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冒着巨大的风险，想方设法摆脱特务的监视，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了上海，交给了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随即把三兄弟送入了由中共刚刚秘密开办的大同幼稚园。
幼稚园的创办人是董健吾。
董健吾，肄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与后来担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是同窗好友。1925年五卅运动后，董健吾因不满学校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愤而离校，到上海圣彼得教堂当了一名牧师。
刘伯坚
北伐战争时期，他与大学同学浦化人一起去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队传教，结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1927年，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董健吾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后人把他敬称为“红色牧师”。
浦化人
1928年11月，在党的安排下，董健吾以牧师身份重新回到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从事地下工作，并被当时负责特科工作的陈赓安排到了中央特科。从那时起，上海的圣彼得教堂就成为了党的一个秘密接头据点，在这里，董健吾结识了周恩来、翟秋白、李维汉、李立三、张克侠等人。
1930年，根据党的指示，董健吾以基督教会和牧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设立大同幼稚园来收养散落各地的革命人士子女和烈士遗孤。
办幼稚园的经费前期主要由上海的党组织资助而来。在幼稚园的孩子有澎湃的儿子澎小湃、李立三的女儿李力和李竞、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杨殷的儿子等等。1931年春，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来到了大同幼稚园。
董健吾为办好大同幼稚园，照顾好革命者的后代，倾注了很大心血。甚至不惜将祖上留在青浦老家的几十亩田产全部卖掉，换了500多块大洋以贴补幼稚园经费的不足。
1931年，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董健吾被迫离开幼稚园暂时潜伏起来。1932年春，大同幼稚园被敌人盯上。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决定解散幼稚园，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人（毛岸龙入园不久后，因急性痢疾病逝）由董健吾带到自己家里抚养。
1936年，在全国上下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下，蒋介石被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和谈”密信，打算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蒋介石清楚，宋庆龄一定私下里与共产党有接触，便想让她帮忙将信转交给中共。于是，蒋介石便有意把这件事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
宋子文接到任务后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找到了他的姐姐宋庆龄，宋庆龄便向他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早期是通过宋子文认识的宋庆龄。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中央特科安排董健吾负责党组织与宋庆龄的单线联系。
宋子文见到董健吾说明情况后，董健吾欣然同意。为了避免路上遇到麻烦，宋庆龄让宋子文给他安排了一个“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临时职务。
董健吾抵达西安，正遇上大雪封路，只能暂时寄住在大学同学、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的家里。董健吾从钟可托那里听说张学良已经厌倦内战，有心抗日的想法，便决定求助张学良，让张学良想办法送他去陕北。
他与张学良过去就认识，关系还不错。董健吾见到张学良后，先是递上了宋子文的委任书，然后又提出了请求。张学良对此非常谨慎，没有当面答应。送走董健吾后，他立即与南京和延安方面取得联系，证实了董健吾的身份。
张学良在确认了董健吾的身份后，立即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董健吾去了陕北苏区。
从陕北返回西安后，董健吾受到了张学良的热烈欢迎。在张府，董健吾得知赵四小姐喜欢明代瓷器，回沪后便想办法托人买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的镀釉彩瓷。1个月后，董健吾护送斯诺等去陕北，路过西安时，他把那一套明瓷送给了张学良夫妇。
张学良为了还这个人情，坚持要帮董健吾做点事，算作回报。董健吾也没有客气，借机向张学良提出，希望能帮助把自己的儿子和收养朋友的两个儿子一起，送到苏联去。因为董健吾这次在陕北与林伯渠见面时被告知，毛主席十分感谢他对岸英岸青的收养，并烦请他方便时能把孩子们送往苏联。
这事对张学良来说不算难事，于是便痛快地应承了下来。几个月后，张学良安排李杜将军将三个孩子送到了法国，最终由康生等护送毛岸英毛岸青到达了苏联。因为董健吾的儿子不符合苏联入境条件，又由李杜将军带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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