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没有先进武器装备以及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依靠有利地形和彭总的出色指挥连续作战8个多月,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退至38线附近。

双方军队经过反复较量,志愿军把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地区,一举粉碎了美国企图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的妄想,迫使美帝联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由此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同时,也迫使美国释放出同志愿军方面进行停战和谈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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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组建赴朝谈判小组

1951年6月底,朝鲜停战谈判即将开始。中央领导人早就做出判断,这场即将到来的谈判非比寻常,骄横跋扈是美帝惯有的作风,双方坐下来谈判的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战场上的殊死较量。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议后决定,军事方面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

外交方面决定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率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同时选派了对国际问题有深刻研究及对当时国际形势了如指掌的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主要助手,一并入朝。

赴朝前主席的召见

1951年7月初的晚上,盛夏微风有些许清爽,李克农和乔冠华走进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毛主席以爽朗的笑声迎接两位即将赴朝的老部下。

李克农刚进门,毛主席便说:你是我和总理钦点的将,由你来坐镇谈判,乔冠华同志也去,党中央和彭老总率领的志愿军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不要惧怕美帝国主义,虽然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但是现实条件下它也未必能占到便宜!

听了毛主席的鼓励,李乔二人当即表示,坚决圆满完成主席交给的任务!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钦点李克农和乔冠华呢?二人有何过人之处呢?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李克农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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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1941年2月,李克农奉命撤回延安,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毛泽东提名李克农任副部长。这期间,他参与领导了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并着力建立了中情部西安情报系统,使之逐步成为我党开展北方工作的基地,给党及时地提供了决定政策行动的很多重要机密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

李克农是共和国军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解放军上将,从1928年开始一直跟随周恩来总理,一直从事情报保卫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

周恩来曾把他与钱壮飞、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李克农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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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革命开始,李克农一直是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情报部长,同时兼任政务院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直接协助周恩来处理各项外交事务。

知根知底,才使得周总理在赴朝谈判人选上向主席首推李克农。周总理认为,李克农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工作,心理素质过硬,并且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指示,领导这次谈判是可以胜任的。

周总理对人员配置也做出安排,李克农作为总领导,这么大的谈判涉及面太大,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只把握大的方针、原则问题即可。至于具体细节问题则需要有位得力的助手来协助。所以,又推选了精通外交事务的乔冠华。

乔冠华于1913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

1939年经廖承志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朝鲜战争爆发不久,1950年10月,乔冠华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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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

赴朝前夕,周总理经过缜密的思考,把赴朝前线谈判团队分为三道防线:

李克农负责第一线,作为整个谈判团队的总领导,统筹全局;如遇到重大决策,随时向周总理汇报;由总理转交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及军委领导;前线战争情况随时和彭总联系,及时了解战场动向,予以配合谈判。
乔冠华坐镇第二线,执行李克农的指示,随时撰写谈判每一阶段的发言稿及备忘录,同时负责拟定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第三线则是和美军面对面谈判人员,由志愿军代表派出,因为他们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对手。

周总理把谈判团队的规划上告毛主席,很快便得到批准。

紧接着毛主席和金日成通电,很快将志愿军代表和朝方代表确定下来:

中方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方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李相朝、张平山。

三线合一,相互协作,统一领导,毛主席特地委任李克农为谈判小组组长。就这样,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特派代表,实际上成为朝中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几乎同时,“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名单也确定下来: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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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为什么做出如此快的和谈决策,一方面是正面战场在彭老总身上占不到半点便宜,伤亡惨重;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此前极力主张积极进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被杜鲁门解职,回国后接受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举行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

参谋长布雷德利在作证时说:麦克阿瑟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基于此,1951年6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发表关于朝鲜战争的讲话,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美国人异常狡猾,提出:停战谈判“应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涉及到台湾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能列入谈判之中,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谈判议题之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也失去了。

1951年7月4日,李克农与乔冠华一行乘坐当年慈禧太后的专用“御辇”火车包厢出发了。到达安东后,随即乘吉普车过鸭绿江。

由于李克农和乔冠华作为幕后谈判领导,身份一直未对外公开,为了安全起见,所有成员都称李克农为“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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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确定谈判地点

一开始,美方提议将会谈地点设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的军船上,中方代表坚决不同意,谈判地点必须设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

双方由于谈判地点僵持不下,最终,彭老总在战场上让美国人给出了答复,同意中方的选定地点,确定将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作为谈判地点。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正式开始。与此同时,正面战场上的战斗依然激烈,志愿军将士殊死拼搏,配合着谈判走向。

实际上,通过这5次战役,“联合国军”在志愿军身上吃尽苦头,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打到现在,双方对实力和战局的可能发展都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估计。

美国意识到,统一朝鲜的计划已经泡汤了,如果和志愿军再打下去,还是看不到完全胜利的可能性。并且此时苏联也是东欧地区趁机扩张,自己在欧洲的利益将会受到空前挑战,不如就梯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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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方面也意识到,现代化的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在拼综合国力,后勤、武器装备将对战争起着更大的作用,如果再将战争进行下去,致命的后勤补给会变得十分困难。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卷入战争根本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抗美援朝,后续物资难以持续维持,不能进行持久作战。

对于朝鲜来说,国土已成一片废墟,有生劳力几乎都上了战场;祸不单行,1951年更是爆发洪灾,全国人民的生活异常困苦。

交战双方都开始意识到,如果再打下去,都不会在对方身上占到便宜,反而会遭受更大的人员伤亡。

这样,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