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如何"和平交接霸权"？转折点为何是"委内瑞拉危机"？一文了解|委内瑞拉|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英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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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一1896年之间，英美因委内瑞拉边界问题发生了自美国内战以来最激烈、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历史上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似乎正在重演。然而，双方虽然群情汹汹，但基本只是用照会和公开咨文进行交锋，既没有任何一方发出明确的武力威胁，也没有进行实际的战争动员，总体属于“文斗”。

从结果来看，这一危机不仅得到和平解决，而且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英美敌对迅速让位于英美和解，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结构性矛盾戏剧性地减少了，为半个世纪以后所谓的“霸权禅让”铺平了道路。

1、疲惫的英国霸权

19世纪末，长达一百多年的英国霸权已经呈现颓势。在工业领域，英国被美国超越，又面临德国强有力的竞争。从1870年到1896年，英国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从31.8%下降到19.5%（同期美国从23.3%增长到30.1%，德国从13.2%增长到16.6%)，而贸易出口增长仅为7%左右，用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话来说就是“30年出口增长停滞”。

在英国国内，帝国的衰落开始慢慢成为一种越来越广泛的话题，特别是1890年以后，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开始大量出现。焦虑情绪在英国社会和政府内部蔓延。

与此同时，英国的战略环境也出现一些重要变化。最核心的问题是，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开始变得不那么绝对了。在19世纪70年代末，俄、德、意等欧洲大陆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海军建设步伐，尤其是法国于1878年大幅增加海军开支，使得英国海军力量的优势迅速缩减，引起了海军部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咬牙克服财政困难，于1889年大幅度增加海军预算并正式明确了海军建设的“两强标准”，暂时巩固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地位。但在一些重要地区，比如地中海和东亚，英国海军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1890年以后，欧洲大国关系的变化更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德国宰相俾斯麦的下台引发了欧洲政治格局的重大改组，法俄同盟于1892年成立，抵消了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的影响，使欧洲大陆再度出现了“势力均衡”。对英国来说，这应该是最有利的局面，因为两大集团之间会自动地进行相互平衡，英国则可以再度充当一个“离岸平衡手”的传统角色。

但英国政府很快发现，法俄同盟虽然针对的是德国，但首当其冲的却是自己。1893年10月，俄国一支分舰队访问法国地中海的军港土伦，受到法国民众几乎是狂热的欢迎。

与此同时，又有传说法国将给予俄国舰队在突尼斯军港的使用权，而俄国又试图在东地中海租借一个岛屿作为海军基地，并准备将整个黑海舰队驶入地中海。

这样，英国在地中海刚刚得到的稳固地位又面临法俄两国的联合挑战。

海军情报部就提出警告：

如果皇家海军要在黑海海峡阻止俄国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那么法国地中海舰队很可能从背后攻击，使英国舰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但如果不能在黑海海峡阻止俄国舰队，那么一旦法俄海军在地中海会合，英国海军将失去对这一“生死攸关的战略中心”（海军上将费舍尔的用语）的控制。这样一来，英国的海上霸权又面临严峻挑战，海军预算不得不再次大幅度增加。

在外交上，英国也是左支右绌，疲于应对。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列强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一度受冷落的“海外殖民事业”再次兴起。在这股狂潮中，英国自然是领跑者，但由于拥有最大的殖民帝国，它同时又是其他列强嫉妒和竞争的重点对象。面对众多殖民摩擦和由此引起的安全和外交问题，英国外交也步入了一个艰难时期。

2、霸权的衰落

1892年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政府上台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一般而言，英国的自由派当政后都有一种“双重人格”，就是在理念上反对帝国主义，而在行动上又不得不延续帝国主义政策。

这种“半心半意”的做法必然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再加上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人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缺乏经验、缺乏坚定性，因此1892一1895年自由党执政时期(1892一1894年格拉斯顿为首相，罗斯伯利为外交大臣；1894一1895年罗斯伯利为首相，金伯利为外交大臣)就成为英国在外交上频遭挫折的一个时期。

在欧洲，英国拉三国同盟对付法俄同盟的努力没有成功，德国一改俾斯麦下台后的亲英政策，转而奉行亲俄路线，迫使英国单独面对法俄在地中海的挑战。在非洲，英国与比利时合谋在所谓的“刚果自由邦”占有一条狭长的土地，结果法德联合起来向英国施压，英国只能作出一定让步。

在东亚，中日甲午战争后发生“三国干涉还辽”，最终日本在俄、法、德三国压力下被迫放弃割让中国辽东半岛。这对英国在东亚的地位是一个重大打击，历史学家泰勒就指出东亚“本来在很长时期中是英国人独有的地区，现在它被三个大陆强国推搡到一边去了”。

在中亚，英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珠宝”——印度的北部面临俄国不断增加的压力，英印政府一再要求增加在印度的防务投入，而英国自身的财政压力又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在东南亚，英国与法国于1893年发生了暹罗事件，首相罗斯伯利还误认为法国将开战而惊慌失措地向德国求助。

可以说，纵览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看不出英国有多少“霸权国”的样子，在英国政府的内部档案中，也是一片警报声。

3、美国的挑战与美英关系

当时美英关系的基本结构必须在这种英国霸权衰落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一方面，美国的崛起和对英国的挑战自然是英国外交困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两国之间虽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崛起大国和霸权国的关系，但其中有些方面还是比较独特的。也许正是这些特性或者说特殊因素制约了英美矛盾向极端化方向发展，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于另一对霸权-崛起关系——英德关系。

美国只是英国霸权的众多挑战者之一。19世纪的英国霸权与20世纪的美国霸权有一些重要差异，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作为霸权国时多数强国是其盟友，而英国作为霸权国时则处于一种“光辉孤立”的状态，其他强国往往对其构成挑战。

美国对英国的挑战是在“边缘”地区。从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90年代的情况来看，美国对英国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加勒比海和拉美地区。这一地区并非英国的战略重点，属于相对的“边缘地带”，因此对英国的刺激远远不如其他列强在埃及、南非和北海的挑战。

美国掌握“人质”。

英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的战略地位比较脆弱，美国随时可以将其征服。半个多世纪后，乔治·凯南就总结说“加拿大尤其是保持我国与英帝国良好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质’”。

负面的历史经验。美英之间已有两场战争，尤其是1812年的战争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英国由此看到，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也不能阻止美国的崛起，因而逐步放弃了在北美与美国较量的想法。纵观历史，一场胜利但是无用的战争往往最容易催生“绥靖”政策。

美国的实力和潜力。

1890年美国工业超越英国以后，英国已经意识到了美国巨大的实力和潜力，对美政策越来越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比如海军大臣赛尔邦就写道：

“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因素，1890年以后英国的对美政策就带有较明显的“绥靖”色彩，对美国在加勒比海和拉美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一再退让。1892一1895年自由党执政期间，英国对美退让更是到了软弱的程度。尤其在莫斯基多保留地的问题上，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对美国基本上有求必应，导致美国非常轻易地从英国手中夺得了对这一战略要地的保护权。

然而也就是从1895年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英国整体的对外政策开始进入一个调整期。

在英国国内，霸权的衰微刺激了相当一部分人，英国政坛开始出现一种“重振帝国”的潮流，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一批保守党人士主张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与政治纽带，以便更有效地与美国、俄国等“超大国家”相竞争，并要求改变自由党政府软弱无力的外交政策。

1895年6月，英国自由党政府下台，以索尔兹伯里为首的保守党重新执政，约瑟夫·张伯伦出任殖民大臣一职。英国在欧洲大陆、地中海、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政策开始了较全面的调整。其次，从英国对拉美政策这一局部来看，由于外交上的节节败退再加上出口市场不断丢失，英国国内社会对拉美的事务也越来越关注。

到1895年夏秋时候，几家主要的英国商界报纸开始频频发出警告，指出美国贸易扩张与政治上的门罗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一种隐性的门罗主义像酵母一样在美洲的商业世界起作用”，因此英国“必须进行斗争”。

而重新上台的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可以说是19世纪末仅次于俾斯麦的欧洲重量级外交家，老成持重，具有极强的政治定力和非凡的战略眼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很快发现，英国的美洲外交路线出现了很大变化，对美国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早在1895年4月，英国曾因尼加拉瓜驱逐英国外交官而占领其西海岸城市科林托，后由萨尔瓦多帮助尼政府支付赔偿后英军撤出。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还设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当时答应其中一名成员由美国人担任。但到1895年11月，索尔兹伯里明确拒绝让一名美国人参加该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对此事非常敏感，在一份写给国务卿奥尔尼的报告上，第二助理国务卿埃尔维·亚迪用红笔批注道：“国务卿先生：这是英国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发生了。

4、在拉美的代理人战争

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和1894年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美国资本也大量进入这一地区。

和以往美国商品的南下相比，90年代的扩张规模更大，也更有章法。美国商界内部，特别是制造业和银行业之间加强了协调，同时又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外交协助，其矛头明确指向英国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控制。

1895年1月成立的美国“全国制造商委员会”(National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代表性。该委员会由共和党大佬马克·汉纳(Mark Hanna)亲自担任主席，拥有强大的政治能量，其宗旨就是扩展海外贸易，控制拉美和东亚市场。

成立伊始，全国制造商委员会向联邦政府发出正式呼吁，要求提供政府支持，以便让美国工业“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与英国竞争”。

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攻势很快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一些英国报纸指出，在拉美地区，即使是英国的殖民地也被“潮水般的美国产品所淹没”，英国商品被挤出整个拉美市场已经“几乎成为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在拉美的竞争就带上了更多的对抗性色彩，其中英国无疑处于守势，美国则是攻势。排挤英国成为美国这一时期拉美外交最突出的一条主线。

1891年美国与智利的冲突，就是在这种美英竞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智利与英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其海军装备主要来自英国，实力较强。很多美国人将智利视为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1891年1月，智利发生内战，亲英的议会在海军支持下反对得到美国支持的总统巴尔马塞达。

在这一过程中，反政府力量得到了英国海军和在智利的英国人社团的大力支持，连英国驻智利领事也承认“我们无疑违反了中立”。

这种情况无疑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内战期间发生的“伊塔塔”号事件更是进一步恶化了美国与智利反政府力量的关系。

到1891年10月初，反政府力量赢得了内战，英国势力完全在智利占了上风。面对这样的结果，美国一方面被迫承认新政府，另一方面命令海军继续驻留在瓦尔帕来索港，同时还为前总统巴尔马塞达的支持者提供政治避难，从而刺激了智利国内的反美情绪。

10月16日，美国巡洋舰“巴尔的摩”号上的水兵上岸休假，结果在酒吧与当地人发生斗殴，两名美国人被打死，36名美国水兵被当地警察逮捕(第二天被释放)。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总统哈里森以强硬的措辞要求智利政府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遭到拒绝后，美国开始大张旗鼓地备战，包括命令海军集结、向各国采购燃煤等等。但美国海军部长特雷西非常清楚，当时美国的海军实力并不比智利强多少，而且一旦开战又有英国干预的风险，所以此举主要旨在威吓，而不是求战。

海军部还不时地向报界透露一些战争准备的实际行动，以增强威吓的效果。

1892年1月21日，美国政府又向智利发出了非常强硬的照会，其内容已经接近最后通牒。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准通牒”的照会中，美国只威胁要中断两国外交关系，而不是开战。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声色俱厉的同时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最终，智利政府被迫让步，同意正式道歉并赔偿75000美元，从而结束了这一冲突。美国在找回面子的同时，客观上也达成了对英国“敲山震虎”的效果。

5、美英在拉美的“文斗”

在1893年底巴西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内乱中，美国的干涉行动则明确得多，也有力得多。当时巴西的保王党势力试图推翻共和国（据称也得到了英国的秘密援助)，海军则站到了反政府一方，并试图通过封锁首都里约热内卢来迫使政府下台。

美国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命令美国海军组成护航编队强行驶入里约热内卢，国务卿格雷沙姆还指示舰队指挥官必要时以武力确保美国的货物上岸。当船队遭到拦截时，美国军舰向反政府军舰艇上方开炮，结果这场小规模的叛乱很快平息。美国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得了一分。

在1894年尼加拉瓜“莫斯基多印第安人保留地事件”中，问题已经不是美国对所谓“英国代理人”的干涉，而是更加直接地削弱英国的影响，几乎到了与英国当面对抗的程度。

莫斯基多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主权名义上属于尼加拉瓜，但根据1860年的一项国际条约，该保留地上的印第安部落享有自治权，实际上是英国保护下的一块飞地。

对美国人来说，这一保留地的价值非同小可，一方面因为它位于尼加拉瓜东部沿海，是拟建中的跨洋运河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美国人在此已有大量投资和商业经营活动，特别是经营香蕉种植园。到1893年的时候，美国人在莫斯基多保留地的资产已达200万美元，而该地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则达400万美元。

据美国驻尼加拉瓜公使估计，莫斯基多保留地90%-95%的财产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将英国势力挤出这一地区都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

到1894年时，美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当时的尼加拉瓜政府是一个革命后刚上台的新政府，财政紧缺，盯上了这片富裕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1894年，尼加拉瓜政府借口保护印第安人免受邻国洪都拉斯的侵害，派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当地的印第安酋长立即向英国外交部抗议，要求英国提供1860年条约所规定的保护。英国随即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并解除尼政府军武装，还扶植了一个莫斯基多地区的临时政府，由英海军军官与尼加拉瓜政府和军队代表组成。

这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原本还希望吸收几个美国人参加，但后者并不领情，退出了政府。

在这一事件上，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看得非常准。他不同意美国驻当地领事关于恢复印第安人“自治”的要求，认为所谓“自治”实际就是英国的保护权，美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将保护权转到自己手中。

所以，格雷沙姆马上抓住临时政府一事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4月30日又明确抗议英国的这种做法违反了1860年的条约。

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自由党政府很快就退让了，一贯软弱的外交大臣金伯利声明英国无意在中美洲建立任何保护国，并解释说成立临时政府一事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训令。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陆战队迅速撤出了莫斯基多保留地，临时政府也宣告解散。这样，英国就默认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保护权。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排挤英国势力的过程中，美国始终都是以恢复尼加拉瓜对该保留地主权的名义来行动的，格雷沙姆在7月给英国的照会中还强调尼对莫斯基多保留地的主权“无可置疑”。

但尼加拉瓜政府可能把这一“主权'”当真了，开始触碰美国在保留地的利益，结果格雷沙姆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即对尼政府提出警告并以干涉相威胁，以确立自己的保护者地位。这一目标也很快达到。颇具象征意义的是，1895年7月莫斯基多保留地的印第安部落发动起义反抗尼加拉瓜政府统治时，前来“维持秩序”的就不再是英国海军陆战队，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总的来看，1890年以后美国在拉美和太平洋的外交都服务于海外贸易扩张，但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的行动相对谨慎，而在拉美地区的外交风格则明显更富于进攻性，尤其对英国的立场不断趋于强硬，其外交也越来越带有一种“意志宣示”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