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个人的社会地位大致遵循士、农、工、商的次序排列。对于那些怀揣着科举梦想的读书人而言，一旦未能如愿中举，他们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或是投身农田，或是步入商海，亦或凭借自身的学识开设私塾，传道授业。
自唐朝开设科举考试以来，唯有考中进士者方能踏上仕途。然而，进士的录取门槛极高，竞争异常激烈。据统计，在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历程中，总共仅有10万余名进士被录取，平均每年录取人数不足百人。例如，在《通典选举六》中，杜佑记载道：“开元年间，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大致在一百人左右。”而据《文献通考》记载，玄宗时期每年的进士录取人数更是平均不到二十七人。
能够考中进士的，无疑相当于现在的高考佼佼者。那些被录取的进士们自然衣食无忧，但那些未能中举的士子们，或是被贬谪、或是主动离职的读书人，他们既无体力优势，又缺乏专业技能，究竟是如何谋生的呢?
对于那些科举落榜的士子们而言，较为体面且有一定保障的职业莫过于担任师爷。师爷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朝廷命官，他们没有政府编制，也不占据领导岗位，更无正常的晋升空间。他们是地方官员自行聘请的幕后智囊，负责协助官员处理政务。能够成为师爷的，往往是落榜士子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要有深厚的学识，更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尽管师爷在政府中属于“三无”人员，但由于他们是由官员直接聘请的，因此拥有稳定的收入。同时，他们仍有机会通过“继续参加科举”或“立下重大功劳”来转正。即使不再追求功名，他们也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例如，历史上的绍兴师爷就以其出色的才华和稳定的收入而备受青睐。
通常情况下，州县官员聘请的师爷多为有实践经验的秀才，而省道台以上的官员则更倾向于聘请高级师爷，他们至少应是举人出身。师爷名义上是辅助官员治理地方，但实际上往往能够代行官员职责，掌握着相当一部分实权。高级师爷更是威风凛凛，他们不仅处理政务，还常常参与决策过程。
历史上不乏一些著名的师爷，如左宗棠和李鸿章。左宗棠在“三试不第”后，曾打算终身务农，但在老朋友的劝勉下，他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出山，成为其幕僚。他一手独揽军政大权，展现出卓越的才能。而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期间，也以其出色的文笔和智谋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后来，这两位师爷都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实现了华丽转身。左宗棠凭借平定太平天国的军功崭露头角，而李鸿章则通过努力考中了进士，逐步成为晚清重臣。
然而，并非所有落榜的士子都能有幸成为师爷。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通过著书立说来谋生。例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才子，他们虽然才华横溢，但屡试不第，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依靠写作来维持生计，有的因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甚至成为富豪;但也有的依然贫困潦倒，生活艰难。
还有一些读书人，他们在仕途不顺后选择弃官为民。尽管他们文笔出众，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杜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晚年时期抛官弃职，举家西行，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最终，他因无钱治病而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尽管他在那段岁月里写下了大量的诗篇，但大多是反映社会现实和忧国忧民之作，而非为了谋生而写的文章。
当然，也有一些落榜的士子选择成为“知本家”，他们效仿孔子广收门徒、传授学问来谋取生计。还有一些人则选择经商。例如明朝的沈万三和清朝的伍秉鉴，他们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科举无望，于是跟随父辈学习经商，最终成为商业巨子。
然而，也有一些落榜的士子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最终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还有一些人则因屡试不中而走上造反的道路，成为起义领袖。但这两类人的选择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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