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关系史和亚洲史的角度看，田中角荣最大的历史功绩便是作为出身新潟的“庶民宰相”，执政仅两个月便果断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一起，以莫大的政治勇气、战略眼光和东方智慧，签署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文章来源于《日本研究》2024年第1期。
本文大约3000字，读完约9分钟。
新潟在中国广为人知，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它是田中角荣的故乡。个人认为，田中角荣先生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战后日本政治家，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当代历史教科书中、在新中国外交史的教材中，“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仍然是一个重要知识点，未来这段历史也将被永远讲述下去。
从中日关系史和亚洲史的角度看，田中角荣最大的历史功绩便是作为出身新潟的“庶民宰相”，执政仅两个月便果断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一起，以莫大的政治勇气、战略眼光和东方智慧，签署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
邦交正常化是中日关系百年历史的转折点。中日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1871年9月13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这是近代国际法条约体系下中日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仅仅三年后的1874年，日本便军事入侵了中国台湾。此后，中日关系走过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以及二战后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相互隔绝与对立的百年历史。中日同为亚洲主要国家，是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敌对方。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迄今为止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也为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全球视野看，中日邦交正常化给当时的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它推动形成了亚太地区“两个半”力量格局与新的战略平衡。即，在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一方、以苏联及其追随者为另一方和以中国及东盟等国作为“第三极”的“两个半”力量格局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战略平衡。这种新格局、新均势，使得亚太地区未形成类似于欧洲地区的“典型性两极对抗”，成为推动该地区未来合作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亚洲区域合作的深化与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五周年。事实上，早在田中角荣访华之时，他便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商讨并达成共识，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规划应分“两步走”，逐步实现战后和解，并构建起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中日关系。发表联合声明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实为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两大关键步骤，二者相互承接，构成高度统一的整体。
对于一位政治家的历史评价，其核心要素在于其是否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并能否真正为民众福祉和国家利益做出正确决策并付诸行动。田中角荣活跃于日本政坛的时期，正处于战后日本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走向稳定增长的过渡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变局，如何从长计议、为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争取到有利的外部环境，是日本政治家面临的最大课题。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角荣最大的历史功绩，但并非他唯一的外交创举。1972年7月田中角荣第一次组阁，随即提出要推进“多边自主外交”。所谓“多边自主外交”，便是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同世界上其他战略力量广泛交往，展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外交。
正是在“多边自主外交”方针下，田中角荣积极探索与苏联对话，1973年10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就缔结日苏和约展开谈判。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承认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包括领土问题，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提到，要“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悬而未决的各项问题”，认为缔结和约有助于建立两国之间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从而间接地将解决争议领土问题列为两国缔约谈判必须涉及的重大问题。也许，这是战后两国关系史上距离解决争议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最近的一次。
在中东问题上，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保护日本经济免受冲击，田中角荣采取了“新中东政策”，在阿以冲突中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此后，田中角荣强调加强与第三世界的紧密联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是防止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上陷入孤立状态的关键举措。除“新中东政策”外，田中角荣还先后提出“东南亚外交五原则”“亲非洲外交”和“对拉美外交方向”等具体政策。在任期间，田中角荣先后出访美国、欧洲、苏联、东盟五国及缅甸、墨西哥、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积极开展“环太平洋外交”，致力搭建多边外交框架。
2023年12月16日，是田中角荣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追思过往，对比当今，令人感慨万千。在田中访华已过去五十一年的今天，日本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日关系复杂严峻，世界更是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震荡时期，面临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冲击，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风险凸显。在这种形势下，纪念先贤、探讨中日关系该如何发展，有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一是要基于长远战略眼光。田中角荣的“多边自主外交”理念的形成，不仅源于尼克松在中国政策上采取的“越顶外交”策略所带来的刺激，更是受到另一重大“尼克松冲击”的影响，即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制度，并对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税，此举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当时，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正经历着历史性变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实力地位开始削弱，尼克松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说”；日本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国家自我意识也日益增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田中角荣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积极谋求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构建日本对外关系的新框架、新平衡。
二是要秉持现实主义原则。田中角荣外交理念的核心在于互利合作，即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对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可能性。而实现这一核心理念的关键途径在于务实合作。《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这正是因为两国的战略与政策均体现了互利共赢的原则，才使两国关系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田中角荣外交理念中，既没有关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方面的明确表述，也没有破坏邻国关系、违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行为。相反，其所展现的是一种相互成全、共同成就的大局观念。若以此理念为指引进行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中日关系既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风险，同时也孕育着重要的合作机遇。这种合作不仅局限于经济民生、绿色转型、区域治理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更在RCEP框架、中日韩三边框架以及环日本海多边开发合作等更广泛的平台上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
三是要有勇气担当。田中角荣是一位具备卓越胆识、坚定魄力以及敢于担当的政治家。在1972年的日本，关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问题，自民党内部以及日本社会均存在诸多不同声音与干扰因素。然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田中角荣先生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毅然决定出访尚未建立邦交关系的中国，这无疑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政治勇气。不仅如此，田中角荣的这种勇气、魄力与格局亦贯穿于其执政期间的整体外交政策之中。1974年，田中角荣进一步提出，为适应多极化的国际形势，要充实多边外交的内容，要以长远的眼光判断形势和制定对策，要使日本外交扩展到全世界，并为此提出了“广、深、远”的外交活动方针。
五十一年前，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互赠对方“言必信，行必果”和“信为万事之本”，两人共同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成为中日两国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开篇之作，奠定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整体框架、政治基础与发展方向。1988年，邓小平先生在会见竹下登首相之际，深切表示：“希望我们能建立不亚于田中首相、大平首相时代那样的关系，我主要是指‘相互信赖’，两国关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重信守诺、相互信赖，不仅是老一辈政治家所传承的珍贵遗产，更是中日两国应当秉持的相处之道，值得后世子孙永远铭记、继承，并不断加以弘扬与光大。■
文章来源于《日本研究》202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菁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