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抗战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大家熟知的有《潜伏》《暗算》《风声》等等这些代表新世纪谍战片。
影视作品剧照
事实上在抗战历史上国共内战时期，谍战占据着重要位置，谍报也称无硝烟的战场。反观历史在国共内战中，间谍这一位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的情报战中，有前三杰、后三杰，他们出色的情报工作，在关键时刻发现对组织不利的情况，并及时铲除危机。但还不得不提到一个身份复杂且对我党有着很大帮助的人，此人曾是国民党的大特务。
建国后，国家对间谍特务肃清势在必行，对全国范围进行了人员排查管理。南京公安局开展了登记工作，只要曾经在国民党工作过的人员，都要主动到公安局登记说明情况接受调查。
一58岁老汉被人举报其身份与国民党有关系，于是接受了公安局调查。在当时隐瞒身份不主动交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有可能要判重刑的。
在法院即将宣判时，老先生按耐不住情绪，大声呼喊道：
“我为共产党做过很多贡献，陈赓同志可以为我证明！”
南京神秘老汉身份成谜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城西一个巷子里住着一位老汉，他面容和善，待人接物谦逊有礼，但很少与周围邻居接触互动。和老汉有过交谈的人称，老汉一口广东口音不是是本地人，加之他平时深居简出，不免让人觉得神秘。老汉主要从事茶水小生意，顺便兜售一些香烟、火柴、洋画片赚一点小钱为生。老先生小本买卖只为营生，平日闲来品品茶看看报，日子过得清闲自在。
这天，一辆警车停在老汉家门口下来几名警察，对老汉进行了简单的身份确认，然后便将老汉逮捕带上警车扬长而去。
平时安静的小巷一时间沸腾开来，群众议论纷纷，大家都对这位神秘的老先生好奇不已，一个平日生活简单清贫的老先生到底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这位老先生名叫鲍君甫，曾是国民党特务。此人被南京政府逮捕后，并没有关押判刑，反之却得到了政府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资助。按理他曾任命为国民党特务，建国后被国家逮捕，应该严厉审判，为何鲍君甫例外呢？
大家可能对鲍君甫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但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杨登瀛，大家大概就有所耳闻。鲍君甫又名杨登瀛，曾与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战时期他曾为我党传递过许多重要情报，同时曾多次协助中共营救我党重要情报人员。
“日本通”杨登瀛回国
1893年，鲍君甫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白石村一个条件殷实富足的家庭。儿时便送到日本生活，18岁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精通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留学十几年，让鲍君甫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了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通”，因此有了杨登瀛这个别名。毕业后杨登瀛在大阪一家通译社担任译员。
1919年，杨登瀛回国来到上海，因为在日本生活多年有着丰富的经历，于是在上海一家日本洋行工作。杨登瀛虽然之前一直在日本生活，一直与日本人打交道，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回国以后，杨登瀛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在五四运动中担任重要工作。
混迹于上海滩社交圈的杨登瀛如鱼得水
1924年，大革命时期，杨登瀛加入国民党。
1925年，杨登瀛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届时与上海总工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杨登瀛还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朋友，其中有茅盾，工作运动的领导人顾顺章，还有青帮中人，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
杨剑虹的身份很不简单，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他不仅是黑道中人，还是陈立夫的亲信，陈立夫当时是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并且随侍蒋介石的人。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杨登瀛还是同乡，同是老乡又都在异乡生活打拼，让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走到了一起，虽然杨剑虹的思想偏向右倾，和杨登瀛大相径庭，仍然没有妨碍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杨登瀛在上海滩社交圈子广，情商高善交际，很懂得人际关系交往，认识的人多，各个领域都有，其中不乏有很多政界人士，可谓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出色的社交能力还让杨登瀛认识了国军高层，他出众的才华和能力被国军所赏识，其中有中统前身的中央党务调查科的几位领导，如张道藩、钱大钧以及徐恩曾，都把杨登瀛视为心腹。杨登瀛的社交圈还不得不提到一位叱姹风云的人物，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元老蔡元培。
之后杨登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大为不满，公然指责蒋介石，被蒋关进监狱，是蔡元培出面做保，才把他释放了。
1925年末，杨登瀛结识了任职于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的中共党员陈养山，是经人介绍，杨登瀛帮助陈养山学习日语，在此期间，杨登瀛与陈养山相聊甚欢，还告诉陈养山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读过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并表示自己对此很感兴趣，陈养山很欣赏杨登瀛，当时，陈养山任职的交通局承担将广州出版的大量进步杂志书刊，运至上海再由上海转发到全国各地的工作。于是，陈养山把很多杂志书刊赠与杨登瀛，有《中国青年》《向导》《语丝》等。
不得不说陈养山对杨登瀛来说是很重要的存在，在认识陈养山之后，杨登瀛受其影响接触了很多共产主义思想，还结识了很多共产党人，陈望道、沈雁冰、赵子昂等。
加入“中统”栖居要职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国军看好当时青帮的势力，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有意拉拢青帮势力加入，于是便派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对杨剑虹进行游说，让其担任采访股总干事兼任驻上海特派员，实则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其权利可想而知，基本可以掌握生杀大权。
届时“中统”刚成立，杨剑虹一时间身居高位执掌大权，身边不免缺少亲信帮手，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杨登瀛，杨登瀛在上海滩交际甚广，私交甚多，在租界当局也认识不少朋友，杨登瀛的社交圈灵活好办事这点杨剑虹很是看好，作为自己的副手再合适不过了。此时沉寂许久的杨登瀛也不愿放弃这机会，爽快地答应了。
而后，时任国民党调查科要职的徐恩曾交给杨登瀛一个重要任务，令其缉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杨登瀛却将此事告知好友中共党员陈养山，陈养山对杨登瀛的用意产生困惑，不知该如何对他定性，杨登瀛的做法着实让陈养山搞不明白，不知他到底是心属哪里，但又很欣赏杨登瀛的才华和能力，对于中共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陈养山不想轻易放过一个有用的人才，决定把杨登瀛的情况汇报给当时负责地下情报工作的陈赓。从陈养山那里了解了杨登瀛的情况后，陈赓又汇报给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最后，经过斟酌考虑杨登瀛所处的环境和有利位置，周恩来决定将杨登瀛发展为我党的线人，委派陈赓与其直接联系。
外滩结识“王庸”成为中共线人
1928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杨登瀛修整边幅身着一身西装披一件风衣，怀着期待且复杂的心情与化名为王庸的陈赓在外滩见了一面。
30年代上海外滩
杨登瀛与陈赓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杨登瀛向陈赓说了自己身不由己的处境，做上国民党特务实属无奈之举，内心许多挣扎。陈赓对杨登瀛情况表示理解，安抚他不要过于忧心忡忡，并把中共想把他发展成线人的意思传达给杨登瀛，杨登瀛内心经过一番激烈斗争最后接受了陈赓的提议，表示可以尽力周旋配合中共方面。
陈赓对杨登瀛说：我们能够理解你的处境并相信你的为人，我们希望你能够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陈赓
对别人不敢说对于杨登瀛来说陈赓说的这些并不是难事。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上海滩与各圈人打交道应酬必不可少，动辄几十块大洋，很多消息往往都是在推杯换盏中得来的，业务多了应酬是必不可少，这对杨登瀛来说也是不小的开销，杨登瀛对陈赓也毫无掩饰。
陈赓料到杨登瀛的顾虑，笑了笑从内兜掏出一根金条交给杨登瀛手里，对他说：“这个你先拿去，以后每个月组织给你30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特别花销特别申请。”此外为了掩护杨登瀛进行活动，还给杨配置了一辆汽车，并且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为他置办了一处住所作为办事处，安排回国不久的安娥做他的秘书，安娥利用这个位置将重要情报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同志。
作家、剧作家、诗人、记者、翻译家、中共地下情报员——安娥原名张式沅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杨登瀛选择协助组织成为线人，在中统的他避免不了需要为中统搜集中共的情报和消息，这样夹在中间的杨登瀛如何掩饰自己就是个难题。
杨登瀛面露难色对陈赓说：“我成为你们的线人，拿了中共的钱，以后在中统那面，我还需要搜集中共的情报，这我怎么是好？”
陈赓凑到杨登瀛跟前似乎早有准备：“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们早有考虑，我们会掩护你，把一些情报适当传输给你……方便你从中周旋，不会让你交不了差，让你难做的。”
陈赓部署周详缜密，为方便杨登瀛在其中周旋，稳固其在中统的位置，更是派人将党内的文件、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定期带给杨登瀛。
杨登瀛对于陈赓对自己的信任和为自己周详安排的诚意，让他十分的感动，两人的坦诚相待，凑成了这次合作，自此杨登瀛多了一个身份中共线人。
多次协助营救组织要员，配合铲除叛徒
1929年8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时被租界巡捕、警察局抓捕。
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
敌人有预谋的抓捕行动，中央判定此事必是有内奸将行动透露出去，致使包括澎湃在内的所有秘密开会的中共要员全部被捕。
这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个内奸到底是谁？陈赓找到杨登瀛，通过杨登瀛的一番调查打听，目标锁定一个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此人的一个亲属因为背叛组织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白鑫对此耿耿于怀。于是通过其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选择背弃组织。
随后周恩来令特科：不惜代价，一定要设法将彭湃等人救出，并除掉中共叛徒白鑫。
周恩来
通过杨登瀛提供情报：8月28日早，彭湃等人要被转送至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
中央特科得到情报立即出动，在押送的必经之路埋伏，但敌人极其狡猾提前进行了解押转送，导致营救行动失败。
之后陈赓继续与杨登瀛秘密接头，以获得叛徒白鑫的踪迹，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很快得知白鑫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一个国民党要员家中，因白鑫给中共提供了重要情报，国民党南京方面答应白鑫安排去国外避难。
陈赓从杨登瀛那里得到白鑫潜逃的具体时间后，当即率领中共特科在白鑫的藏匿处周围埋伏，最后经过特科人员一番激烈追捕下，白鑫与护送人员跑散，最后被中央特科人员枪杀。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高价出卖机密文件，被杨登瀛得知，杨登瀛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把情报告知中共特科，获得消息后陈慰年随机没有防备情况下被中共逮捕。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凭借自己的关系，将任弼时成功救出。
1930年杨登瀛又先后配合中共铲除中共叛变人员黄弟红，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
几经变迁杨登瀛地位不改
1930年，国军“中统”调查科向武汉、开封扩大活动范围，分别安插了特派员，安排了随员且配备了电台。不久，杨剑虹因帮派斗争不幸身亡，他的位置顺其自然的由杨登瀛接手，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填补了杨剑虹的空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委任状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由陈立夫亲自带到上海授予杨登瀛。
委任状上写：“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此举让杨登瀛的身价倍增，地位更上层楼。
那么下面深入了解下所谓“中统”上海特派员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简单跟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应该知道戴笠，戴笠虽然厉害，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8年开始为蒋做情报工作，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但当时“军统”还未成立，中统在上海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而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就是中统在上海最高负责人。
戴笠
杨登瀛在中统身居高位也多因其为人处事灵活圆滑，当时，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几次大换水，先后换过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杨登瀛在中统的地位，他们对杨登瀛都很信任。
其中张道藩更与杨登瀛有着特别的一层关系，张道藩在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中有一个劲敌，张道藩对杨登瀛的信任，又因杨登瀛多面玲珑认识人广，张道藩遂请杨登瀛帮助将此人秘密除掉。杨登瀛完美的将事情办妥为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站稳脚跟，而后还坐上了副部长的位置。杨登瀛帮了他一个大忙，这件事让张道藩把杨登瀛当作自己人对待。杨登瀛也积极的经营这层关系，陈立夫、张道藩来上海时，杨登瀛热情款待，巩固其之间私交。
还有一人徐恩曾，他是陈立夫的表弟，因为陈立夫的原因，徐恩曾上任后第一时间也是与杨登瀛建立友好的关系，把握杨登瀛这个人才对其极力拉拢收为己用委以重任，更是把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予以相告。杨登瀛在中统的工作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同年国民党中央指派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建立关系，以便于中外协同合作。因为当时中共以上海租界为活动地基，届时中共中央特科也希望杨登瀛能够为其提供情报。
30年代上海租界
其实杨登瀛早前和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有交集，谭绍良祖籍广东和杨登瀛是同乡，有一次谭绍良的手底下办事的人因犯事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谭绍良知道杨登瀛的人脉广，便拜托杨登瀛帮忙捞人，杨登瀛也想笼络谭绍良这个关系，加之本来也认识当时警备司令钱大钧，于是欣然答应了。杨登瀛去见了警备司令钱大钧，告知他抓捕的二人是给英巡捕房办事的人，一番谈话便答应立马放人。事后谭绍良奉命拿200银元酬谢杨登瀛，杨登瀛婉拒了，只说：“区区小事不足挂怀。”
经过此事，英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对杨登瀛刮目相看，同时也对杨登瀛的人脉关系和办事能力印象颇深，杨登瀛与兰普逊熟络起来，此后兰普逊拜托他帮其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样式。然而杨登瀛靠着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毛乃功的关系，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都搞了一份给兰普逊，兰普逊因此事对杨登瀛感激不已。
还有一点，当时英国和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英国方面需要日本的情报，了解中日、英日关系。杨登瀛早年在日本留学数年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通，因此，兰普逊经常向杨登瀛请教，杨登瀛对时局的精准的判断，丰富的学识，深深的吸引了英捕房高官的眼球，对杨登瀛赞赏有加，并诚意聘请杨登瀛为英捕房的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英租界办事可避免一些常规手续。自此英捕房探长兰普逊表示：“英捕房不希望与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上海租界英捕房巡警
杨登瀛就这样靠着自己过人的社交能力，丰富的阅历，得到了随意进出租借的权力，一时间成为了租界的红人。
国民党方面更是委以重任，将很多重要情报交给杨登瀛，中共中央特科也因此掌握了租界很多情报。
凭借英捕房顾问一职又立功
1931年，杨登瀛凭借在英捕房顾问的身份，被兰普逊请到租界帮其翻译中文文件。至此杨登瀛得知巡捕房抓捕了中共中央要员关向应，并搜到了很多机密文件。获悉这一重要消息，杨登瀛即刻告知陈赓，并由中共地下党刘鼎配合杨登瀛演了一处戏，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英捕房鉴定文件，借你与杨登瀛里应外合机密文件偷梁换柱，失去重要指控关向应的罪证，随后不久，通过杨登瀛的保释，关向应成功出狱。
往后，中共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在中统各个机关陆陆续续安插了中共人员，其中有“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被安插在中统特科主任徐恩曾身边担任秘书，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称此举对中共谍报工作来说意义非凡。
所有的努力杨登瀛的功不可没。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就此变节背叛中共。此人掌握了很多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情报，杨登瀛向中共告密的情况也在其中。所幸顾顺章叛变从武汉发出的电报，被当时安插在国民党中统特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秘书钱壮飞截获并及时转达给周恩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各机关逃过一劫。但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中央将在上海的大部分中共人员转移。
杨登瀛告密被揭露被捕入狱
此时陈赓找到杨登瀛告知其中厉害，建议其尽快撤离躲避。然而杨登瀛并不觉得顾顺章能能糊弄住张道藩，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但不成想，几天后徐恩曾便率领大批中统特务从南京来到上海，对中共人员大肆抓捕，杨登瀛向中共告密的事还是被揪了出来，陈赓和杨登瀛先后被抓捕关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在关押期间，杨登瀛不忘通过自己的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
对于中统的陈立夫、徐恩曾来说，杨登瀛成为中统告密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杨登瀛与之密切的关系，最后张道藩以只是一般情报贩子，对中统多次立功为由出面保释，大事化小，时隔半年后，杨登瀛得到宽释。
出狱后杨登瀛改回原名鲍君甫，徐恩曾给杨安排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工作，脱离了高位的杨登瀛就此过上了清苦平淡的生活，也断绝了与中共的来往，鲍君甫在南京靠摆摊营生。
1951年，为了迅速推进镇反工作，南京政府开展大面积的人员登记工作，鲍君甫隐瞒了身份，没有主动交代，在当时抓到是要重判的。而后被举报逮捕，经核查证实鲍君甫曾在国民党担任要职。因此，鲍君甫当即被扣押转送到法院审理，在庭审时，鲍君甫孤注一掷大声说:"我为共产党提供过情报帮助，陈赓将军知道其中缘由。”
为了不让无辜的人受到不公的待遇，当时南京法院院长鞠华打算向陈赓将军求证，于是给在云南履职的陈赓将军发去了电函。时隔几个月后，收到了陈赓将军的回信，鲍君甫的话得以证实。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
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位58岁老汉竟是对我党有过重要贡献的人。
鲍君甫在组织革命形势困难的时候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重要信息，协助铲除内部叛徒，多次帮助营救我们的重要人员，其功劳实属不易。鲍君甫灵活应变能力在谍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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