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旨在通过强化逆周期调节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金融市场。
文｜闫佳佳
ID |BMR2004
2024年10月17日，住建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表示“中国房地产经过三年不断调整，市场已经开始筑底。”为推动市场止跌回稳，相关部门抓存量政策落实，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组合拳”。
除了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外，早在10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通报了系统落实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提振资本市场等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情况。
“一揽子增量政策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市场活力不足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的背景下出台。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实现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而一揽子增量政策选择在国庆前夕及之后发布，旨在为四季度及明年经济开局奠定基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在接受《商学院》杂志访谈时表示。
9月下旬以来，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宽货币政策，宣布降准降息、加大稳楼市政策力度、出台支持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等。刘典表示，虽然货币政策已经多次发力，但其边际效果正在递减，无法单独解决当前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被寄予厚望，成为拉动经济、恢复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
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新的财政政策方向。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逆周期调节不仅包括已进入决策程序的政策，还有其他政策工具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当前财政政策发力的关键在于合理增长政府债务，同时提升债务质量。相比之下，货币政策主要解决流量问题，在分配等方面的效应相对有限，并且随着长期的货币供给高增长，其边际效应已逐渐减弱，且宽货币政策对当前经济问题效果有限。降准等传统措施对改善市场信心和需求的作用有限，市场主体主动降杠杆是当前难点。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货币宽松并非“万能药”，财政政策需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加强财政支出重新配置资源，与货币宽松政策形成合力，推动需求扩张，才是解决短期和中长期经济问题的“长效药”。
01
强化逆周期调节，多举措并行
中国经济正处于周期性筑底阶段，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需求不足等多重挑战。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旨在通过强化逆周期调节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金融市场。
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投资消费、收入分配等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和系统集成，强化政策工具协同创新，把握好政策实施的“时、度、效”，放大政策组合效应。例如，通过降准降息等手段减轻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同时安排大规模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缓解地方政府化债压力。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财政补助等多种政策工具，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积极防范化解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方面，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06万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用好2023年增发国债资金，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8.55万亿元，持续保持较高的支出强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在加快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上，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一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地方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和财力空间来促发展、保民生。二是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三是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四是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国庆节前已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下一步还将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提升整体消费能力。此外，还有其他政策工具正在研究中。
毛振华指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财政有更大的支出。而财政支出取决于财政收入，其基本来源是税收，但经济下行周期中扩大税收是不明智的，我们需要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另一个来源——政府债务，发挥好它在逆周期调节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政府债务规模约为133万亿元人民币，对应杠杆率约10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存在对债务风险的担忧，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合理使用政府债务是必要的。在逆周期调节中政府债务是一种特别宝贵的政策资源，要做到量的合理增长，即与经济增速相适应，同时做到质的有效提升，在总量扩容的基础上注重债务风险的防范。
毛振华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关键，第一个是调整债务的结构，让中央加杠杆，加大国债发行力度。扩大中央政府债务，将地方政府债务合理腾挪给中央，既能降低债务成本，提升我国政府债务的整体信用，也能为地方政府减负，增强地方活力；第二个是调整债务的用途：一是向居民部门倾斜，核心还是解决收入来源和消费意愿问题；二是解决政府的信用问题，特别是政府对于企业的欠款问题。
我国将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自2024年以来，经履行相关程序，财政部已经安排了1.2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02
促消费与增投资并举，进一步扩大内需
在一揽子政策中，扩内需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扩内需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抓消费，另一个是抓投资。刘典表示，针对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扩内需增量政策重点更多放在了惠民生、促消费上，加大了对诸如低收入家庭、创业者等特定群体的扶持力度，对于拉动内需具有显著作用。
此外，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需求潜力，促进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在扩大服务消费方面，重点扩大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相关产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
除了促消费外，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有效投资增长。首先，用足用好今年各类资金，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支持项目开工建设；其次，提前下达明年部分“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最后，研究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出台具体改革举措，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刘典表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有利于构建多元化投资格局，促进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民间投资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可以打造持续增长的动力。为引导和撬动民间投资，需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等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同时还要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担保等激励措施。
03
楼市“组合拳”，促进市场止跌回稳
针对楼市持续偏弱，采取系统性综合措施，对商品房建设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运用专项债券等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具体实施中，政府通过抓存量政策落实和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组合拳”，推动市场止跌回稳。针对这套“组合拳”应该怎么打？首先是四个取消：充分赋予城市政府调控自主权，城市政府要因城施策，调整或取消各类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其次是四个降低，即降低了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降低了首付比例，统一首套、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到15%；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税费负担。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在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贷利率是由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加点幅度构成的，根据这次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政策要求，调整的是加点幅度，对于加点幅度高于负30个基点的存量房贷，将加点幅度统一降至负30个基点。预计，存量房贷利率将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总体上将能节省利息支出1500亿元，惠及5000万户家庭、1.5亿居民。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两个新增政策。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这次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的方式，更有利于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房子，减少或者不用在外过渡，能够直接搬入新居。同时，也有利于消化存量商品房。
二是2024年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元。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要将所有房地产合格项目都争取纳入“白名单”，应进尽进、应贷尽贷，满足项目合理融资需求。9月底以来，一手房的看房量、到访量、签约量明显增加，二手房的交易量持续上升，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
04
控制大幅波动，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对于近日中国A股市场出现的大幅波动，刘典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股市的波动无疑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近期，中国A股市场的大幅波动不仅反映了市场情绪的变化，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基本面所面临的挑战。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其剧烈波动不仅牵动着每一位投资者的心，更关乎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刘典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位是此次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宏观角度看，中国股市的波动不仅是金融市场的反应，更是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基本面问题的投射。首先，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从以传统工业驱动转向新兴产业主导。然而，部分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游戏传媒等）的发展速度和盈利能力尚未达到市场预期，导致资本快速涌入后又迅速撤出，形成短期内的价格剧烈波动。这种资金流动的频繁变化，反映了新兴产业在成长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资金并未有效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领域。这导致金融市场的泡沫风险增加，股市的波动性加剧。而在实体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波动很容易引发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导致股市剧烈调整。
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面对股市波动和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即将推出的新一轮财政政策备受瞩目。据悉，此次财政政策规模或达6万亿元人民币，旨在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进而推动经济稳步回升。
最后，刘典提到，尽管财政政策的加码被认为是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必要措施，但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稳定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重要挑战。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不断加大。2023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低于预期，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收入大幅下降，使得财政支出的空间受到限制。尽管6万亿元的财政政策将为经济注入新的动能，但也可能加剧政府债务的压力。因此，未来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更加精准，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发挥最大效用。
然而，单纯依靠财政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财政政策需要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产业政策则可以通过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来源 |《商学院》杂志2024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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