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eira
编辑|李梓新
我走在梦境里,无处可逃。脚边全是一滩一滩粘稠的散发着腐臭的呕吐物,不管我逃往哪个方向,它们都能准确地预判,在我迈出脚步前的0.1秒哗啦啦出现在眼前。
时不时梦见同样场景,有时候梦里是一群人,一个个都看不清脸,大多时候空无一人。
“我又梦见那个了。”
“什么,呕吐物么?”
丈夫侧过身把我拥入怀,脸颊贴紧我额头,一只手在我后背有节奏地上下轻抚。
“下次回家和你爸说,看给你带来了多大心理阴影”,丈夫打趣着说,另一只手环在了我身后。
嗯,我固执地认为这个梦与父亲有关。
父亲爱喝酒,母亲说从他年轻时应酬多了开始,大概三十岁吧,我估摸着,并未求证,只记得从我小学一二年纪起,总有外面的叔叔来家里见父亲,见了面客气地递上烟,一同在宽敞客厅坐下,等着我父亲出主意。客厅的墙面是一巨幅毛主席陶瓷画像,那是父亲崇拜的伟人。
在外应酬完的父亲总回家晚,一到家就弄得动静很响,脚步声没了节奏,一下深一下浅,伴着母亲扬起的吐槽,还有冲进家的一股浓烈白酒味。“珊,珊在哪里,过来,爸爸抱下”。这是一个失了理智的人喊出的话,显然不是平日里沉稳的父亲,是被什么恐怖坏人附身了么,杵在客厅的我慌忙躲进卧室,反锁上门,捂住耳朵,等着外边的动静消停,没多久隐约听见门外的一阵阵呕吐声。
母亲常抱怨父亲在外时间比在家多,难得在家吃饭,我倒觉得挺好,可以自在地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有一回看得入神,没听见楼下汽车驶回的声音,等父亲上了楼,瞧见了我搬着木椅板板正正坐在客厅中间,电视画面是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相遇,他的嗓子沉沉地咳了一声。
“在看电视呀?”
“嗯”。眼神仍盯着电视,感觉父亲停在了椅子斜后方,没半点挪动脚步的意思。
“你给我讲讲,看这个剧你懂了哪三个道理”。父亲像一位严厉的教官,一切不指向目标的都无意义。
一阵无话可说的沉默。我的鼻头开始发酸,心里涌动起一股倔强的委屈,重重地一把按下遥控关机键,立马转身跑向楼下我房间,没有看父亲一眼,没有说一个字。面对他,我总是很难发声说话。
我只和父亲说必要的日常,回了、吃了、走了,他问起我便答,有时多问几句,见我不说也就作罢了。
小时候我是大人眼中的怪小孩,大概因为面对父亲的问话我总倔强流泪,不哭出声也不回任何话,还因为当大家庭聚会时,我只想回家待着看《北京人在纽约》——这是父亲书房里的一本旧书,估计他也没看,他熟读的是《增广贤文》。
大家庭聚会通常六家人一起,大大小小十几二十位,商定着在外吃饭,接着打麻将——这是大人们的一种日常休闲,和家乡小城里的其他人一样。父辈们通常聚在外边麻将馆,母亲和姨妈则回到家中边打麻将边话家常,孩子一辈总会在旁跟着,聚在一起看动画片或者玩过家家——无聊感便从这开始裹挟我。我没法像个孩子一样玩耍,转头怯怯地对母亲说,我想回家。
为什么别的孩子都玩得挺好,只有我想回家。这是母亲问我的问题,她皱着眉很不解,同在牌桌上的姨妈们开始担忧我的未来,我这不合群的性格,将来长大到了社会可是不好。我一边听着,一边蹲在母亲身边,垂着脑袋,食指在水磨石地面打着圈。没一会父亲从外边回来进门,瞧见了蹲在地上的我,母亲停下手中的牌,向走过去她身旁的父亲说起我的怪,抬起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些。
“怎么,想回家啦?”,父亲那停在牌桌的视线转向了地上的我。
我一下子就绷不住了,直起身躲进隔壁小书房,缩在一张黑色单人沙发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慢一步跟了上来,在房门处停了停,侧过身带关上门,走向单人沙发,半蹲在了我跟前。
“想回家了啊。”
抽泣着,不说话。我听出来这不是一个问句。
“告诉爸爸,你想回家做什么?”
我......我只想回家看书。把头埋进蜷着的身体,我依旧哭着没再说话,隐约能听见门外麻将牌落桌时母亲和姨妈们的模糊对话。
“那走吧,爸爸送你回家。”
我看不见父亲的脸,但话听得真切。他没数落我的怪,也没问我为什么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我上学工作的人生场景大多都离家在外。父亲在家庭聚会时偶尔提起,但分不清言下之意是肯定我的独立,还是遗憾一起生活的时间太少。
上海,新天地亚太总部会议室里,二十多岁的我站在笔记白板前,视线在眼前七八位同事间停留、切换。亚太总部负责人坐在正前方黑色转椅上,超短发,戴醒目耳钉,前两日从韩国、日本飞抵上海的同事倚着会议桌站着,桌面上摆着五六本时尚生活杂志、各色彩笔、剪刀和胶水,本地的同事隔着几步或安坐或站立着,微卷中长发,身体稍稍前倾的那位是我直属上司,目光落在了我身后的故事——一张A3白卡纸,正中间处一条明显折痕,折线往左是一条条黑色斜线,间隔有序地铺开,往右是两个大写英文单词,工作与西藏。
主题工作坊第三日,一场相对轻松的开放式自我表达。十分钟前,相熟的同事在旁问起我准备的内容,手边仍不忘快速翻动着杂志。
我凑上前,往同事手里的杂志探着,“你呢?”。
“近几年生活变化吧,房子和孩子”。她选定手边的杂志内页,拿起剪刀利落地裁剪,往A3白卡纸上定了定位,涂上胶水顺势贴在了盘算好的地方。
近几年我的生活也有变化。大部分时间还是忙工作,整年度的节奏已了然于心,从通勤一小时的住处搬到了市中心,加班结束后计程车总会很快应答,待下楼时已在门前等候,逐渐的我也记不起过往赶末班地铁时的困倦。也是走过滇藏线的人了!徒步从德钦出发,身上背着旅行包,脸上裹着薄方巾,一整个遮住脖子,只露出两只眼睛,走了一千四百多公里,收集了一路的故事——这是折线往右,我近几年的生活,一半在稳固一个框,一半在灵动地长,折线往左的黑色斜线我很难说清具体是什么,解读成“影子”或“存在”都行,那是和父亲相关的。
我用英文尽量完整地讲述我在A3白纸上画下的两部分生活,七八年的时间,我从左往右跨过了那条折痕。
尽管如此,父亲仍习惯在我回家时有意无意提起,记得在手机上关注考公信息,三十五岁之前总还是有机会的。
不知从何时起,上海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变得不对劲,像是身体里长了个洞,好不容易蓄上的能量在不自觉地往外漏。时不时梦见呕吐物,被困在其中无法脱身。
我走在梦境里,无处可逃。脚边全是一滩一滩粘稠的散发着腐臭的呕吐物,不管我逃往哪个方向,它们都能准确地预判,在我迈出脚步前的0.1秒哗啦啦出现在眼前。
为此我去见心理咨询师。一位年长的女性,齐耳短发戴银边框眼镜,习惯坐在我对角线方向的沙发上,膝盖顶一本记事本,手里握一支黑色笔,在我说话间隙会低头快速写上几笔。我说起了反复梦见的场景,迫切想知道呕吐物代表什么,为什么它不让我走,非得把我困住。她没有回答,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会害怕这些呕吐物——这不该是个问题,就像没人会问为什么害怕蛇,如果这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答案,就像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害怕我的父亲。
走出咨询室,屋外天已经暗了,能闻见11月夜里的清冷。包里手机发出震动声,伸手摸了一阵,打开,发现是父亲的来电,握着的手机还在震动,不知道在这大街上是该继续步行往前还是停在原地就好。还是接吧,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珊,周末在忙什么?”
“没什么,就正常。”
“嗯,嗯,要注意饮食休息。”
听得出电话那头父亲正在抽烟,那种一吸一呼的节奏我从小就熟悉。
“你在外不比在家里,在家爸爸还可以照应,不过相信你啊,只管大胆去发挥。”
鼻头又是一阵酸,嗯了几声结束了对话。
父亲的话语态度与我在家时明显不同,这种矛盾不知道他是否知晓,就像小时候醉酒叫唤我的场景,不知道他是否记得。
还是离开了上海,走了一半的路没有再继续,当然也没回家成为公务员、医生或老师,就像我父母、家中长辈和同辈表兄妹那样。
我搬来了重庆定居。离家前一日,父亲叫上我们回家吃饭,他亲自下厨。
家里一楼卷闸门升起时总伴着吱吖吖的声响,母亲一听便知道是我们回来了,半弓着腰站在二楼转角处往外看,嘴里唤着我女儿的名字。父亲在厨房里忙活,一走上二楼便闻见炒菜的香辣味,顺着香味,女儿一路蹦跳着推门进了厨房问,外公,什么这么香啊,父亲多半会笑着和女儿介绍锅里热腾腾的菜,这个菜是长在地里还是结在树上,是哪个长辈朋友家里种的,前两日刚送来,吃了对人体有什么好处,还不忘叮嘱女儿要多吃菜,健康地长。一个爱问,一个爱答,倒也特别契合。
父亲总会炒几个拿手菜。白萝卜片炒肉是我的爱,放入韭菜,汤汁里再带上红红的干辣椒粉,又鲜又辣,父亲让我舀上满满一勺,说要大口吃才过瘾,这碰巧是我丈夫吃香辣菜配米饭时的喜好。饭桌上喝点酒是他俩的小默契,酒是父亲酿的,装在餐桌边两大玻璃坛子里,说是拿蛇和好几味药材浸泡而成,喝一点对身体好。边喝酒,父亲还不忘与女儿的小饭碗干杯,问饭菜好不好吃呀,女儿便机灵地用小手竖起大拇指,在父亲眼前使劲地边晃边点头,逗得他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父亲端起酒和丈夫碰了下杯,说祝福我们,想好了就满怀信心往前走。
一个月后,我们在新城市落实了安居要解决的一件件大小事,《江城》还未读过半,在山城的日子已然开启。
十月的重庆多烟雨迷雾。早晨女儿上学后,我开车赶往一间有阿斯汤加早课的书店练习。车子是父亲的,开了得有十几年,我在城市的蜿蜒山路上绕啊绕,偶尔会浮现小时候父亲开车接送我的画面。如果梦里那一滩一滩粘稠的、散发着腐臭的呕吐物避不了,我或许可以躲进这车里,在车里我是安全的。
写作手记
一直想尝试写作完整的故事,往真实里写。
第一篇非虚构写作,比想象中难。过程里全是自我拉扯,写到一半要么素材找不见,要么被困住无法回到写作者视角,离得太远或太近故事都没法好好继续,我一度怀疑这个主题还没法写,感受太过复杂且模糊。老师说,沉下来,去感觉,让素材来找我。这句话很特别,好像不仅仅在说写作。总之后来故事里的素材画面自己跑过来了,就像这梦境与父亲的主题,它们一直在,我只需要感受,再一一写下。
这是我的第一次非虚构写作,比想象中有意思。期待一直写作,一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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