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苏心的一首短诗里写过，“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肩负着民族使命与责任，一心为国，造福人类。
疫情期间，钟南山院士、陈薇院士、健康码发明者马晓东、还有所有的医护人员以及为抗击疫情付出努力的所有人民大众，都是伟大的。
70多年前，也有这么一位伟人，他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杜绝小儿麻痹对中国儿童的伤害，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研制出了对应的“疫苗”。
他敢于以身犯险，甚至用自己的宝宝做试验；他将疫苗设计成“糖丸”，以便于能够走近千家万户，挽救祖国大地每一方寸土地上的儿童。
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临危受命，研制“疫苗”
在每个70、80后的记忆中，都有这么一个场景。
小时候去卫生院打完预防针，都会领到一颗白色的带着奶香味的“糖丸”。那时候还以为，这颗小小的糖果，是给打完针后的“奖励”。
殊不知，这粒小小的糖丸背后，藏着一个男人用生命拯救国家未来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的1955年，小儿麻痹症在全国突然爆发，尤其是江苏南通市尤为严重。
数据显示，仅短短数月间，就有1680名儿童被感染，瘫痪率近70%，死亡率高达28%。
小儿麻痹症的学名叫作“脊髓灰质炎”，是一种急性传染病，这种病毒为嗜神经病毒，主要攻击的是儿童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细胞。
由此，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儿童，四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还会因呼吸困难而致死。
据统计，1960年之前，我国每年约有2-4.3万个孩子会患上小儿麻痹症。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即便医疗条件好些，面对病毒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医生们也是举足无措。
那时候，时常会看到有很多父母背着孩子，奔赴于医院与家庭之间。但即便如此，最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死亡，就是留下终生残疾的后遗症。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面对脊髓灰质炎的蔓延，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绝对不会！
这时候，一位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出现了。他就是，顾方舟。
顾方舟，出生于1926年6月16日，浙江宁波人。
1944年9月至1950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1年8月至1955年9月，博士就读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学专业。
1955年，他刚从苏联深造归来，就遇上了国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
作为病毒学博士的他，此时责无旁贷，毅然决然地接下了攻克小儿麻痹的重任。
科研攻关之初，顾方舟团队的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他们对脊髓灰质炎的了解太少，另一方面对获取感染者数据的渠道有限。
当时，对这种病毒研究最深的是美国。因美国曾在1916年和1952年分别爆发过脊髓灰的瘟疫。
那时候我们刚刚和美国在朝鲜战场打完了仗，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想要从美国获得相关的资料或疫苗根本不可能。
于是，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苏联。
后来，顾方舟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从苏联病毒研究所里搞到了脊髓灰质病毒毒株。当时的毒株是液体的，他只怕把瓶子打破，一路上都用手小心呵护着。
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苏联将大量各领域的科学家和仪器设备都撤出了我国。顾方舟团队的研究也一度陷入停滞。
他时常一个人坐着沉思，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在别人看来他总是波澜不惊，其实他的内心里如坐针毡。
1958年，在顾方舟团队的努力下，在我国首次成功分离出了“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加快科研进程，顾方舟决定启动活体实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用接近人类结构的猴子作为实验对象。于是顾方舟一众人，决定远赴昆明云南。
奔赴云南，为国献身
顾方舟之所以对疫苗研究如此的执着，并有着坚定的恒心。
他一方面是想赶紧解救中国儿童于危难，另一方面因为父亲也曾经死于病毒感染。
他的父亲顾国光，曾在天津海关工作，在一搜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时，不幸感染了黑热病去世。
话说，顾方舟团队到了云南之后，那边的生活环境极差，甚至比来时想象的最差的还要差。
这里几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只好蜗居在山洞里。云南天气炎热，是湿热的那种，山洞十分潮湿，洗的衣服常常干不了，科研人员时常都没穿过干裤子。
曾经有人扛不住这种环境，有放弃的念头。顾方舟还一一找他们谈话。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有的科学院领导也有些怀疑他们。
这时候顾方舟心一横，立下了军令状：不把疫苗研究出来，我就不出这个实验基地。
1960年，顾方舟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首批“脊灰”（Sabin型）活疫苗。
疫苗研制成功，顾方舟首先用猴子做了试验，10天之后猴子依然健康存活。科研团队一片欢呼。但顾方舟却表现的并不那么激动。
他知道，虽然在猴子身上试验成功了，不等于在人体也能成功。即便猴子与人类有1%的差距，疫苗也会产生不同的情况。
到了晚上，顾方舟思前想后，最后他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那就是用自己的活体做试验，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疫苗全部喝下去。
如果疫苗失效，其内部携带的脊髓灰炎的毒株，轻则让顾方舟终身瘫痪，重则中毒致死。
但顾方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拒绝了所有人的劝告，依然将一管病毒喝了下去。
等待，漫长的等待，10天后，顾方舟安然无恙。
即便如此，顾方舟还不放心。他知道，成年人的抵抗力比小孩子要大很多。在大人身上有效，未必对孩子有效。
只有在孩子身上做了试验，才能更放心、更踏实。
面对一管“病毒”，谁家的孩子会让他做试验呢？这一次，顾方舟又做了个更疯狂的举动。
那就是在自己孩子身上做试验。
当时他的孩子刚刚1岁。他不敢让妻子知道，只好瞒着妻子，在妻子外出的时候。将一管“病毒”到进了孩子的嘴里。
孩子一边哭一边艰难地咽下了疫苗。顾方舟眼看着孩子也是不忍心，抹着眼泪轻声说道，“孩子，爸爸对不起你”。
10天之后，孩子安然无恙。这时候才标志着疫苗的正式成功。顾方舟也松了口气，躺在椅子上久久站不起身子来。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
经过一年的密切监测，试验的11个省市发病率与1959年相比，降低1-12倍。
面对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还是没有大意。后来他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在很多偏远的农村地区冷藏保存难度较大，同时为了减少疫苗浪费。
他针对小孩子，特意将液态的疫苗设计成了“糖丸”形式的固态形态。固态“糖丸”不仅保质期长，运输方便，小孩子吃起来也方便。
从此，“糖丸”走近千家万户，挽救了数以亿计的中国儿童。1994年，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在我国正式消失，我国也光荣地迈入了“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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