术来对抗英法联军，让我们一同穿越历史的长河，去见证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刻吧。请看下文。本文是《帝王的决策压力》系列文章第九篇，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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