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的快速变化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剧降，国家公园在保护中作用独特。本文综述中国首批国家公园通过构建智慧管理体系、制定绿色发展框架等加强园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目前存在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管控措施约束力不足等挑战，建议加强相关科学基础研究，制定弹性管控制度，强化政策保障，建立适用性强的保护成效评估体系，确保相关工作长期稳定发展。
人类活动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指标迅速下降，而建立自然保护地被公认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正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且已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处国家公园。目前中国国家公园关注点侧重单一方向，对多样性保护的综合研究较少。本文综述首批5处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在分析当前挑战基础上，对未来的保护行动进行展望。
1 中国国家公园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路径
1.1 智慧管理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精细化保护
首批国家公园设立后，相关部门探索构建国家公园综合智慧管理体系（表1），强化生物多样性的精细化保护。这一智慧管理体系整合北斗卫星、无线自主网络、人工智能、电子雷达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提升了监测的效率和精准度，还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能够以数据化、可视化等方式展示，助力实现更加科学的管理和保护目标。
表1 首批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体系构建情况
1.2 绿色发展减缓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干扰
中国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分布着大量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的村镇，通过实施生态补偿、特许经营等促进绿色发展，可以有效调处居民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促使当地居民从破坏行为转向参与保护。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有效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居民生计需求冲突的经济手段逐步被国家公园所采纳，目前较为有效的是设立公益岗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土地置换、生态搬迁补偿等多种形式的补偿机制。而特许经营制度既为国家公园建设注入了资金，也保障了原著居民的利益，让原著居民转变为生态保护者和红利共享者。各国家公园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适合本土情况的补偿制度和特许经营方式。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制度，设立生态公益岗位，促使原住民自发维护生态安全；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实行草场特许经营，对通过考核的社区授予三江源国家公园品牌使用权。
1.3 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宣传教育是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首批国家公园均明确了专门的宣传教育责任机构，通过培训、与专家合作等形式组建队伍，并在一般控制区内建设各种场馆设施。同时，基于自身特色、针对不同年龄群体设计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内容。此外，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
1.4 合作交流搭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多方协同治理桥梁
国家公园的设立旨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因此通常占地面积较大，如武夷山、大熊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均跨多个行政区。要实现有效管理必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在资源管理、执法等方面共同合作以实现国家公园的共治共管共建。除政府间合作，生物多样性保护还离不开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首批国家公园通过合作共建等形式，陆续成立了相应的国家公园研究院（表2）。
表2 首批国家公园研究院建设情况
1.5 法律规范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行为
完整的法律体系为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基本规则。虽然中国尚未颁布《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地法》，但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如《环境保护法》《风景名胜区条例》《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等已对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指引作用（表3）。
表3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主要立法
2 中国国家公园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
2.1 管理体制与人才建设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由国家林草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对国家公园实施管理。管理模式分为中央直管和委托地方管理两种。然而，由于国家公园内资源要素丰富多样，导致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与协调存在困难，特别是跨省国家公园的“一园多制”，使自然资源的统一管理仍面临巨大挑战。截至目前，仅东北虎豹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设置方案获批，其他3处国家公园由于机构设置方案滞后批复，导致人员划转落实不到位、人员配置不健全、人员兼用、无岗无编等问题。此外，国家公园的人才引进机制过于苛刻，难以及时补充专职技术人员，进一步制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2.2 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大
首批国家公园内的户籍人口总数超过22万人，耕地面积超过200km2；为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矿业、人工商品林、城镇等设立的“天窗”数量超过400个，其中涉及耕地的“天窗”接近总数的一半。国家公园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有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特许经营等绿色发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国家公园内的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加之缺乏《国家公园法》，现有行政执法机制不够健全，导致现有管控措施难以约束“天窗”内的居民且执法时效性较低，这些人类活动严重威胁了国家公园内的生物多样性。
2.3 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地植被难以快速修复
首批国家公园及国家公园创建区、候选区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矿业废弃地。过去长期的矿产开采压占损毁大面积土地，随之而来的土壤退化、重金属污染、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内物种栖息地丧失严重。由于土壤理化性质的恶化、养分缺乏以及重金属累积等因素，矿山废弃地的植被难以快速修复，是直接阻碍物种栖息地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问题已成为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挑战。
2.4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度高且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
生物入侵被认为是继栖息地破坏之后，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的第二大威胁，可导致本地物种数量减少，甚至濒危或灭绝。已有研究发现福建省处于外来动植物入侵的高风险区，四川省处于外来植物入侵的高风险区，海南省处于外来动植物入侵的中风险区，陕西省处于外来植物入侵的中风险区。这表明大熊猫、武夷山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均面临较高的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2.5 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
《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温室气体水平、地表温度、海洋热量和酸化、海平面上升、南极海洋冰盖和冰川退缩等方面的记录再次被打破，有些甚至是大幅度刷新。全球气候变暖给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多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广泛影响，且这些影响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加剧烈，如果未来温度升高1.5℃，预测全球将会有9%~14%的物种将面临极高灭绝风险，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严峻挑战。
3 展望
由于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当前国家公园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与管理方面急需开展以下研究。
1）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基础研究。
当前，中国国家公园在面积、自然资源和开放程度上与其他类型保护地存在显著差异，既要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又要兼顾向公众开放。这就要求在开放的同时，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基础研究。围绕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面，深入研究国家公园内具有代表性、重要性、濒危性的保护对象，探究其种群结构、数量、分布范围及其面临的威胁与影响机制，剖析其生存繁衍机制。同时，还需有效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积极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快速恢复矿山废弃地植被等生态问题，减少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推动生物多样性的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2）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弹性管控研究。
国家公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过程中，合理兼顾原住民、周边社区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必要的。因此，基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深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平衡的研究，提出可行的弹性管控模式至关重要。研究重点应包括：退化单一纯林、人工集体林的近自然恢复弹性管控、湿地资源在丰水期和枯水期的弹性管控、季节性放牧和防火的弹性管控。通过弹性管控，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协同效益。
3）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政策研究。
完善国家公园法律保障体系，解决国家公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执法不力等问题。细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资金保障机制，制定差异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明确人兽冲突机理及解决方案。优化国家公园编制问题，解决人员引进和留用难题，为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持续提供专业人才支持，并提供长期的政策保障。根据不同类型国家公园的生态特征、地理条件和保护对象，制定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体系，通过定期开展评估并及时调整管理措施，确保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现长期、稳定的积极成效。
作者简介：张晶晶，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徐基良（通信作者），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自然保护地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论文全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4年第18期，原标题为《中国国家公园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研究进展》，本文有删减，欢迎订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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