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王子伊
编辑/ 刘汨
当一个视障学生参加高考时，媒体报道中的他（她）通常会这样出现：努力克服身体上的缺陷，努力多年后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苦尽甘来就读理想的大学。
但在褪去“身残志坚”的光环后，杨俊杰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趋近于现实大多数的版本：295分的成绩让他的选择不多，他还经历了一次因身体原因的退档。杨俊杰最终被一所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录取，入学49天后，他被“劝退”了。
杨俊杰代表了一批视障学生的共同境况，他们有被看见、被听到的“野心”，渴望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不论是身体原因，还是特教学校受限的教育资源，都让他们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勇气必须贯穿于他们的整个求学生涯，不止于对学业的坚持，也包括在走入考场那一刻，去争取本就属于他们的“合理便利”。
“怕他看不到，掉进池子里”
10月16日，19岁的杨俊杰填写了退学申请表，写下的理由是“因自身原因以及前程规划”。在入学49天后，他离开了四川传媒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一切来得突然”，杨俊杰说。就在三天前，他还在朗诵社和每堂课上，与同学、老师愉快地交流，练习大字版本的朗诵材料，琢磨播音课上声母韵母正确的发音方法。杨俊杰喜欢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最中间，因为想“看得清楚”。
“清楚”对他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初二时，杨俊杰在家乡张家口的医院确诊视网膜血管炎，视力滑落到二级残疾的标准，两三米外的世界是模糊的，看书需要借助电子助视器来放大。
他努力坚持着自己的学业，今年参加了高考，但成绩不理想，考了295分。因为想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四川传媒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是他为数不多的选择。入学前，杨俊杰特意两次打电话问学校招生办：“我是视力障碍，能不能报？”回答都是“没问题”。
“被劝退”始于10月14日。上午10点多，杨俊杰在地铁上癫痫发作，手抖、腿软，全身无力，他在一年前第一次癫痫发作，此后一直在吃治疗癫痫的药。杨俊杰给辅导员打电话说明情况，辅导员找了同学陪他去医院，又给他妈妈王燕琴打去电话，并说他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再读下去，建议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或者办理退学。
当晚，辅导员到宿舍把杨俊杰叫到走廊，劝他：学校所在的四川离家（河北）远；学院属于职业教育，是自考，和统招区别很大，不如回去复读一年。杨俊杰说，他考虑考虑。
次日下午，辅导员把杨俊杰带到继续教育学院毛主任办公室。据杨俊杰回忆，主任表示，如果他自己申请退学，能退一部分学费和住宿费，假如等到强制性开除，就什么都没有了。杨俊杰说，主任的“劝退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为学校带来了安全隐患”，二是“他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
杨俊杰对两人的一段对话印象很深。主任问他喜欢什么？杨俊杰说：“喜欢音乐。”主任说：“你回去报个兴趣班学习音乐多好，又不用考试。”
杨俊杰解释，他说过自己想再考虑考虑，但学校“逼得紧”，从“商量”变成了“通知”。10月16日上午，杨俊杰去招生处办理了退学手续。辅导员说一句，杨俊杰写一句，写下了“因自身原因以及前程规划”的退学理由。尽管看不清，他尽力将每个字写得工整，最后签上名字。他被退了一万五千元学费，归还了自己的宿舍钥匙。
当晚，杨俊杰买了第二天晚上回河北的机票，他心里憋屈，虽然学校硬件条件并不是太好，课程设置也和“统招”不一样，但这是自己使了“很大劲儿”才进入的学校，“就读了40多天，像一场梦一样，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他也不舍，特别是那些对自己很友善的老师和同学。杨俊杰没觉得视力问题限制了他的学习、生活。平时只要有空，杨俊杰就会以“自考生”的身份去蹭“统招”课程，老师没有区别对待他：课上一样提问他，给他交的语音作业反馈，课后传给他网盘的思维导图和习题。朗诵社的同学会主动提供大字版本的稿件，找他搭伴合作。他走的那天，朗诵社的学姐还来送他，祝他“前程似锦”。
毛主任在回应深一度采访时表示，学校没有逼杨俊杰，是他自己同意了退学，“因为身体原因，本人和家属都接受了。”而当记者以亲友名义询问相关情况时，辅导员和毛主任都表示，首要顾虑是他的“癫痫”病。 即便杨俊杰自述，此前只发作过两次，并不严重，也对学习生活影响不大，但毛主任表示，怕出现意外无法担责，“包括癫痫、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这些（孩子），我们都会建议回家治疗，好了再来读书，或者办休学手续”。
谈话中，毛主任也坦言对杨俊杰视力的担心： “我们学校路上有池子，我生怕他晚上看不到，掉进池子里。 ” 杨俊杰觉得，自己被劝退的原因也与视力有关。 据他说，此前曾向辅导员申请，在一些课程考试中能不能申请大字号的试卷，或是使用电子助视器，但辅导员的回复是“无法提供便利”。
“可能你的身体吃不消”
在杨俊杰参加高考的过程中，遭遇了不止一次“拒绝”。
2008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2017年新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强调，“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同年出台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明确，要为考生提供盲文或放大试卷、使用相关辅助器具、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
因为想学播音主持，杨俊杰在2023年末要参加艺考，其中校考部分由各学校自行组织。杨俊杰给在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的高校都打过电话，尝试在考试时申请“合理便利”。
位于北京的一所高校招生办老师回复“初试是线上，我们试过放大到最大字体，也看不清楚”，又补充“本科课程满，还有一些活动类课程，我们都觉得可能你的身体吃不消”，建议再“考虑考虑”。在上海的一所高校招生办老师回复：“考试方式别人是什么样的，你也是什么样的，要求是一样的。你考虑一下，慎重报考”。还有的高校明确表示：“视障学生不能收”。
杨俊杰最后只参加了在北京的一所高校的线上初试，和其他考生一样，用统一的小程序答题。因为看不清图，他放弃了所有图片题——最后的成绩，杨俊杰差了5分。
申请“合理便利”的波折，是很多视障学生遇到过的问题。在一项2022年的研究中，复旦大学博士李学会和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理事蔡聪，采访了18 名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发现信息差和复杂程序是他们最大的“门槛”。一位视力二级残疾的考生，一直在普通高中就读，甚至不知道“合理便利”政策的存在。
李学会和蔡聪在调查中还发现，多数视力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的周期在 3-6 个月，部分省市还在全国规定的基础上，在申请时加入了“填写日常学习情况”、“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等要求。
一位 2015 年参加高考的受访者表示，“当时政策尚不明确”，工作人员对流程不清楚，以各种方式“劝他放弃”。在他一再坚持下，才成了所在省份第一位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近年来，随着相关规定的出台，有章可循已经不是难题，但一些考生还是感受到了被“消极对待”。
今年4月，视障考生孙明明最初申请盲文试卷时遭到了拒绝，当地负责老师表示，她的视力“5cm以内能看到物体形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使用大字版试卷，要么放弃（申请）。”
沟通中，老师也给她提了很多问题：“就算你参加普通高考，哪个学校愿意录取你？在学校你怎么学习？”孙明明很着急：“老师们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想参加高考的心呢？”在多次给省教育考试院、省残联、中残联打电话尝试沟通个人情况后，孙明明成功申请到盲文试卷。
今年参加高考前，杨俊杰申请到了7项“合理便利”条件，但上了考场还是出了“意外”。杨俊杰申请到一台残联提供的电子助视器，因为是进口的两孔插口，和国内的插座不适配，需要把插头掰弯了插进去。考试中，电子助视器发烫，导致接触不灵敏。——这些，都是他到了考场才发现的。
295分的高考成绩出来后，杨俊杰在报名四川传媒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之前，还曾报过四川另一所专科院校。8月15号晚8点，这所学校的招生老师打来电话：“同学，恭喜你被录取了。”杨俊杰说明了自己的视力情况，晚上10点多，已经上床就寝的他又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让他写“退档申请书”，理由是“因家里负担不起学费，本人自愿申请退档”。
“我也有爱好，我也有野心”
被“劝退”回家后，杨俊杰整理心情，准备备考新一年的艺考和普通高考——将去年的流程重新再来一遍。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坚持。在初中患病导致视力下降后，杨俊杰也有过迷茫。他的父母甚至在想，该不该让他继续读书：“你视力不好，考公考编不成立，也不好找工作，学历对你还有什么用呢？”杨俊杰想着，既然辍学也干不了什么，“不如读到哪算哪。”父母尊重了他的意见。
初中毕业，杨俊杰转到张家口特殊教育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学校里，有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和智力障碍的学生。杨俊杰发现，学校高一英语学的还是初二教材，到高三毕业时，初三的英语教材还有一半没学完。
高一时，杨俊杰所在的班级里一共8个人，后来有2个中途转学去了中专，1个去了石家庄游泳队。剩下的5个同学里，4个都参加了专门面向残疾考生的“单考单招”，参加“普通高考”的，只有自己一个。
根据公开信息，2024年共有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滨州医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4所本科院校面向视障学生招生。这些高校自主考试，单独招生，开设如针灸推拿、康复治疗学、心理学、音乐学等特定专业。
但2015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李学会等人涉及“单考单招”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是面向我国视障者的高等教育，也具有“规模小、专业受限、层次低”的特点。1987年盲生可以选择的专业是按摩和音乐，30多年来，选择的范围几乎没有变化。
2014年，教育部门首次为视障考生提供了普通高考的盲文试卷。杨俊杰知道，以自己的教育基础，参加普通高考的难度有多大。相比之下，高一刚入学一个月，他做“单考单招”的英语卷子，100分能拿97分，同一张卷子，到高三时班里其他同学平均分还是30多分。他明白，以特殊教育学校的资源，没法同时兼顾，只能照顾“大多数”。但他还是选择了那条“少有人走”的路，他不想做按摩、教音乐，他喜欢“播音主持”。
这个爱好源于一次偶然。高一时，老师让他报名参加团课活动，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朗诵《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杨俊杰练习了一周，从早到晚，除了上课都在练。练习过程中，杨俊杰能明显听出“差距”——其他两个男生在小学和初中时都有过朗诵经验，而他完全是新手，普通话不够标准，发一些高音时好像有“哭腔”。
但杨俊杰还是坚持到了上台那天。台下的观众有两百多人，他拿着七八张放大成一号字体的稿纸，尽量保持着节奏，“不让别人听出来，视力障碍对朗读语速的影响”。演出结束，杨俊杰听到了观众的掌声。
这次经历让他爱上了朗诵。虽然因为紧张没敢往台下望，也看不清，但杨俊杰能感受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听他讲话，“我喜欢那种被别人看着的感觉”。后来，杨俊杰也了解到，播音主持专业对视力的要求并不像其他专业那么高。他决定试着参加艺考和普通高考，他想让自己“被看见”。他也有“野心”，想“往上走”，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选择，得到了父母的支持。有人劝杨俊杰妈妈王燕琴，高考风险高、难度大，不如“单考单招”稳定。王燕琴说：“孩子考两分，我也让他考。参加高考是他的权利。”
“两个系统，一套规则”
2023年初，杨俊杰和几个视障朋友组建了“视障高考联盟”，两个群共有五百多人，都是各地的视障学生和家长。在节假日，杨俊杰和一些已经进入大学的视障朋友，会开直播讲公益课程，比如播音主持、乐理、物理，英语和数学。
在群里，杨俊杰能感受到，那些同样处境的同龄人，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他总会被问起诸如报考流程、本科录取分数线这些问题。他也能看到清晰的“断层”，直播课教物理时，一个福建的高三同学问他：“什么是物理？我从没上过物理。”
差距在不知不觉中拉大。许岚曾在青岛盲校高中部就读，即使这所建校90多年的盲校，也更多是针对“单考单招”授课，课讲得比较“浅”——只简单过一遍人教版的“必修”教材，很少涉及“选修”，也不做其他拓展。为了准备普通高考，许岚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在家上网课自学，“从早到晚坐在书桌前”。在盲校里，她是绝对的优等生，但“听不懂”成了网课的常态。
许岚记得，2022年，盲校自己所在的那一届一共24人，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参加了普通高考，其他同学普遍的状态是没有勇气参加。因为第一年的成绩不理想，许岚复读了一年，2023年考入了河南工程学院。
特殊教育学校现有的资源，不足以托起视障学生参加普通高考的勇气——蔡聪在2018年一项对“合理便利”政策的研究中发现，“目前我国视障考生面临的问题是，隔离式的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教学质量、教学深度和教学水平，与普通学校存在较大差距”，让视障考生不敢与普通高考生同场“竞争”。
“分数决定命运”的规则不会因人而异。高考以635分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并于今年保研至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数学专业的昂子喻，是很多视障考生的“榜样”。昂子喻在初二时完全失明，他先在青岛盲校学习盲文，训练盲文默读、书写速度，而后转学到合肥六中随班就读。他发现，只是一年时间，每科就落下了一两本教材的知识。为了弥补上这些差距，昂子喻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比大多数同学多很多。
“既然自己选择了（普通高考），就必须遵守这种游戏规则。”除却个人努力，父母、老师和同学也在“撑着”他。昂子喻的父母都是老师，一些带图的题目，要先靠他们读题、描述，他再去思考解答。大课间时，只要昂子喻需要，老师就会在教室里帮他答疑，数学老师养成了每题必读的习惯。每天黑板上的作业，同学也会帮他拍下来，留作一份备忘。
跨越的，与难以跨越的
因为“不想把按摩作为唯一出路”，在青岛盲校就读的贺博决定参加普通高考。2023年6月，当高考题目转化为180多页的盲文试卷后，最大的问题出现在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些科目上。很多图形题他“从来没见过”，特别是化学，一道包含十几个有机化学分子式题目，占去了三四张盲文纸，“看（摸）得一脸懵”；一套立体实验装置搭好了画在考卷上，看上去清晰明了，但对于贺博来说，“立体结构映射到一个二维平面，根本看不懂”，只能“连蒙带猜”。
一位患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女生也遇到了“图”的问题。2023年的文综考试中，她记得摸到了三次“图略”，其中地理题比较多，涉及城市道路布局和地质作用，有的题目能通过文字题干理解，有的只能跳过。在盲校上课时也是这样，老师试图讲解太阳和地球的位置，一手拿橙子、一手拿盲板，模仿着两者的运动轨迹，让他们通过触摸去感受。
据媒体报道，我国自2014年高考开始提供专属盲文试卷，分为全盲考生适用的常规盲文版和供有光感的低视力盲人考生使用的大字号版本，两者的命题内容、难度与普通试卷保持一致，仅针对图形部分做出适应性调整。蔡聪认为，今后应该继续开展盲文试卷优化研究，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图形上，让试卷内容与盲文特点相融合，切实提高残障考生参加普通高考的公平性。这进一步指向了合理便利的精准化，如可以提供电子试卷、人工读题、可选字号试卷等多种备选形式。
而那些涉及教育本身的差距，也并非是一个无解的问题。2021年12月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第一次提出“大力推进国家、省、市、县、校五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在蔡聪看来，这种从“隔离”到“融合”的教育发展是大势所趋。简单来讲，就是让残障学生们接受普通学校的教育，但普通学校要有专业的特殊教育老师提供必要的个性化支持。
这些正在尝试的改变，提供了让更多视障学生参与普通高考的可能性。譬如，北京特殊教育支持服务平台正在进行的探索，一堂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支持中心老师共同探索合作的数学课上，在特需学生参与班级集体课堂前，会有一堂铺垫课——通过手指操、七巧板、修复拼图等环节，巩固图形认知、体会感受数学概念中的要素。而这种针对性的经验与技能储备，将来也可能贯穿孩子们的整个求学生涯，直到高等教育阶段。
2023年，贺博被南京城市职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录取。他主动向学校申请不用单人单间的无障碍宿舍，而是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没有舍友，大学生活不完整”。杨俊杰也盼着尽早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11月，他已经开始为备考补习英语，空闲时也会练习播音朗诵的稿件，比如绕口令、散文和诗词。他最喜欢练习汪国真的一篇散文，《我喜欢出发》。
散文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孙明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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