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闭口不提“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他的闭口不谈实际是他没法谈，因为：懂历史的人，很容易看出，“西安事变”实际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自救。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遭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他所承受的舆论高压，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也就是11月20日这天，达到了顶点。因为那天，上海《时事新报》刊发的一则标题为《马君武感时近作》的小文章。里头还有两首《哀沈阳》组诗，其中一首这么写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里的胡蝶是当时的“电影皇后”，而赵四就是张学良的妾室赵四小姐，朱五朱启钤的五女儿，也与张学良有过牵扯。这几句诗，是在骂张学良好色不管事，导致东三省丢失。
张学良当然气不打一处来，他的确没有抵抗日军，但说他当时是沉浸在温柔乡里，肯定是错的。实际上，当天他进行了具体的处置，只是，他的处置，是依据蒋介石的命令进行的罢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锅。可这锅太大了，张学良背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张学良
喘不过气肯定得想办法，张学良想到的办法是率东北军抗日。很快，东北军就有了1933年的热河守卫战。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引咎辞职远走欧洲。
去欧洲的这一年，迫切想要自救的张学良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张学良认为：中国也需要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那套政治制度，他认定只有这种集权模式才能复兴中国。
也是因为这个认知的转变，张学良回国后，对蒋介石言听计从，没办法，他认为：中国只有蒋介石可以成为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
可张学良自己就是一个独裁者，你让一个独裁者去听另一个独裁者的，这显然说不过去：一山不容二虎。很快，张学良的反叛心理就被蒋介石和现实给激活了。
蒋介石给回国的张学良安排了一个天大的活儿，这个活儿就是让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去西北围剿红军。张学良接下了这个差事，这说明一开始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拥护的。
蒋介石于张学良
领到这个差事，张学良一开始还蛮高兴，因为红军装备非常落后，有部分红军甚至拿的是单发的土枪、鸟枪，甚至大刀、长矛、锄头。而东北军则装备精良，并且个个骁勇善战，让东北军打红军，简直易如反掌。
张学良很骄傲轻敌，东北军也和主帅一样跋扈，他们压根儿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都在想：收拾几个泥腿子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很快张学良发现：现实是反的。
在和红军的战斗中，张学良经历了三次惨败，这三场败仗包括崂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在同红军作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的东北军的伤亡以万计。
张学良拿到伤亡报告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以至于他严重怀疑写报告的将士多写了一个0。残酷的现实让张学良非常痛苦，他非常清楚：再这么打下去，他的东北军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东北军的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大量地落入到了红军的手中。红军经常唱的那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当真是真实。
与此同时，另一个现实也摆在了张学良的面前：东北军开始剿共以后，国人都骂东北军不打日本人，净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慢慢地，本来就被红军打惨的东北军，自然就士气低迷了。
见东北将士怨声载道，张学良心急如焚，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再继续接着打红军，只有两种结果，第一是全军覆没，第二是东北军反了他。
这两种结果，张学良一种都不想要。所以，他必须自救，为自己，也为他的几十万东北军。
蒋介石于张学良等
就在张学良一筹莫展之际，另一个和张学良面对同等境况的将军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杨虎城。他是十七路军的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他也被蒋介石派来剿共。所不同的是，同样在与红军交手过程中遭遇惨败的杨虎城，本身就不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敌当前，哪有放着敌寇不管，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张学良开始改变策略，他联合了杨虎城和红军私下底达成了停战协议。张学良选择跟红军达成停战协议，除了因为他怕挨揍以外，还因为他想通过共产党和苏联接触，然后争取到苏联的援助，然后再打回东北，赢回自己和东北军的名誉。
张学良这时候的脑回路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说得通。
张学良和红军达成停战协定的背后，还有一个直接的主推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张学良发现，自己在剿共的时候，蒋介石居然背地里和胡鸿钧进行了以停战为目的的秘密谈判。张学良非常愤怒，这就等于自己成了冤大种了，我在给你拼命打仗，你却在跟人家讲和。这算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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