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曙
边界感与跳脱思维
作者 | 张兆曙
作者单位 | 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感谢《社会学研究》提供的平台，拙文《双重涌现与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基于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的视角》得以在《社研》2024年第5期刊出。文章发表后，责编杨可老师嘱我写一篇作者手记，分享一下论文写作的心得。这篇文章是我和王朝阳共同完成的，写作过程中曾经两度烂尾，最终能够发表，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说文章的写作过程有什么心得的话，大概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即边界感和跳脱思维。
本文最初的写作动机起源于2016年初，当时我还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王朝阳是我指导的2015级硕士研究生。他的阅读范围不错，收集资料的能力较强。针对他的特点，我和他商定围绕一个具体的选题进行基本的学术训练。对此，我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围绕具体选题系统收集资料，能够把基本事实搞清楚，这是做研究的前提；二是能够捕捉到经验层面疑惑，提炼出具体的研究议题，也就是培养问题意识；三是系统地梳理文献，勾画出基本的学术脉络；四是选择一个特定研究视角，展开具体的研究。实际上，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基本就体现在这几个要求中，当然成熟学者与初学者对这些要求的理解有高有低。我提出这些要求，其实带有偷懒的想法。如果他能够在训练过程中养成了相应的能力，那么学位论文的写作，我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
基于这样的设想，我们很快就确定做网约车的选题。作为一种全新的出行模式，网约车的兴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2014年起，网约车平台开始大量接入私家车，导致网约车服务在全国各地快速扩张。彼时的网约车，一方面给乘客带来了全新的出行服务体验，而且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网约车因其“黑车”性质而在全国各地均遭遇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集体抵制，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当时的电视、网站和自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关于网约车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新闻事件。确定这个选题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王朝阳去做，我并没有投入精力，仅仅保持着对选题的关注，偶尔发现了好的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会及时转发给他，他则定期跟我聊一聊他的进展和思考。
王朝阳最大的优点是踏实和耐心，他围绕网约车收集的资料令我很震惊，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还很细致的分类整理。但是，这也对他形成了某种限制，他很容易陷入资料的收集整理中。所以在跟他的定期交流中，我一直试图帮他建立一种学术研究的边界感。这个边界感实际上是从发现和提出研究问题开始的。只有明确了具体的问题，才能避免宽泛的讨论。所以问题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主线。硕士阶段的初学者提出的问题，学术价值不一定太高，但是对于学术训练还是有意义的。确定了问题的边界，实际上也框定了文献的边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按照研究对象或者研究主题进行文献考察，往往是一个无底洞。但是当确定了具体研究问题之后，文献考察就会比较具体，也就是筛选出能够对研究问题提出解释的文献，并以此建立对话点。否则就容易把自己淹没在文献中出不来。除此之外，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还需要一个研究视角的边界，也就是从特定的角度看问题。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如果学生在硕士阶段能够在问题、文献和视角三个方面建立明确的边界感，也就具备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遇到这样的学生，我一般会鼓励读博，否则我会建议早点工作。
2016年7月，我调往华中师范大学工作，但是我还要继续指导王朝阳完成学业。大概年底的时候，他已经按照前期讨论确定的研究方向完成了一篇习作,也就是本文的第一个版本。这可能是他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形式上，我要求的边界感是清晰的。文章主要是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讨论网约车平台如何通过“技术倒逼”获得合法市场地位。王朝阳的这篇文章，学术训练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是与发表的距离还很遥远。好在学校对硕士生没有发表要求，这篇训练之作也就止步于此。如果把发表看作论文的归宿，随着王朝阳2018年硕士毕业，文章彻底烂尾了。
意外的是，王朝阳在2019年又考取了我的博士生。到了博士阶段，发表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入学之后，我一方面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深度参与脱贫攻坚的机会，带着他和另一位同学做了一系列调查，为他们的博士论文做准备。另一方面，考虑到博士生的发表要求，我和王朝阳商定从2020年底开始对烂尾4年的论文进行回炉。相对于硕士阶段以边界感为重点的训练来说，这次回炉首先要做的一个基础工作是，重新提炼出更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和完成具有对话意识的文献梳理。反复权衡之后，文章还是围绕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进行提问，最终具体设定为：在不具备平等市场参与权的前提下，网约车服务何以能够“法外兴起”且最终实现“由黑变白”？按照这一设定，我重写了文章的第一部分（即“问题的提出”）。文章的第二部分（即“文献综述”），第一版写的比较简略，文献来源相对单一，主要梳理了结构主义和制度主义对市场地位的解释。王朝阳按照我的建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重新阅读文献、重新进行比较、归类，最终梳理出“竞争优势与市场地位获得”“结构-制度环境与市场地位获得”两个解释维度。这一部分的前期工作是王朝阳完成的，我则根据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了一些逻辑上的调整和文字上的修改。
完成问题和理论对话点的设定之后，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提出竞争性解释。实际上，学术上的创新是从研究视角开始的，它既是一个讨论问题的边界，也是对既有研究的一种跳脱。网约车市场地位获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最初并不具备平等的市场参与权，却实现了由“黑”变“白”。相较于传统的地下“黑车”，网约车最重要的特征是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因此，技术无疑是研究网约车市场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视角。王朝阳在第一版中提出了“技术倒逼”视角，认为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是技术倒逼的结果。在重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感觉这个视角强调技术的作用，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解释逻辑过于粗放，特别是在城市出行市场这一特许经营领域，“技术的作用与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之间应该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揭示。为此，在写作第二版的时候，我提出了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的分析视角。当时的基本判断是，互联网技术之所以能改变网约车的命运，是因为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重塑，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新型生产关系，即平台社会生产结构。这是本文的一次重要跳脱，也就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理解生产关系”跳脱至“从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中生产资料使用制的角度理解生产关系”。由于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对“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有过一些初步阐释，所以选择这一概念作为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之后，第二版的写作任务仍然交给了王朝阳，希望他能够沿着我们商定的思路把文章写出来。
王朝阳于2021年10月完成了第二版论文的写作。从第二版的内容看，对于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及其对网约车市场地位的影响机制，王朝阳的理解似乎与我不太一样。他将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理解为一种兼具生产属性和市场属性的混合型组织形式，并从双重属性出发讨论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我的想法则是从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的运行中，考察平台系统如何生发出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进而促使市场规制机构对网约车服务模式的认可与接纳。理解上的分歧阻碍了论文的继续写作。原因在于，在双重属性中无法发现一种动力学机制，所以并不适配“网约车的市场地位获得”这一过程性解释目标。而我对于“平台系统如何生发出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也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和成熟的想法。于是，文章再度烂尾。王朝阳开始专注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和写作，而我则带着遗留问题继续思考和相关阅读，但是注意力已经转向其他工作。
奇妙的是，这篇烂尾之作在半年之后竟然起死回生。某天傍晚，我在校园散步时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俩人一起回忆了大学时光，提到很多老师、同学、上过的课以及一些荒唐的事。我的本科专业是地理学，打完电话之后我想起大三时曾上过一门《综合自然地理》课程。我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并不用心，但《综合自然地理》这门课我还算认真听过。特别是课堂上介绍的一些传统地理科学之外的理论，比如热力学三大定律、复杂系统理论，我觉得很玄，也很有意思。正是这次回忆意外地给我带了灵感，我突然意识到《综合自然地理》课提到的“复杂系统和相变（涌现）”对于解释“平台系统如何生发出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是一个十分恰切的理论工具。这次意外的邂逅，实现了文章的第二次跳脱，我突然意识到两点：一是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的运行会产生一种正向反馈的特殊动力，使平台系统演化为复杂系统；二是可以将平台企业、平台市场和平台社会之间的关系，放在复杂系统的多层次涌现加以理解，而平台系统所生发出的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正是双重涌现的结果。这一发现让我如获至宝。我快速收集、阅读了相关文献，并在2022年4月完成了第三版论文的主体部分。实际上，近年来社会学界也很关注复杂系统和涌现理论，《社研》也发过几篇相关论文。但我一直没有将其与本文的解释目标联系起来，直到那一通神奇的电话，让我猛然发现，大学课堂上学到的一点见识，竟然在29年后的春天等着我。
完成第三版论文的主体之后，文章被束之高阁一年多时间。直到2023年9月才拖拖拉拉最终成稿，12月才决定向《社研》投稿。最初的训练之作，经历两次烂尾之后，能够见刊于《社研》，实属幸运。文章经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以及两位作者十余次来来往往的修改，虽然最终发表的是第三个版本，但并不意味着前面的版本没有价值。从最终认识的形成来看，没有前面的版本就没有后面的版本。作为一篇师生合作完成的论文，从选题到成文发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学术旅行。回过头看，如果没有对边界感和跳脱思维的坚守，本文很可能在两次烂尾时永久保存于硬盘中。在这份坚守中，作为师生合作的主导者，来自老师的否定往往多于肯定，但这种否定也会倒逼着老师找到解决办法，走出思维的死胡同。因此，本文的合作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同时，文章发表还得益于匿名审稿人和《社研》编辑部的贡献。文章投稿三个月后，即收到匿审专家十分尖锐又富有建设性的审稿意见，两位审稿人各提出了五大问题，招招见血。消化审稿人意见，我整整花了两周时间，终于从尖锐的批评中悟出了修改的法门。幸运的是，修改稿提交系统之后，很快得到审稿人的首肯，并对文章的一些细节提出了很具体的精修建议。其中一位审稿人在反馈意见中，有一句话“感谢作者的努力”，令我十分感动。最后要感谢富有专业精神的《社研》编辑部，尤其是责任编辑杨可老师。编辑部团队不仅协助核对了文献体例，而且文章的字句表述进行了精细的把关。总之，如果没有审稿人、编辑部和责编的深度参与，本文的发表可能不会这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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