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让彭德怀大元帅这颗巨星，遗憾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陨落了！
1959年10月，彭德怀从中南海迁居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一边读书、反省，一边开荒种地，心情处于极度的痛苦与矛盾之中。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检讨自己在7月14日写的信。然而，彭德怀这个检讨是违心的。他在一则笔记中写道：“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但是，使彭德怀更加难过的是，他清楚地看到：“庐山会议有一些人在刻意蒙蔽着真相，使一世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这一下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 一些人，而且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彭德怀的这种心情，和一些关心他的同志对他的劝告南辕北辙。这些战友劝告他，为了大局——党的团结、毛泽东的威信，不仅要任劳，而且要任怨。而他的苦恼却在于：“今天不是埋怨的问题，而是是非问题。”
这个是非是关心着他的战友们尚未深刻意识到的另一个大局：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前景。然而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前景的一封信，引出了“团结”或“威信”这样的另一个大局。为了引出的问题，又不得不牺牲本意要解决的问题。真理只得向谬误低头了。
在吴家花园，彭德怀更加焦虑地看到，毛泽东在全国进一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性的运动，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彭德怀，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各级，揪出了很多人。1960年4月，在全国不断高涨的批判声浪中，彭德怀重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原本存在的那些错误更加严重了。他满腔愤懑，违心检讨、委曲求全对党对人民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他的许多看法，无处可诉，无人可诉，只能诉之笔端，诉之未来。他无保留、无顾忌地写下了对那个曾被誉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今天读来，他写下的这个看法，竟是我们迄今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错误了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
他写道：1958年北戴河会议，对于发展工矿企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都是高指标的，超过了客观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是对粮食、棉花、钢铁这样的基本产品的估产过高而导致“全民大办钢铁”等各种“大办”和“吃饭不要钱”，到庐山会议时，比例失调已成为突出矛盾，既不正视事实之严重，又不悬崖勒马，进行有效调整，反而想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重新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付出很大代价，然后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第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在取得伟大胜利后骄傲自满。他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严重的教训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即对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重视不够。1958年以后，在某些问题上忽视了这一法则，恰当地说，理论上承认它，实际对有计划按比例重视得很不够。
第三是对“一穷二白”的现实情况缺乏全面认识。在穷字方面的反映，即穷则思变，应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行动要求，人民群众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共产党应当积极领导群众尽可能以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适当地满足群众的要求。 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工业落后，科学技术落后，因此工农业生产水平都很低。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无疑需要几十年，至少也需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能改变国民经济的全部落后面貌，而不是什么三年苦战就可以做得到的。
以上三点可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金积累、物资分配必须适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必须相适应。彭德怀认为，从1958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在彭德怀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盛行的许多错误口号和做法都提出批评，如对“三年苦战改变落后面貌”“成绩和缺点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等。对于当时各种大办、大搞群众运动，他尖锐指出：“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对于要求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件工资，商店实行无人售货，农村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和穷队拉平，等等。他都认为是政策的蛮干，是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违反了社会主义阶段在现时期的经济法则。
当我们读到彭德怀当年写下的这些看法时，不禁要想，如果他的这些意见当时能为毛泽东所接受，能够及时纠正当时的错误，我们的国家就会少受多少损失，我们的人民就会少受多少痛苦！不幸的是，彭德怀当时却处在举国上下党内党外的批判之中。
有人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前期的一些错误的，但因彭德怀突然写了那封信，因此中央不能不调动力量，来反对以彭德怀的意见，对他进行批判。
彭德怀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后写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真的当时中央是要纠正前期的一些错误，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就有一些发言，也是在主张纠正错误，那么我同中央的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反对、批判我的《意见书》呢？”
事实是，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的本意虽是要“纠错”，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心甘情愿的。他认为：“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他当时已对需要降低经济指标感到不快，看作是一种“泄气”。他提出的对当时形势的总看法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不少，前途光明。”而其中的“问题不少”，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问题。
因此，尽管会议初期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是想要“纠错”，但确实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可从当时两个人的心情上看出来。
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有故乡之行。尽管时间相去不远，地点都在湖南，其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毛泽东在《回韶山》诗中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名句，他看到的是故乡的一片丰腴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景象。彭德怀不是诗人，但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的是另一首诗中描绘的景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鼓咙胡，《古诗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语。”）这是平江县一个红军残废战士在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的。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的笔记中，彭德怀引录了这首诗，并深深感叹说：“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乌石、韶山两个公社和平江县参观之后，彭德怀就“为人民鼓咙胡”，小声说了一点话。他发现这几个地方实际收获的粮食没有公布的数字多，有的做了假。他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彭写的《八万言书》中的话）在株洲与薄一波讨论之后，彭就给中央写信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从1200亿斤减到900 亿斤。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已是他第二次“为人民鼓咙胡”了。 他是在对那些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局面深怀忧虑中登上庐山的。而毛泽东称第一阶段的会议为神仙会，即兴吟诗：冷眼向洋，热风吹雨，追思陶令，问询桃源。两者也是大异其趣的。
其实，1958年9月，彭德怀开始到各地视察时。走的地方多了，才渐渐发现了问题。到了湖南，他就有意识地寻根究底，弄清真实情况。而他一旦采取了求实的态度，就完全同情群众遭受的苦难。群众也把心里话和事情真相通通倾泻在他的面前：例如新居民点还没建立起来就拆房子；为放“卫星”，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打人成风：劳动中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等等。不少农民到彭德怀处申诉告状。
彭德怀在《意见书》和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笔记中，对那些错误的政策能独具慧眼，就是本着这种彻底的求实态度和对人民疾苦不能忍受的切肤痛感。说起来简单，历史却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1960年11月，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前期的错误。1962年形势迅速好转，彭德怀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这封信的精神基本上是好的，只在公共食堂等问题上解决得还不彻底。1962年9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回乡做一段调查，得到批准。为革命征战辛劳半世，他实在不堪忍受闲居隐逸的生活。他认为，他和毛泽东的意见已在实践中趋向一致。
但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一个更大的“革命”狂潮席卷全国，又造成十年灾难。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我们党彻底纠正错误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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