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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2024
第6期
《天涯》新刊上市
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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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封面，马上下单
编者前言
王笛是中国现代微观历史学开创者，国际著名历史学者。“微观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历史上的微小人物和事件研究为主，从而完成见微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认识过程。
王笛认为，写历史也是一个抢救历史过程，“不要以为‘只要在世界上存在过，我们就可以找得到’。其实离得越远，历史越会被歪曲；时间靠得接近，掌握的资料越丰富，也就越容易接近它本来的面貌”。
王笛对中国秘密社会组织的研究独具特色，2019年获得首届吕梁文学奖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就是一例。这本书研究了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袍哥的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
近期，王笛致力于洪门的研究，在《天涯》2024年第4期的《从金台山、南少林到红花亭》一文中，他在各种材料中抽丝剥茧，探讨了附着于“天地会”的种种历史与传说。
从金台山、南少林到红花亭
——袍哥的天地会起源传奇
王笛
开山立堂，结为异姓兄弟，生死相顾，患难相扶，故名哥老，又名袍哥。
——王蕴兹《海底诠真》
创建洪门的传说，最远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历史。据袍哥的历史撰写者卫大法师在《中国的帮会》（说文社，1946年）一书中说，明代的秘密社会，“一为东林党，一为复社”。王绍徽仿《水浒传》，编成东林108人，这就是《东林点将录》。其中，第一名是李三才，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南京户部尚书”是官衔，“托塔天王”是外号，而“开山元帅”是帮会中名。东林党魁本为顾宪成，但是为什么《东林点将录》列东林首领为李三才呢？按《明史》的李三才传，李三才为顺天通州人，进士出身，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府，“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顾宪成讲学东林时，结识淮抚李三才，便结为好友。由于李三才结党遍天下，所以卫大法师认为李三才“为一大帮会首领”。他加入东林党的组织中，故《东林点将录》以李三才为“开山元帅”。卫大法师说，根据《东林点将录》，可知明代已经有了秘密社会的组织。
复社以张溥、张采为首领，他们因驱逐魏忠贤死党顾秉谦等的檄文而闻名。复社自称名士者几万人，“社党布结，横于朝野，主司无非社友，道府多是社朋”，而且可以达到“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卫大法师说复社是“仿《水浒传》而有秘密组织的”。红帮称入会为“进科场”，而复社称本社人为“科目中人”，又加入了下层社员，三教九流如僧道优倡、医卜星相、拳勇之徒，甚至盗贼也可以加入，因此“复社气声遍天下”了。
因此，按照卫大法师的观点，其实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组织，应该追溯到明末，出现在郑成功台湾金台山开山立堂之前。也就是说，郑成功的结盟，并非他完全的组织创新，而是对明末东林党和复社的发扬光大。不过，我们关于袍哥起源的讨论，还是从郑成功开始吧。
王蕴兹《海底诠真》（汉华企业公司，1946年）用了一章的篇幅，概述了“哥老会的历史”。按照这一章所讲述的故事，哥老会（袍哥）的起源是从郑成功开始的：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开金台山立明远堂于台湾，“谋复汉族”。其时吴三桂逼死永历帝于昆明，“成功痛明亡，又切杀父夷族之恨，群情激愤，海内外危疑震慑”，所以“将所部兵将，照原有品级，为进步次序”，也就是在其驻兵之地为会盟之所，“开山立堂，结为异姓兄弟，生死相顾，患难相扶，故名哥老，又名袍哥”，这是取《诗经》中“与子同袍”的“战友同仇之意”。随之便召集了“约盟来归者又四千人，由此金台山之名播于全国”。
在1949年以前关于洪门、天地会的各种叙事中，几乎都讲述了郑成功的这个传说。1940年刘联珂在香港完成《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第二年在澳门出版。关于汉留起源的说法，刘联珂沿袭了辛亥革命前后为当时推翻清王朝服务的“革命史观”，因此把郑成功反清复明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活动联系了起来。这也是袍哥所讲述的，他们起源的历史，与洪门、天地会几乎是如出一辙。
海盗郑芝龙
卫大法师在他1946年出版的《红帮汉留人物故事》（说文社）中，称红帮汉留中，最崇拜的英雄是郑成功。“历史上民族英雄甚多，何以单崇拜郑成功一人？因红帮组织的严密化，实自郑成功始。”按照卫大法师的说法，红帮和汉留是同一个组织，在清代就是“汉族的遗留”者。袍哥在讲述自己组织历史的时候，都把郑成功作为开山始祖。根据卫大法师《袍哥入门》（说文社，1947年）的说法，最早还可以追溯到东林党，称运河总督李三才把侠客弄入东林党内，之后复社等也相继加入，这些成员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活动。当时郑成功在南京太学读书，也加入了这个组织。郑成功在抗清运动中，占领了浙闽沿海及台湾。郑成功为了预防部下瓦解，设立了“金台山令”，创立开山设堂仪式。
卫大法师在《中国的帮会》中讲了类似的故事，不过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甚至追溯到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说是南安郑芝龙与其弟郑芝虎于明天启时为海盗，海盗亦有秘密组织。当时，海盗组织没有首领。于是众人向天祈祷后，把一把剑插到存有一斗米的罐子里，让每个人轮流拜剑。若有人在拜剑之时，剑有移动，则那人就是“天所命”的首领。当郑芝龙拜剑的时候，剑突然从米罐里跳了出来，众人甚惊。于是，他就被推为了首领。那时，任何船只要入海，都必须要给这个组织“例入三千金”，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买路钱，如果“不得郑氏旗，不能行”。
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明室招抚，被封为归德将军。在清兵入关时，郑芝龙于清顺治三年（1646）扶持南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号隆武。该年清兵攻打福建，杀了唐王，郑芝龙降清，母亲自尽。郑芝龙之子郑成功跑到一座孔子庙，把儒家的服饰“哭而焚之”，并宣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便打起了“杀父报国”的旗帜。
郑成功率领300亲信抵达广东南澳岛。当时南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即位，号永历。郑成功就奉永历为正统，自称“招讨大元帅”，于厦门设演武庙，于鼓浪屿设高皇帝神位。郑成功率兵攻打沿海城镇，势力扩充至七十二镇。永历十三年（1656），郑成功打下了江苏镇江，在那里祭天地及明太祖。取《水浒传》的“准星辰为兄弟，指天地作父母”，于是乃“指天为父，指地为母”，后遂称自己的会社为“天地会”。按照卫大法师的这个说法，其实在台湾开山立堂之前，即1656年，郑成功在镇江便已经有结拜弟兄的仪式了。
刘师亮的《汉留全史》所描述的袍哥早期历史，也追溯到郑成功，与卫大法师几乎讲的是同样的故事。但是关于郑成功的故事增加了一些细节：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唐王赐姓朱，更名成功”。因为“耻父降仇，乃率其亲信数百人，遁入海岛，据南澳。桂王称帝于肇庆，是为永历”。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这便是郭永泰在福建渔民家所见的《金台山实录》上面的印章。
郑成功率军连攻舟山及福建等处，“军势大振，复取台湾为根据地”。顺治帝令“芝龙唤子归降，不然，斩首夷族”。郑芝龙不得已，“含泪作书，遣卒驰往，成功拒之”。顺治帝“怒斩芝龙，并夷三族”。所幸郑成功的二兄郑书丹，当时远在粤中，没有遭此大难，是时正顺治十八年（1661）缅甸人抓到永历帝，送交吴三桂（刘师亮：《汉留全史》，古亭书屋，1938年）。
郑成功对于明朝的灭亡和其父亲的死亡非常痛心，于顺治十八年九月，率领部将在金台山的明远堂结盟结拜为兄弟，誓死反清复明，报仇雪恨。组织内部分不同的品级。结盟之后，更具有了号召力，又有四千多人加入。这便是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所写：“成功既悼明室之亡。复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晕痛几绝。既于是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结为弟兄，分品级作进步次序，势必复仇。即将该部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远堂。约盟来归者，又四千人。由此金台山之名播于全国，闻风兴起者，颇不乏人。”按照上面这个描述，这个金台山和明远堂既是地名，又是组织的名称。
金海如在他1936年的《汉留组织之史的研究》（《文化批判》，第3卷第2期，1936年）中，也是把汉留（袍哥）的起源，从郑芝龙的故事说起，与上面的描述也大同小异，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郑成功的故事则稍有不同。郑成功得知明室已亡，家人惨死，“知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于顺治十八年九月，与部下“结为兄弟”，并将该部队驻兵的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明远堂”。后来，又有四千人来加入。这就是汉留组织的开始。后来，各地的秘密社会组织，相继“开山立堂”。政府防禁愈严，则“精神愈涣发，而组织亦愈广”。长江一带的哥老会，实即汉留的别名，即俗所谓“袍哥”“皮”“光棍”。
晚明悲歌
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留园出版社，1941年），把“汉留之起源”放在“洪门之起源”之前。因此，讲汉留的起源，从相当的程度上，就是讲述袍哥的历史。在所有的有关故事中，刘联珂的讲述是最详细的，既然是讲汉留（袍哥）的历史，那么就不妨把这些故事都详细地记录在这里。
福建泉州南安县人郑绍祖，他在泉州当库吏，那时候的泉州太守名叫蔡善继。郑绍祖有着一个自小顽皮淘气的儿子，这人就是郑芝龙，当郑芝龙十岁那年，他便得到蔡太守的赏识，起因于一件小事：郑家和府治后衙，只相隔一条小巷，在小巷里，许多和郑芝龙差不多岁数的小孩子整天在那里玩耍，郑芝龙是这帮小孩的头儿。一天，孩子们正在扔石头打仗的时候，突听一声锣响，是蔡太守回衙了，孩子们于是一哄而散，只有郑芝龙一人在屋顶上，手里拿着一大把石子。蔡太守走过来的时候，一颗石子打在了他的额角上，不禁大怒，吩咐两个随从把郑芝龙抓来！蔡太守一看这十岁小孩，便暗暗称奇：“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将来准有前程。”怒气顿然消失，问了他姓名及家庭，郑芝龙对答如流，蔡太守赞了他一番，从身上掏出五分银子，取张红纸包了给他，当见面礼。郑芝龙逐渐长大以后，顽皮之性不改，“简直是个小地痞了”。
在福建海面，有一个势力最大的海盗头目，叫颜振东，率众数千人，有船一百五十多只，横行海上。他劫富济贫，郑芝龙、郑芝虎二人闻其大名，便投在颜振东的麾下。颜振东死后，群龙无首，大家商议，要公推一人为首领。但是各有主意，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众人先祭天，然后装一斛子米，米中插剑一把，各人向天祷告，谁祷告时剑从米中跃出，就推那人做首领。当郑芝龙向天祷告时，剑从米中跃出，于是众人拜郑芝龙为首领。
郑芝龙做了首领之后，约法三章。第一条，劫掠须听首领命令，不能任所欲为；第二条，不准劫掠妇女；第三条，各头目的眷属子弟，和众人一样待遇，表示平等。郑芝龙雄据海上，天启六七年间（1626-1627），有人向明熹宗献议招抚郑芝龙，让他为朝廷出力，不但可以肃清海面，而且可以得一猛将。皇上照准，作书招抚的人，便是当年泉州太守蔡善继。郑芝龙接到蔡善继的信后，大为感动，马上召集全体人马训话，说自己并不是“贪爵爱禄的人”，实在因为蔡太守对自己有恩，所以不敢不从，郑芝龙方始降明。同降的人不下数千，但是郑芝虎不降，这便是崇祯元年（1628）的事。
郑芝龙降明之后，任福建参将，加总兵衔。他和广东副总兵陈廷财共讨海贼刘香老，在广东海面大战数次，刘香老败死。郑芝龙生了两个儿子，即郑成功和郑书丹兄弟俩。李自成起义，占据京城，崇祯皇帝在景山吊死，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被李自成夺取，于是他引狼入室，“借清兵而驱流寇，汉室江山，遂为满人所得”。
顺治二年（1645），南京陷落，明福王被清兵捕获，唐王立于福州，就是隆武帝。顺治三年，清兵打进福建，郑芝龙和清兵通了气，按兵不发，郑成功向父亲苦苦劝谏，但是郑芝龙不听，带了五百人降清。郑成功得知后，几乎晕绝，召集兵将，讲说大义，誓死效忠明朝。郑成功于是脱下了儒冠儒服，拿到孔庙烧掉，并祝告孔子曰：“先师以孝教万世，我今为大势所迫，忠孝势难两全，特拿儒服还给先师，从此督率将士，力图恢复，不能再顾孝字了。”于是，郑成功弃文就武。郑成功本来的名字叫森，乳名叫大木，隆武帝赐给他的国姓“朱”，赐名成功，无疑是祝他成功的意思。隆武封他做招讨大将军，赐尚方剑。郑成功出兵之后，屡挫清兵，雄视海上，分为七十二镇，立储贤馆、储才馆、察言司、宾客司、印局、军器局；设六官分理庶事，改中丞为思明州，劝学取士，得黄带臣等四十人，次第转六官属，或为监纪据官通判；又奉王忠孝、沈佺期为上客，军国大事，都请教王、沈二位。
1646年，隆武帝遭难，明桂王称帝，即位于肇庆，这便是永历帝。清顺治皇帝想用封郑芝龙等的惯例，去劝降郑成功，逼郑芝龙写信给儿子，答应郑成功降清后，可以封为海澄公。并且给予四府的土地给郑成功安插将士，赏巨额金银财宝，但郑成功拒绝了。清廷又拿郑芝龙一家的性命作要挟，逼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拿到父亲最后的亲笔信时，痛苦万分。含泪写信给父亲，只写了几个字：“国事为重，儿不能尽孝矣！”清廷拿到郑成功的信，便把郑芝龙全家和三族一并斩了。
不过，历史学家的研究有不同的说法。顾诚《南明史》（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讲了郑芝龙之死：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郑成功金台开山
永历十二年（即顺治十五年，1658），清兵大军三路进犯云南。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和顾诚《南明史》对这个事件都有描述：永历帝召文武百官，商议抵御之策，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带领人马，据长江流域，以绝南侵清兵的粮道。于是郑成功以黄廷为前提督，洪旭为兵官，郑泰为户官，留守金门、厦门两岛。大军十七万，以五万练习水战，五万练习马战，五万练习陆战，一万人作为策应。挑选力能举五百斤的兵士，披着铁铠，上面画着各种花纹，只留两个眼珠子，骑着砍马大刀，站在阵前，专砍敌人马脚，名叫铁人军。请张煌言为监军，大小战舰，连樯并进，浩浩荡荡，扬帆北上。
船队进入长江，取崇明，过江阴，到丹徒、焦山，战舰一字排开。郑成功下令祭天旗盖，袍服全用红色，军士都穿红衣；次日祭地，并礼山川岳渎，全用黑衣玄裳；再次日，穿吉服，祭太祖高皇帝。祭毕，大家又换缟素，祭崇祯及隆武帝，“三军无不慷慨激昂”，然后大战清军。
顺治十六年（1659），永历帝因为在肇庆站不住脚，逃到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占据了台湾。这一年，缅甸人捕获永历帝和皇后、妃子等，献给吴三桂。朝廷旨意下来，令在云南将他们处决。康熙元年（1662）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把永历帝和太子，押到城外的蓖子坡，用弓弦绞死，“明朝到这时候，真正灭亡了”。后人按照“蓖子坡”的谐音，称此地为“逼死坡”。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招兵买马，卧薪尝胆。在得知永历帝和太子遇难之后，郑成功因为悲哀过度而病倒，但他并没有因为病而疏懈复明事业。清廷派人招抚，欲诱郑成功部下降清。郑成功为了团结内部，模仿《水浒传》梁山兄弟结拜故事，继承明末东林党复社组织，以其父郑芝龙为海盗的规矩，创立开山立堂仪式。他和部下结为兄弟，宣誓复明灭清，歃血为盟，“就拿驻兵的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金台山明远堂’便成了洪门开山立堂的开始”。郑成功认为，只有在建立这样一个组织之后，才可以联络部下士卒的心。由于郑成功肯与他们称兄道弟，兵将个个都愿意受他的指挥，金台山这支军队人数虽不多，但是可以说是“大众一心”。这时候，清朝已经一统中原，“可是人心还没有死绝，郑成功在金台山举起复国的大旗，所以一呼百应，不多时，已经有四千多人加入，金台山的名字，便在中国响了起来”。
按照刘联珂的说法，金台山是台湾的一个地名。我搜索了各种资料，在明清时代，并没有发现台湾有金台山这样一个地方，而从“金台山”作为帮会的堂名这点来看，的确是为后来的几乎所有的袍哥的山堂的起名提供了一个模式，如精忠山、荩忠山、飞龙山、万云山、飞虎山、金龙山、宝华山、终南山等等，几乎都是同一种构词法。因此我更倾向于“金台山”是郑成功所立山堂的名称，而非一个地名。当然也存在开金台山之后，那里便被帮会中人称为“金台山”的可能性。
关于“金台山”的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领军二万五千，自厦门、金门、澎湖、台湾鹿耳门进入，于北线尾登台，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为求反清复明，谋士陈永华献计，集结将士，祭拜天地为父母，日月为兄弟，奉明正朔，誓言“生死与共、平等相扶”为宗旨。意取金门，台湾为屹立不可动摇之江山，定名“金台山”，此为洪门开山立堂之始。也就是说金台山的取名是台湾、金门以及开山堂三个意思的综合（林建秀：《郑成功与洪门天地会之创立》，《福建史志》2017年第6期；秦宝琦先生对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早就提出过质疑，见秦宝琦：《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学术评论》，1982年第5期）。
郑成功的军队，基本层级是“排”，从第一排到第十排。新进去的人便在第十排，也就是后来洪门、哥老会中的“老幺”。平常称呼都叫弟兄。现在当兵叫当弟兄，据说就是这个出典。关于“排”的说法，也是袍哥内部等级的称呼。但是刘联珂这里没有提到四排和七排是不包括在其中的，因为传说是在汉留的早期阶段四排和七排背叛了组织，当然也有说法是“四”（与“死”谐音）字和“七”（与“截”近音）字不吉利。
刘联珂说，明末给清朝做走狗的，多是那些“士大夫”阶级的人，他们醉心利禄，为郑成功所唾弃，所以他不和士大夫合作，而是与实干苦干的弟兄结盟。为了要发扬复明的大志，只依靠金台山的弟兄们是不行的，于是派了他的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李式开、胡德帝等向大陆推进，这五个人是洪门始祖洪英的门徒，后来便称为洪门的“前五祖”。这些被郑成功派往大陆的部将，“宣传民族思想，组织汉流”，但是由于主要是“利用下层工作，故使士大夫不愿加入”。的确，早期加入袍哥（哥老会）的都是下层民众。这些人“各就当地，组合若干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而且“政府愈禁，组织愈广，以狭义相号召，谓天下袍哥共一家”（王蕴兹：《海底诠真》）。
《金台山实录》沉海底
根据王蕴兹《海底诠真》，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八日，“郑成功薨于台湾，子经立，遣命以《金台山实录》作重件保存”。康熙十九年（1680），郑经兵败于厦门，次年“以忧愤卒”，次子克塽立；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提督施琅攻取台湾，“克塽自刎，为死时恐先人遗物被清兵夺去，以铁匣沉于海底”。所以后来才有了郭永泰发现《金台山实录》之说。
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的讲述，就更为详细：郑成功临终，他把儿子郑经叫到床前来，叫他继承革命大志，驱逐满清，还我山河。又把《金台山实录》和花名册交给了郑经（刘联珂称他为“郑经立”），“经立涕泣跪受”之后，郑成功便与世长辞。郑经把花名册打开，照着册上的名字，遣人一一报丧，并把郑成功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弟兄们，大家“痛哭誓师，甘心为革命而流血”。到康熙十九年（1680），郑经兵败厦门，次年，他死在台湾。于是“洪门革命大事”便由郑经的儿子郑克塽主持。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提督施琅率兵攻取台湾，郑克塽进行了艰苦的抵抗，终因抵敌不过而大败。施琅试图收买郑克塽，而郑克塽看见大势已去，“决心一死报国”，便把金台山的一切案卷文件、花名册、印信之类，装在一只铁箱里密封好，抛入金台山下的海里，然后“拔剑自刎而死”。
这里刘联珂和王蕴兹都没有提到郑经的长子郑克臧。1681年，郑经死去，他较有能力的长子郑克臧在内斗中被杀，大臣冯锡范拥立“幼弱不能往事”的十二岁的郑克臧的异母兄弟郑克塽。刘联珂和王蕴兹都称郑克塽自杀而死，与史实不符，他实际上于1683年降清。
施琅夺取台湾之后，“便悬赏缉查洪门的弟兄，在金台山抄了又抄，查了又查，只是一点痕迹都没有”。所以刘联珂说，当时那些洪门弟兄，之所以没被清兵所害，都是郑克塽的功劳。“要不是他把金台山的花名册沉下了海”，那么册上所列的弟兄们就很难活命了。这只装有金台山全部秘密文件的铁箱便沉在海里，给海浪冲击，“渐渐地竟冲到福建海底”（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在一百多年以后，这只铁盒被渔夫发现；然后又在很多年以后，珍贵的文献落到了郭永泰的手中。
洪英先生
按照刘联珂的叙述，汉留在郑成功金台山开山立堂之前便存在了。所以在他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先讲汉留，然后才开始叙述洪门的起源。他说：郑成功开金台山的事迹，在洪门中是人人皆知。但是那时候“郑成功一支人马并不叫做‘洪门’，而叫做‘汉留’”。汉留和洪门名称上虽有区别，“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
在汉留的历史叙述中，刘联珂反复提到推进反清复明运动的前五祖，说他们“后来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五个人，“都是洪英先生的门生”。洪英，字启盛，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崇祯四年进士，入史可法幕，他与当时文人如顾亭林、黄宗羲、傅青主、王船山等，都很有交情。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得帝、李式开五人，是洪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
在正史上，并未发现洪英的有关资料。但是根据洪英字“启盛”这个线索，得知便是殷启盛。但是经过进一步的深挖，发现殷启盛也是一个化名，他真名是汤来贺（即汤舍亲，1607-1688），其事迹与洪门文献中的洪英还是有所差距。汤来贺，江西南丰人，世皆称其为“南斗先生”，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任广东布政使。隆武帝初立，汤来贺由广东抽调十万两银运抵福州，以供抗清。后任户部郎中，兵部侍郎兼广东巡抚，督练粤军。当绍武、永历二帝争立内斗，汤来贺上书劝谏“让为上，和为次，争斯下矣”。清军破广州后，汤来贺率兵至肇庆勤王，因受排挤出走。永历帝派使臣敦请其往梧州任职，他弃职匿隐于山洞之中，后回归故里南丰，秘密筹建反清组织“洪门帮”，为洪门帮主，化名殷洪盛。清一统天下后，汤来贺隐居乡里，潜心著述，出任白鹿洞书院主讲（陈邦彦著王传龙校注：《陈邦彦诗文集校注》）。关于洪英的事迹，应该是以这个人物为原本，而演义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王蕴兹《海底诠真》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洪英召集史可法的旧部与清兵继续战斗，甲申（1644）四月二十五日，“卒于三汊河”。其徒蔡德英等五人突围逃出，“归潞王，潞降，往归唐王，后随郑成功至台湾”。当时郑成功见“士大夫意志薄弱，无可与谋，恐汉族子孙被清室收买”，便遣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帝德（在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叫“胡得帝”）、李式开向中原发展。这五人后来便被称为“洪门前五祖”。他们后来入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为僧，“世系相传，遂开洪门之盛”。洪英死于三汊河，似乎后来成为了某种象征，如洪门“三英”之郭秀英、郑玉兰也是在三汊河自杀身死。
刘联珂的故事要详细得多，讲述了这五人到台湾入金台山明远堂之前的“一段悲痛的史话”。吴三桂为了陈圆圆，投降清军，“在敌人的铁骑下为虎作伥”，人们无不痛恨。这时洪英还在扬州史可法幕下，他建议史可法派他去游说吴三桂。洪英到京后，打听到吴三桂的住所。吴三桂此时已封为平西王，一时盖造藩王府不及，就在大明国丈田畹的一个别墅里住下，作为临时的藩王府，每天笙歌妙舞，十分逍遥。吴三桂此时把国家大事，民族兴亡，完全置诸脑后了。
洪英乔装成算命先生见到了吴三桂。洪英请安毕，还没有坐下，两滴眼泪倒先掉了下来。吴三桂看他这样子，说道：“你这个道人，为什么一句话不说便哭将起来？”洪英叹道：“王爷，我哭的是明朝出了像王爷这样的良将能臣，可惜明朝未能重用，道人怎么不要一哭？”吴三桂听了洪英的话，心里一喜，他是个粗人，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便说道：“明朝主上昏庸，用人不当，当道的都是些没有种的东西，也难怪有这么一日。”
洪英不言一语，只是向吴三桂看，吴三桂问道：“你尽看什么？”洪英回答：“看王爷的尊相，虽不能说后无来者，亦该讲一句前无古人了。”又说：“要王爷恕小道的罪，小道才敢奉禀。”吴三桂道：“你尽管说好了，不必忸怩。”洪英便故意绕着圈子说话，“骨子里都是些兴亡之道，一半激动，一半讥讽”，其实是“规以大义”。
明福王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正在扬州坚守，处于“危急之中”，忽传洪英归来。史可法料到吴三桂会执迷不悟，对洪先生此去的期望并不大。果然不出史可法所料，吴三桂非但不听洪英的大义，而且几乎要杀了洪英，幸亏洪英机警，得以脱身。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洪英逃出扬州，召集史可法旧部和蔡德英等五个门生，拼命抵抗。（以上见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顾诚对史可法评价不高：“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做了过分的渲染。纵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见顾诚：《南明史》）
四月二十五日，洪英在三汊河苦战，临死前对蔡德英等五人说道：我死不足惜，只希望你们五人能够继续我的事业，去投郑成功，为国家效力。如果你们能按我的话去做，我姓洪的也可以含笑九泉了。说罢便离世了。蔡德英等五人悲痛欲绝，誓死继承先师遗志。在清兵追杀中，蔡德英等五人乃苦战突围而出，历尽千辛万苦，到台湾投奔了郑成功。
郑君达与南少林寺
在金台山结盟之后，郑成功派他们到闽、粤、桂一带组织抗清活动。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说他们乘船抵达福建，来到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九连山奇峰重叠，少林寺建筑庄严，绿瓦红墙，方丈法名智通。智通原是明朝大臣，因为明末朝政腐败，他急流勇退，出家少林寺做了和尚。智通问他们来意，蔡德英直言不讳道：皆是洪英先生的门生，扬州一役后，投奔了郑成功，现在是“奉命到中原活动”。
有一种说法是，福建少林寺是他们有意时空错位，这里又说来到“中原”，是不是暗指河南少林寺呢？不过，福建少林寺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按照中国武术界的说法，河南少林寺称为北少林，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称为南少林。后者是河南少林寺的“分院”（释永文编著：《少林寺武术教材（一）》，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智通和尚告诉他们，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和洪英多有往来。现在满清强盛，断非你们几个人就可以号召得起大事的，暂且忍耐一时，等待机会。预先准备，特别是武艺还需要精进，倒不如现在发奋用功，在此地锻炼武艺。等武艺练好，那时候义旗一举，一定可以成一番大事。
郑君达 资料来源：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蔡德英等听智通所言，想寺中当有武艺超群之人。夜饭后，月亮东上，听得钟打三下之后，智通请各位去后院看和尚练功。只见院子里站着一百多个和尚，个个体格魁梧，生龙活虎，弄枪舞棒，武艺高超。这晚，智通劝五人受戒，说做和尚是“推进革命的妙法”，因为当时清廷对于僧道是不注意的。这里使用“革命”这个词，说明在清末的革命党看来，反清复明也是一种革命。
从此，蔡德英等五人在少林寺出家，练习武术。一天，蔡德英正在练武，忽然有一个自称郑君达的人来拜会他。来人是个英武青年，生得虎背熊腰，眉清目秀，三十左右。自我介绍是郑成功的侄子，即郑成功之弟郑书丹的儿子。原来郑芝龙被清廷问斩的时候，郑书丹在广东经商，幸免于难。郑君达肝胆侠义，胸有国难家仇，同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携道德、道芳两个儿子，千里迢迢，投奔少林寺。郑君达和家眷在少林寺边寻了三间屋安顿下来，门口几株古松翠柏，屋后一丛竹林，环境清幽。郑君达、郭秀英、郑玉兰以及两个孩子，时常往寺里走动。郭秀英娉娉婷婷，如花似玉；郑玉兰年方十八，有沉鱼落雁之貌。
在少林寺一百多个和尚里，有个排名第七位的叫马福仪，十分粗野但武艺非凡。寺里忽然来了两位美人，马福仪是个“六根未除”的和尚，见了郭秀英和郑玉兰便起了歹心。一天夜里，郭秀英到寺里去找郑君达，说完事经过大雄宝殿的时候，不提防马福仪从神桌边冲出来，把郭秀英一把搂住，往神龛底下拖去。正在危急之时，忽听有人叫“秀英”，马福仪这才把郭秀英放了，赶快溜走。原来郑君达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要对秀英说，跑来叫住妻子，这倒使郭秀英趁机逃脱。
后来有一天，马福仪对郑玉兰又用了同样的手段，这次却给智通和尚看见了。郑玉兰虽然没有被玷污，可是小姑娘当日回家对哥哥郑君达把马福仪的丑行说了。郑君达跑到方丈室里，把马福仪调戏他妻子和小妹的事统统告诉了智通和尚。智通和尚叹口气说，已经把马福仪赶出了山门。在洪门的历史叙事中，正是这个马福仪（后面引施列格《天地会研究》称“马宁儿”），导致了少林寺彻底被摧毁，从而酿出后来惊天动地的天地会的出现，此乃后话。
西鲁故事
在洪门的早期传奇故事中，福建南少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少林寺的传奇，与所谓西鲁平叛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西鲁故事，有五个文献描述得最为详细，最早对这个组织的研究，应该是19世纪60年代施列格（Gustavo Schlegel）所写的《天地会研究》(Thian Ti Hwui: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中文翻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从英文书名，就可以看出在施列格看来，洪门和天地会就是同一个组织。
施列格是荷兰人，1840年出生于莱登（Leiden）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后来到中国，曾旅居厦门、广州等地，通晓中国文字，译有《今古奇观》《花笺记》等书，又常用英、法两国文字发表、出版论述及著作。荷属东印度政府以其精通华文华语，特聘之为“汉文翻译官”。他在公余之暇，潜心学术，《天地会研究》即完成于爪哇。施列格返国以后，曾任莱登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03年10月15日卒于任上，仅六十三岁。他被欧洲汉学同行称为“现代西洋研究汉学大家”。
根据施列格为本书所写的自序，1863年的春天，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属今印度尼西亚）巴东（Padang）埠的警察，无意中由某窃案嫌疑犯的家中，搜出一些书籍，方才知道该埠有秘密社团组织，会员约二百人。这些书籍包括会章、誓词、入会须知、旗帜说明、秘密符号等。这些东西被搜出后，警察交施列格翻译，以便他们了解这个组织的内幕。其实，当时施列格自己对这些书也看不懂，而时间紧迫，他又没有充足时间来进行详细研究。于是要求政府在判决之后，把资料交还给他，并且准他利用一切有关中西秘密社团的材料，找出这些社团的秘密。政府允许了他的请求。这样一来，除了巴东埠的书籍以外，又有1851年在爪哇日巴拉（Japara）埠搜得一本附图极多的中文书，是有关该组织山东分会的情形；还有苏门答腊岛巨港埠（Palembang）搜得的奏文，说的是七个友会的事；以及米因博士（Dr. Milne）关于三合会的著述。这些也都交给了施列格分析。
另外两个文献是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国立北平研究院，1935年）卷二《源流第五》中，收入的《西鲁叙事》和《西鲁序》。这两个文献是萧氏1930年代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发现的抄本。关于《西鲁叙事》，萧加了一个按语，说：“此叙述文字简明，称西鲁犯边，谓为康熙甲午年，即康熙五十三年。天地会创始于雍正甲寅年（1734），即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与一般之传说异。”这与《清稗类钞》等书所称洪门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不同。由此可见，天地会成立的时间，各种观点相差十分遥远。而且这个《西鲁叙事》到底是什么时候记录的，也并不清楚。第四个文献是1930年代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第一》（见罗尔纲：《一部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4号，1934年）。第五个文献是日本人平山周于191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
下面我综合《天地会研究》《西鲁叙事》《西鲁序》《反清复明根苗第一》和《中国秘密社会史》，力图从各种文献的杂乱记录中，梳理出一个“西鲁故事”的相对完整的历史叙事。
康熙甲午年（康熙五十三年，1715），西鲁国王命大将彭龙天率兵二十万，试图打入中原，已经攻至潼关。此时，“百姓彷徨，害及生灵，㳉（满）兵出敌，屡战屡败，不能取胜”。是时边疆守将与彭军交锋，立即溃败，守将为乱枪所杀，属下无人统率，四散败乱，西凉（后称永昌卫，在甘肃省凉州府）沦陷。彭军自西凉续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潼关”。潼关守将为刘景及黄思泉，坚壁清野，关住城门，固守潼关。刘、黄二将连夜商议防御办法，并飞奏皇上。康熙问众臣，“计将安出？”“众臣伏奏，我主朝廷并无能将，难以取胜，恳主上出下皇榜，颁行天下，不论军民人等、并僧道有能平却西鲁国者，赏千金封万户侯之职。”朝廷即刻出下招军榜文各处张挂，“许退兵者封侯赐爵。”（施列格：《天地会研究》）
福建和广东也是处处见得到这文告，少林寺某和尚见得这文告，便告诉了住寺方丈达宗法师（上节引用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为智通和尚）。达宗叹曰：“全国果无一二人能带兵打平这乱事吗？”小和尚答道：“文告中真的说出无人敢往，所以至今从未有兵队出发去打他们。”达宗说：“寺中共有一百二十八名和尚，个个精通武艺，足以打平这乱事。”次日，方丈召集诸和尚宣告，大家一同上京，面见皇上，受命平乱。“打平西乱，一以救民水火，二以保持皇朝，那末我们的声名定将四海传扬，千古不朽，我们的功勋可不小啊！不知诸位之意向如何？”众和尚齐声答曰：“唯命是听。”
于是，少林寺众僧前去揭扯榜，军士看见，带至蒲田县知县。众官甚是奇怪，问道：“尔等僧人有何本领，敢扯皇榜？”众僧称我们兄弟不用朝廷兵将，便可以平伏西鲁国。众官见如此口气，即时吩咐众僧回寺，取齐兵器行李，次日早一同进京授命出敌。众僧依言回寺，各携行李，一同往北京。路上花费二十余日，方抵达京城。先入五朝门，进兵部大堂见官。次日晨，“鸣钟趋驾，皇上坐殿”，康熙闻有福建九莲山少林寺僧人“愿领皇榜”，大喜，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因为此二人是少林施主，故此将恩报恩。
众僧人上殿授封，赐方丈为总兵，众和尚也各有职衔。方丈及众和尚一齐跪下，叩谢天恩，并说：“我们现有一百二十八名和尚，个个精通武艺，已足以平西乱，用不着再调动皇上的兵将。皇上可勿忧虑，我们誓忠于皇上，我们愿平定西戎，永保皇朝。”皇帝闻之大喜，面谕众和尚说：“得到汝们出去打平西乱，我的心情才得放松些，汝们的功绩，自然是流芳百世的。”即赐印信宝剑，此印有“日山为记”四字，系三角铁铸的（但是《西鲁叙事》称这个印信是僧人得胜回朝，皇帝赏赐的，而且只有“日山”二字，还明确说“重二斤十三两”）。于是“祭旗兴兵，奏旨征西鲁”。又命郑君达“解粮军前应用”。
在施列格的后面的故事中，甚至没有一个领头的人，既没有提到郑君达，亦没有再提方丈达宗。只是说“众和尚”日夜不息的西征，数日间便到达潼关。二守将见援兵抵达，乃命城门大开，援军进城。二守将见及来援者的不过是一百多名和尚，心颇不解。刘景又问：“诸位来此，是要打西鲁的，不过何故没带文武官兵前来？”和尚答：“汝求援的奏章到达时，皇帝召集诸将，问谁可往应援，无人敢往，详细考虑之后，诸将向皇上建议广贴文告，征募天下勇士，无论何人，不管他的地位，是官员或是市民，是和尚或是幻术家，如果他具有才智，能够打平西鲁的，都可以应募前来。我听了这话，我就应征前往京师，求见皇上，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你这里的。”
和尚们问关于西鲁的情形，敌军近况如何，集结在什么地方？两守将一一对答。和尚又问：“最近交锋，谁胜谁败？”刘景答：“西鲁兵马是凶恶的，我只在前线打他，不敢全部动员，我留兵队在后。昨天他们益加喧闹，我们更加小心防卫。幸而此地的城池还十分坚固，足以防守。”
和尚问：“将军久住此间，对于此间的地形人情以及敌军行动，自然知之甚详。请一一指教。”刘景答：“日前我有命令黄思泉绘一地图，凡此地路径地理，悉具图中，兹呈上奉览，俾供参考。”和尚详细看完了地图，记入脑中，乃对刘景说：“且候明日我们开始进攻吧！我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我们一定会打胜仗的。”
翌日晨，和尚分兵部署，面授机宜。他又取出宝剑，挥剑刺戮，念出符咒，他叩求上天六丁六甲来帮助他，给他胜利。果然，当战事方酣时，天落沙雨，又起大风，飞尘蔽天，西鲁之兵纷乱，和尚果然打了胜仗。“斩了大将彭龙天，杀得西鲁兵尸满山川，血流成河，得胜回朝。”（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西鲁叙事》，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
满朝大小官员出到十里长亭迎接僧人入朝见主，龙颜大悦，赐游街三日，犒劳甚厚。要敕封众僧万户侯，赐黄金万两。僧奏道：“我等出家人，不愿为官，黄金要来何用？即望我主赐一堂袈裟足矣。何必过赏，不过为朝廷出力。”帝即赐袈裟一堂，衣锦回寺。（罗尔纲：《一部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
他们谢恩说：“陛下知道我们是佛教徒，敬奉佛陀，以慈悲为心，此次因西鲁之乱，乃出而打平乱事，今我们也仍须归回少林寺，敬奉佛陀，一如常日，我们不合享受俗福，我们应该照旧静修，希望达到永生，我们只能接受恩赐的奖品，这算是我们敬领宏恩了。”既然他们不受封，“可赏黄金千两”，封郑君达“分州总镇，即赴任而去，出任湖广治民”。郑君达“与僧人到寺中结为八拜之交”，然后才赴任往湖广而去。有残诗为证，赞他们的业绩：“英雄居第一，豪杰定无双。班师回朝，啼歌唱道入五门。统兵一举定西鲁，诸将啼歌入汉关。”
日本人平山周191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也讲了西鲁的传说：福建浦田县（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地极幽邃，人迹罕至”，但是有“伽蓝堂塔耸峙林间，规模极庄严”。据称改寺为达尊神所创建，历时已一千年。“寺中僧人除了诵经焚香之外，还练剑法诸武艺”，以为自卫。
平山周称，康熙时（平山周又说“或曰乾隆时”，可见这件事的可信度不高，时间相差如此巨大），在中国西部“有附庸曰西鲁者”——平山周在括号里面说明“不知何国或曰即西藏”——“国王举旗寇边”。清军征讨受创，清帝乃悬赏，无论贵贱男女僧道等，“有能勇募征服西鲁者，任所欲赏之”。赏格颁发之后，少林寺诸徒中，“有勇武绝伦之郑君达者，顿起雄心，偕一百二十八僧应募，誓必扫荡西鲁”。在其他的天地会故事中，郑君达则是郑成功的侄子。
到京后，清帝引见，询以来自何处？有何才能？答言来自少林寺，无一人无武艺。“帝大喜，许其从军，欲任以总兵职。询以需兵几何？需饷几何？答言不需一兵，只有马匹军粮已足。”清帝即授以征讨全权，赐以剑，剑上有“家后日山”四字之铁印。
僧人等择吉日，整装西行。“辟山通道，临流架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数日达西鲁境”，然后扎营。西鲁探知，突进攻击，但是僧军转防守为攻势，“斩将搴旗，累战俱捷”。西鲁王只得退却，“仍献贡物，遵约束”。就这样，僧军出征不到三个月，“不损一人，不折一矢，征服西鲁”。凯旋归来，清帝要按当时约定，予以嘉赏，“而僧等乃一无所欲，各愿放归故寺，悠悠以终，独郑君达留就总兵职”。按照这个说法，大家都不眷恋权力，唯想回归幽静的寺庙，继续过去的生活。只有僧兵首领郑君达留下充任总兵。清帝乃大宴众僧，赏金银绢帛无数，并御书“圣泽无疆”匾额，以及“英雄居第一，豪杰定无双”“不用文章朝圣主，全凭武艺见君王”“出门朝见君王面，入寺方知古佛心”等各联语送众僧。其中“英雄居第一，豪杰定无双”与上面已提到的萧一山所说的残诗是一样的。
刘联珂在《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明确说西鲁是西藏，称此时西藏因不服清廷统治，藏兵开战，清兵惨败，震惊朝廷，不得已贴出黄榜，广求将才。智通（施列格说是住寺方丈达宗法师）告诉众僧：现在清廷出榜招贤，倒给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想诸位不如趁这个机会混入清营里去，形式上说是报效清廷，实际干我们的反清工作，只要我们有朝一日能大权在握，指挥和组织得当，那时候率领三军，倒戈相向，可以成其大事”。自从郑君达和少林寺一百多个和尚替清廷征西藏之后，捷报频传，藏兵大败乞和。清廷授郑君达以总兵之职，“众僧不愿为官，仍旧回他们的少林寺，锻练武艺”。当时清廷赐少林寺三副对联，和上面平山周所列完全一样，估计就是直接抄自平山周，这里就不重复了。
刘联珂这段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各种资料中，都是写“西鲁”，这里刘联珂明确说是西藏，但是没有提所依据的文献。关于西鲁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除了刘联珂的西藏说，还有罗刹说、准噶尔说、卫拉特说等（见隋皓昀：《西魯考》，《法光学坛》第7期，2003年）。第二，可能刘联珂为了使他的革命叙事有逻辑性，所以说这是方丈有意把他们派到清军中，以便以后有机会起事。便与西鲁故事的其他记载有所不同。而且这个故事本身也是矛盾的，前面说智通和尚要让他们进入清军进行反清活动，但是为何征西鲁后这些和尚又都要回到少林寺呢？
火烧少林寺
随后多年无事。雍正继位后，据称是“天时和顺，国泰民安”。施列格《天地会研究》称，雍正十一年（1733），邓胜被派至福建福州府“充任法官”。这里所谓“法官”，应该是知府或者知县吧。据称邓氏是“无道德的小人”，凶恶而贪腐。邓氏常到少林寺烧香拜佛，眼见皇帝的赐品玉环和印章，皆极为珍贵，便起了攫取之心。邓氏向方丈索要这两件珍品，答曰这是皇上赐物，“印章具有特权，可以捕杀一切贪官污吏”，拒绝了其无理要求。而《西鲁叙事》则说是雍正十三年（1735），有一“老奸”，名叫邓胜，到寺烧香，见寺内御赐玉印乃是宝物，即欲贪为己有。但是《西鲁序》提到的人名甚至都有所不同，“奸臣一名建秋、一陈宏，二人同心设计害少林寺僧人”。
被拒绝后，邓胜心怀仇恨，用诡计来夺取那些珍品。便向皇上密报少林寺和尚煽惑民心，图谋不轨。和尚们因为得有前皇赏赐的玉印，拥有大权，假如叛乱，其势必极危险。雍正中了邓胜的诡计，问如何应付。邓胜奏道：“据臣管见，应集数千人，带备可资燃焚物料，如火药、干木等等，秘密到少林寺去。诡称焚香拜神，引起火祸。另备兵马包围全寺，俾逃出者亦难逃生。如此，则可杀尽和尚，扫除祸根。一得之愚，不知皇上以为可行否？”
皇帝听信了谗言，即命邓胜领御林军三千前去偷袭。在《西鲁序》中，对袭击少林寺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但是主角不是邓胜，而是前面提到的张建秋。他们来到王泉（怀疑是“玉泉”，但是文献两次提到地名，都是“王泉”）地面，路遇马宁儿（在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称“马福仪”），募他做了车夫。张建秋听说马宁儿曾在少林寺待过，便赐他酒肉，打探内情。马宁儿称过去在少林寺挑水，因为不小心打烂了东西，就被赶出（没有提因为调戏郑家女人），只好在王泉地方为车夫度日，表示愿带路。少林寺僧人闻知张建秋奉命到来，请入寺中茶烟相待。张建秋说今奉主上再赐皇封御酒，僧等见此酒可疑，将祖师留下宝剑插在酒中，便出现黑气，知有毒，发现官府要害少林。僧人商量，何不先下手为强，但是这时已见火光冲天，其时正三更时分，众僧都在睡觉，措手不及，烧死了一百多。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对火烧少林寺的故事也有详细的讲述。当时有廷臣陈文耀、张近秋（刘联珂也提到同一个名字）二人，“怀叛志，谋篡夺”。但是慑于“僧军武勇，惮不敢发，欲谋除之，百计谱于帝。谓官军屡为西鲁所败，少林寺僧乃轻易征服之，设若等有异志者，朝廷灭亡，特反掌间耳！窃为国家危之。帝聆言则大惊曰然则奈何”？也就是说陈、张二人有反叛的谋划，但是担心这些和尚的武力，所以先除之而后快。便谗言清帝，说能够轻易取胜西鲁，如果要灭朝廷那不是易如反掌吗？清帝一听这个道理大惊，便向二位讨主意。二人提出“以火药焚之，必尽歼”。
陈、张二人率兵数百，扑向福建九连山。寺院在深山老林，不易寻觅。正在搜索之时，遇到一个叫马仪福（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是“马福仪”）的人，“愿为先导”。马仪福过去也是少林寺僧人，武艺居第七。“然性极好色，卒以引诱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及其妹郑玉兰，为众僧所不容，驱之出。”他们乘夜潜至该寺，埋就火药，周围堆积柴草，以松香引燃。霎时便“烟焰蔽天，伽蓝塔堂顿成灰烬”。但是接下来就是神话故事的风格了：“始创该寺之达尊神现灵救之，遣朱开、朱光二天使，引十八僧遁。”马仪福见有僧脱逃，急呼追踪。但是忽然“浓雾蔽天，追者迷于所向”。最后生存者仅五人，即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他们被称为洪门“前五祖”。马仪福后来被“同党友人所杀”。由于马仪福武艺居第七，所以“会中至今禁言七”（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莆田南少林寺武僧
五人把死去的武僧火化安葬后，躲在一桥下。有一船刚好停在桥下，船夫谢邦恒、吴廷贲（其他文献为“贵”）把众人请到舟中安歇。次日彼此辞别，确立了“秘密符号，为将来承认之证”。五僧尚未离开黄泉村，一兵队到此搜索，有勇士吴天祐、方惠成、张敬照、杨杖佐、林大江五人相助，五僧得以“安全远遁”。他们到了惠州府长沙湾，后有军队追赶，前有大河阻断，走投无路之时，“达尊神乃再遣二使现形救之”。两神一个持铁板，一个持铜板，“架作桥渡之”。（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幸存的十八人，冒着风雪和饥饿逃命，路上饿死十三人，最后仅存五人。虽然《西鲁序》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应该就是前面提到的蔡德英等前五祖。他们逃到一条大河边上，波涛汹涌，阻隔在前，幸得谢邦恒、吴廷贵搭救，五人在船中躲避。危险过后，五人拜别谢、吴二人，至乌龙冈高溪庙求宿，又有黄昌成与妻钟氏收留五人。他们在此居住，不觉半月有余。清兵闻讯前来捉拿，五人闻知风声，即拜别庙主，奔别处而去。来到了湖广地面，在灵王庙修身寺下普庵住下。
话分两头，《西鲁序》说，陈宏带兵往湖广分州，郑君达出去迎接，陈宏宣诏，称郑君达与少林寺僧人结拜，有谋反之意，“圣旨到来，赐君达红罗而死”。也就是赐他用红绸上吊自杀而死。陈宏将郑君达尸首抛在湖广下港尾，带旨回京复命。郭秀英、郑玉莲闻知此事，同家丁往港尾寻尸埋葬，葬后还乡。
施列格的《天地会研究》也提到，五人逃命到了海边，两个船夫（不过不是《西鲁序》中说的谢邦恒、吴廷贵，一个姓施，另一个姓吴）让他们暂在船上躲避。邓胜闻有和尚逃出，立即派兵追捕，以绝后患。追兵见海上有船载人急行，随即快船追赶。前面是一片汪洋，已经走投无路，五人一齐跪下，向天祈祷：“天啊！天啊！我们是少林寺的和尚，平常奉佛行道的。我们对康熙帝尽过忠，而今奸臣来害我们，被焚死的凡一百二十余人，剩下的只我们五人。我们逃难至此，又遇追兵，我们无处可逃了，我们敬求上天怜惜我们，救救我们。”这个描述，不知是施列格根据基督教的祈求上天保佑，还是因为他称早期会员与基督教有联系的证据。祈求完毕，随即看见两个神灵，一名朱光，一名朱开，坐在云端。这二位神灵指示方向，对这五个逃难的和尚大声叫：“快走！”他们看见黄黑色的云突然变为一条长路，还有一座桥。他们急跪下拜谢天恩，然后起身，走上那条大道，跨过那座桥。追兵四处搜寻，渺无人迹。
而《西鲁叙事》的描述有所不同：“幸得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见寺内有五人命不该绝，日后尚有结拜天地会一段缘由，即化黄黑浮云救出十八人。”到了云霄县（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面，又死去十三人，奸臣闻知有人逃走，即领兵追赶。仅存的五人走至乌龙岗，前后无路，只得向天祷祝道：“若我兄弟五人命不该绝，万望再赐一条生路。”祈祷结束，来了朱江、朱开二仙，将刃刀放在江上化作浮桥，渡过五人。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的故事是：五人把死去的武僧火化安葬后，躲在一桥下。有一船刚好停在桥下，船夫谢邦恒、吴廷贲（其他文献为“贵”）把众人请到舟中安歇。次日彼此辞别，确立了“秘密符号，为将来承认之证”。五僧尚未离开黄泉村，一兵队到此搜索，有勇士吴天祐、方惠成、张敬照、杨杖佐、林大江五人相助，五僧得以“安全远遁”。他们到了惠州府长沙湾，后有军队追赶，前有大河阻断，走投无路之时，“达尊神乃再遣二使现形救之”。两神一个持铁板，一个持铜板，“架作桥渡之”。
卫大法师说，这个所谓108人少林寺武僧，很可能是附会了唐朝少林寺十二（也有十三的说法）僧助太宗的故事。“以上人物，不论其实有其人，或系假讬，而在同治时，南洋华侨所传的《海底》中，均绘有其像，萧一山先生自欧洲抄回，印为社会秘密史料。”卫大法师把这些画像复制在了自己的《中国帮会史》中。
桃李剑传奇
萧一山1930年代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发现的抄本《桃李剑叙》，是关于郑君达妻子郭秀英和妹妹郑玉兰的故事。以所谓一把“桃李剑”作为线索：“剑是龙泉剑，刀是青龙刀。此宝剑是君王随身剑，但此剑乃系姑嫂剑也。”小姑是郑玉莲（兰），嫂子是郭秀英。“剑头字号乃系二龙争珠，剑之根由系桃李木化成。”宝剑分为左右，就是两把宝剑合在一起，“左边一枝交给祥夏方大洪之子孙方元宗收藏，右边一枝交给白狗洞朱昌之子朱德禄收藏。”但是“此根苗因何而出？”该叙便讲述了这把剑的来历。
郑君达系福建厦门大咸美人（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称其为郑成功侄子，对此《桃李剑叙》完全没有提到），身居水军都督之职，委任镇守边廷，又移任“湖南海口”（似乎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做大元帅，出征未回。只因有一游方和尚先在少林寺打扫佛堂，失手打破佛前非常珍贵的玻璃灯，被逐出寺门。行至大咸美之地，一日出门游玩，见郑玉莲、郭秀英二人生得美貌，便想起淫心，是夜潜入室企图强奸，姑嫂不从，不得已投水身亡。尸骸冲到沙滩之上，被沙泥覆盖，无人知觉。吴成贵（《西鲁序》中救五祖的两个人之一叫“吴延贵”，在洪门传说故事中，人名经常有类似或重合的）父子在河边捕鱼为生，忽一日看见有二女人尸身，不忍让她们曝露河滩，把尸骨葬于岸边，并为她们修了一座坟墓。数月之后，不料墓边忽然发出一桃一李树，有八尺围之大，还长满了果实。（《桃李剑叙》，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
吴成贵父子大喜，收摘果实去卖，得利甚多。据称“此乃姑嫂二人灵魂所感化而生也”，是为了“报答收葬之恩”。不料一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将桃李二树吹倒。吴成贵父子闻知，即往查看，忽见“树头凸出二口宝剑，此剑乃桃李二树所化”。这两把剑能够“千变万化，飞腾空中，千里取人首级，实是至宝”。吴成贵父子将宝剑带回家收藏。后因少林寺被火烧毁，有五人走到福建厦门大普庵居住，他们“起义结拜”。后吴成贵前来投军，结拜之后，说出家藏有一口宝剑，取来献上，便将从前事情告诉众人。大家接过手观看，见宝剑光芒闪烁，便“收藏在洪花亭上，以为反㳉复明之用。”后来那个游方僧被谢邦行捉拿，因为“判断事属无定，未知真假”，郑君达不敢行刑。郑君达的手下弟兄说：“他前日打破佛祖玻璃灯事小，今做此奸心叛骨之事大，因此将他斩首。”此事系代报姑嫂二人“清节之冤，以见忠义之本，非同小可，乃惊天动地之事故，立为叙”。
按照《桃李剑叙》的故事，郑君达的妻子和妹妹死于火烧少林寺之前，而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西鲁序》以及下面要谈到的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等文献的描述都是之后。《西鲁叙事》记五祖逃至普庵，“忽㳉兵人马到来捉获，此时见寡不能敌众，况又无军器。只得脱身而走”。适郑氏姑嫂儿子来此祭坟，见坟头现出桃李木宝剑一口，剑头二龙争珠，剑尾有“反㳉复明”四字。㳉兵追赶五位僧人，就将宝剑勇力救去，杀退㳉兵，与僧诉说一番前事。
另外，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对这个故事有不同的描述：五僧至丁山的一小港，无意间邂逅旧友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及其妹郑玉兰，其子郑道德、郑道芳二人，于是一起往祭郑君达之墓。祭墓时，突然清兵来袭，危急之时，“忽一桃剑自郑君达之墓中跃出”（而非《反清复明根苗第一》所称是从郭秀英和郑玉兰合墓中，原文没有说是“桃李剑”）。郭秀英接住，“其剑有‘反㳉复汩’文字，又有双龙争玉图”。郭秀英用剑斩首无数，遂以脱险。张近秋特派兵士一队搜索郭秀英，郭秀英得知无法脱身，只好把剑与二子，与郑玉兰投“三合河”而死。谢邦恒把她们葬之河畔，立一石碑纪念。这里的“反㳉复汩”，就是“反清复明”，“清”和“明”皆用了隐字。
王蕴兹的《海底诠真》也称蔡德英等后至赣州，遇唐王部将黄昌成（洪门五义之一）与其妻钟文君（洪门三英之一），往襄阳丁山吊郑君达墓，秀英、玉兰、道德、道芳也去扫墓。张近秋领兵追杀，秀英与之决战，斩杀甚众，但是终寡不敌众。秀英把宝剑给予二子，叫他们快跑，自己与玉兰投三汊河而死。好汉谢邦恒将她们葬在河畔。
萧一山认为，这些故事，不过是天地会中人的传说，“本为小说家言，扑朔迷离，亦不必辨其孰是，惟大体则均欲表示‘反㳉复明’四字之旨宗而已”。萧氏的这个态度是有道理的，本来故事就已经带有神话性质，去考证这些故事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其实，任何神话后面都有着潜在的含义，就是创造英雄祖先，用来感召成员，鼓动士气，寻求正义。
施列格眼中的天地会
根据施列格的说法，天地会的起源，“中国史籍未见载记”。天地会中最常提到的故事就是桃园三结义，尽管施列格说“天地会是否起源于桃园结义，殊难确定”。但是后来研究天地会的学者，没有人会认为天地会与桃园三结义有任何组织上的连接关系。不过，施列格在书中也说，“满清入关以前，天地会未成为政治团体”。满人入关以后，“对中国人民却横加虐待。满人迫汉人蓄发留辫”。广东和福建是天地会的两大策源地，反对满清最激烈，“至今亦然”。还说福建人都备有头巾，用以蔽藏发辫。两个省都靠海，“居民善于航行，熟识各海岸”。值得注意的是，施列格提到了“反清名人”，“先有郑芝龙，继有郑成功”，后者在西洋被称为“国姓爷”。郑成功在金门、厦门失败后，率舟师渡台湾，驱逐荷兰人，而自建王朝于台湾，奉明正朔。“自是以后，天地会渐露头角。”
值得注意的是，天地会组织起源于郑成功这样的说法，远远早于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是辛亥革命的“革命叙事”，更早于抗战时期的袍哥及其他秘密社会组织的民族主义宣传。秦宝琦在批评郑成功创立说时，指出“主要是受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有关‘革命排满’宣传的影响而提出”（秦宝琦：《中国洪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看来是大大低估了这个说法出现的时间。
按照施列格的观察，当时清廷认为天地会和基督教类似。在清初，天主教带来的科学知识引起清廷的兴趣。天主教只崇拜上帝，但是在中国只有皇上“才有权崇拜上帝”，所以他们改称上帝为“天主”，以免刺激皇上。“天地会崇拜的也是上帝，在清廷看起来，自认为大逆不道。”施列格还称，天主教中有教友把天地会会员名录寄到了欧洲去，这引起了清廷的警惕，认为发这些名单是请欧人帮忙他们的革命。于是雍正对于天主教和天地会“这两种教义，日益仇恨”。有三个传教士去觐见他，他便指责道：“汝们假传教行善之美名，而诱人革命，这与白莲教并无二致。”不但清政府认为天主教与天地会有关系，“就是天地会本身，也明明表示他们和基督有血统上和精神上的联系”。施列格举出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他说“天地会成员洪秀全”“假天地会之名发动革命”。洪秀全对基督教作过研究，结果他“改称天地会为（拜）上帝会”。关于洪秀全是否与天地会有关系，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孙中山和后来的研究者萧一山、卫大法师持肯定的态度。
萧一山说：“天地会文件诗句中，有‘三和合水万年流’‘三和合水流不尽’‘三和合水流万家’诸语，似均与水有关系，而三合会又在两广产生，疑含有鼓励西北东三江之人共趋大团结之意。然西人之研究三合会者，谓系采取董仲舒‘一贯三为王’之意，亦有所本。太平天国之十全大吉诗曰：‘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教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禾王乃指秀全，秀字头上为禾字。曰三星，曰一二三，曰一直不出在中间。即一贯三为王之三合的意义也。正史称洪秀全为三合会匪首，良有根据。”（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
卫大法师是把太平天国作为天地会的一支来叙述的，“道光末年朱九畴以天地会组织传洪秀全，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八年起义于金田，其部下如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冯云山等，均天地会中人”（卫大法师：《中国的帮会》）。一些历史学家也的确认为，洪秀全与天地会的确有一定的关系。如荣孟源认为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主要渊源于天地会：因为据天地会的说法，人人都是上帝（天）的儿女，以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大家都是兄弟姊妹。他的拜上帝会便因此受到启发（吴雁南：《试论太平天国起义前洪秀全的政治思想渊源》，《史学月刊》，1957年第8期）
在施列格的《天地会研究》中，还描述了他们的信仰、对世界的认识和文化，这些东西又与各种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构成了天地会的精神世界。关于会员，“须得姓洪”。天地会的条规“一代传给一代”，他们都“在红花亭已宣誓了”。天地会山东支会在每个会员的洪单（会证）上印有阴阳变化图。阴阳合而成“和”，“和生三才”，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一切属于天体的，属于天的权力；而水、火、五金、风、雷、电等等属于地；“人”为万物之灵，其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受奖也可以受罚，视其有无道德而定。“三才生于一，故共同具一个原理。”这就是天地会问答词第三十二条所说：“三才并立，一理皆同。”
天地会的大会证 资料来源： 萧一山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施列格看到过九张会证，有的是用亚麻布印的，有的是纸印的。会证大概分为两类，即大会证和小会证。该图是大会证。三个四方形中套三个八角形，其最中心是两个四方形。最外一圈印的是八仙的名字：李拐（铁拐李）、钟漓（钟离权）、张果（张果老）、洞宾（吕洞宾）、国旧（曹国舅）、仙姑（何仙姑）、湘子（韩湘子）、采和（蓝采和）。第二圈四方形，四句诗要从四个角来认：左上有“五人分开一首诗”，右下是“身相洪英无人知”，左下为“自首开得众兄弟”，右上为“后来相认团圆时”。四个三角形印有四个隐字，代表“忠心义气”。
最外那个八角形内，有“李北昌国”四字，左“韩西福”三字，下“郑南田”三字，右“韩东朋”三字，此为四大忠贤的姓名，守护会门的武将。同圈还有“天仙贤福”四字。第四圈的八角形，中印“变化千万千”，下面印五字，除最中间的是“彪”字，其余应该为隐字，分别为虎字旁加“和”“寿”“合”“同”。右边是“关不正便”，左边是“龙开不洪”。这八个字应该来自于“不正便，关龙现，不开洪”的说法，也就是“龙现不正，便不开洪关”。其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真正的明主，洪门便不该给他通过。
第五圈上部有“家后”二字。“家后”是云南、四川第三房的会堂（山堂）的名称。这两字和中部的“洪飘”有关系。第五圈左右又有“日”“月”二字，日字之下有“共同和合”，月字之下有“结万为记”。“洪飘”二字中的“洪”当然就是洪门，“飘”即是“票”的意思，便是天地会的通行证，应该就是第六章所提到的“号片”。
由于有“家后”二字，便可知道这张通行证是家后会堂发给的，而且这个堂正是负责川滇地区的，由“前五祖”之一马超兴负责（李子峰：《海底》，上海书店根据1940年版影印）。所以这个会证说明，在19世纪天地会已经进入云南和四川，他们便成为了后来哥老会的天然的前辈。
天地会中常提及“明堂”，这一个“明”字，可以做所谓日月光明拜祀上帝之明堂解，亦可解之为明代的明，反清复明的明。两种不同的解释，很值得研究，因为若依照前者的解释，那末天地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反清复明。天地会会堂里面是四方形的，故亦可称为“方”，具有“端正”“正确”的涵义；天地会会堂的外围是圆形的，表示要容纳四方兄弟。（施列格：《天地会研究》）
天地会中“洪”和“红”两字是通用的。施列格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代皇帝顺帝有一天晚上梦见宫中遍地是蚂蚁和胡蜂，他令宫中立即清扫。突然南方发现一个穿紫色外衣的人，左肩有个日，右肩有轮月。顺帝急问是谁？此人不答，且举剑刺向顺帝，顺帝急欲避之，想逃出宫中，而宫门已闭。顺帝惊呼求援，顿时惊醒。
几乎同时，江苏丹阳府某庙的一个和尚也做了一场梦。他梦见天上诸神正在讨论元朝即将灭亡，谁将为中国的新统治者。这时，在大熊星旁边的两颗星“并举日月出来，表示阴阳两气并合而生光明的意思，天下将归附于他”。和尚梦醒以后，一对姓朱的穷苦夫妇向和尚请求暂住庙中避难。不久，妇人生下一个男孩，他父亲在河里洗澡时，上游漂来一条红缎，他便捞起来晾干，做衣服给小孩穿。这男孩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为洪武，因为红色就是太阳或光明的代表，所以洪武就是“光明的武士”。他的朝代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的朝代”。异族统治之下，天下痛苦黑暗，他起兵伐之，使天下重见光明，故曰明代。
满人的统治，使天下再度陷入黑暗，所以天地会要以“革命流血的行动手段”来达到推翻清朝的目的，这就是孟子所赞许的，如果君无道，天下便可以起而诛之，以救民于水火，召集义兵以实行革命。施列格引用《孟子·梁惠王下》的话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其意思就是，破坏仁爱的人是“贼”，破坏道义的人是“残”。这样的人，我们就叫他独夫。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殷纣王，并不是弑君。可见孟子认为革命是正当的。同理，明起兵讨伐元代暴君，天地会起兵反抗清朝暴政，都是光明和黑暗的斗争。
历史和神话
历史和神话经常都是纠缠不清的，特别是在中国明末清初这样扑朔迷离大时代的转折时期，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都在发挥着其影响。有的隐晦，有的张扬；有的委婉，有的壮烈。表面上看来讲的是一个故事，后面却有各种历史隐喻，这就给我们今天找到历史的真相，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传说和神话虽然不是历史，但是后面隐藏着历史。在今天，我们有可能从中挖掘出被掩盖的历史。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看，袍哥与天地会都使用《海底》，都把郑成功作为他们的开山始祖。《海底》有各种版本，内容其实相差非常大，详略不一，不过基本的思想都是反清复明的那一套。汉留自乾隆以后，便由兴盛期走入衰颓期。进入19世纪，汉留内部称是由于清廷内忧外患，于是汉留又逐渐兴盛起来，开山立堂。当然，这个兴起，与《海底》的“发现”和流传也应该密切相关，成为其组织大力发展的一个非常得心应手的工具。
概括起来，袍哥的起源涉及一系列问题：第一，袍哥起源是否与郑成功有关系？第二，郭永泰是发现还是创造了《金台山实录》？第三，天地会、洪门和红帮是否是哥老会的一部分或者有组织的渊源？第四，哥老会是否来自于啯噜？以上问题，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对于第一和第二两点，都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在袍哥的精神建构和历史讲述上，却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三点在袍哥的文献中有具体的描述，如创建人、时间和地点。虽然是众说纷纭，但是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如卫大法师等都把红帮和袍哥联系到了一起，而且从本书所涉及的资料看，红帮至少可以说是袍哥精神起源的一部分。
关于哥老会（以及袍哥）的起源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精神起源，二是组织起源。两者虽然有关系，但是按照不同的路径来观察的。前者主要出现在这个组织自己的文件中，而后者是在帮会本身和官方档案两方面皆有资料。不过，前者从历史事实上来看，是难以证明的；但是作为这一组织的精神资源，却成为了历史事实，虽然有各种故事，但脉络是清楚的。不过，关于组织的起源，目前仍然是扑朔迷离。
郑成功与袍哥起源之间的关系，徘徊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即虚幻的无法求证故事，但是所涉及的人物却又真实存在过。其中线索之一是按照天地会、红帮到哥老会所讲述的自身历史。然而，在当前与郑成功有关的历史文献中，未见确切的金台山事迹。不过在袍哥内部，这些说法代代相传，又被不断地再演化、纳入自身的新历史。即使传说可能子虚乌有，袍哥是否有可能是“发明”了自己的传统？卫大法师在其《红帮汉留人物故事》弁言中问道，“红帮汉留中所崇拜的民族英雄为郑成功”，但是“历史上民族英雄甚多，何以单崇拜郑成功一人？”他的回答是：“因红帮组织的严密化，实自郑成功始。”因此，即使我们不能确定袍哥与郑成功在组织上的渊源，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解释：传说与历史是互相借助与塑造的，一方面将郑成功“大忠大义”的生命史纳入自己的精神血脉，将他转喻为“反清复明”的象征符号，以建立内部的凝聚力，维持组织的秩序，构筑自身合法性，确立长远的政治共识；另一方面，袍哥作为秘密的组织，从郑成功汲取与清廷抗衡的精神和组织方法。
关于袍哥组织起源的传说，恰好反映的是袍哥的精神起源。起源的各种说法，就像这个组织本身一样的神秘。虽然各种说法都有某种关联，但也都不是唯一的解释。这让我们可以猜测，实际上袍哥是在各种组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来源。它不仅是具有反清复明那样崇高的政治抱负，也有打家劫舍那样低劣的利益动力。显然，辛亥革命是袍哥起源发明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海底》是19世纪40年代被“发现”（也可能是“发明”）的，但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海底》的印刷品和手抄本，都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在内容上与天地会文件非常相似。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袍哥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组合、演变和引进、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际上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但是又分散的组织，其有自己一整套话语，包括起源、历史、抱负、纪律、语言、规范、道德等等，也就是说，完成了自我族群塑造、身份认同的全面打造。
作者简介
王笛
王笛，历史学者，现居澳门。主要著作有《茶馆》《历史的微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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