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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为感伤派的钟睒睒向他所认为的天真派发动奇袭背后，也是公众思考的微妙变化。”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二郎腿，扭头斜视，不屑一顾，高声评价。”
如果你生长在江浙沪，对于类似的画面可能并不陌生。
它们往往与一位中老年爷叔的形象同时出现，在街边，在餐桌，或许就在家里。
如若搭配一杯大茶缸或绍兴黄酒，那便是绝配。
11月19日，这一画面突兀地呈现在公众眼前，而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首富，同时也是一位杭州爷叔：70岁的钟睒睒。
聊的话题本身，也像茶余饭后的畅所欲言：
他说他看不起直播带货的企业家，说他们的企业没有根；他说他的“绿瓶”纯净水是一气之下的决定，只是为了凸显红瓶矿泉水的价值，不建议长期饮用；他说低价电商导致价格体系紊乱，是“劣币驱逐良币”……
图源：网络
从传出来的画面看，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对外宣讲，因此各种角度都有，营造出了“私下议论被拍”的氛围。
然而第二天，在一次有媒体参与的公开演讲中，他显然有备而来，对着打印好的稿件，他向新晋首富张一鸣递送了一份“战书”：
“希望张一鸣先生,抖音、今日头条及一切对我个人有过谣言伤害的媒体自媒体，我在等待你们诚恳的道歉！我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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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书共计749字，字字诛心，杭州爷叔钟睒睒的奋力一击，让平静了8个月的农夫山泉，再度陷舆情中心。
钟睒睒的“性情”
钟睒睒当然有怨气。
95岁的已故老母亲曾是70岁的钟睒睒唯一的依靠。
“她如果在，我就有依靠的地方。”在11月20日的演讲中，钟睒睒还一度哽咽。
3月22日，正值农夫山泉与娃哈哈舆情风波的浪尖，许久未发声回应的钟睒睒发了一条沉重的朋友圈。
他写道：“这是我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摄于5天前的3月8日上午，母亲健康，笑容可掬，心情愉快，没有基础疾病。因为我被莫名网暴，累及母亲，为我所忧，于3月11号下午去世，万分悲痛。感谢大家的关心，不作一一回复！泣告。”
只是，当时浩荡的舆情的未能给予这份沉痛以足够的尊重和体面，吊唁反被指责博取同情，在无底线的网暴中，一次企业和企业家的公关危机，就此被打上了私人恩怨的烙印。
钟睒睒当然可以不屑。
作为不折不扣的传统企业家，他和宗庆后、董明珠们一样，其创业气质介于“温饱型”和“市场型”——白手起家，历经磨难，拥有狼一般的嗅觉和狠劲，底色却是“实业救国”。
面对自己带头创造的“看得见”的实体经济，他们有着天然的骄傲，而对于“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虚拟经济，却有着天然的抵触。
钟睒睒
2014年，宗庆后公开抨击电商行业：“网店搞乱了既有的价格体系，致使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利润大幅下降，一些企业甚至只能关门歇业，这进一步造成了更多人失业 。”
同时，他还多次强调要警惕互联网经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在这件事上，钟睒睒与宗庆后的步调出奇一致。
2015年，当“互联网+”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乌镇坐拥顶级饭局时，钟睒睒不合适宜地点评道：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是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全部，我们太把它当回事情了。”“有互联网焦虑症的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是被忽悠了，他们是迷失方向了”。
这与他近年来的实业价值观一脉相承，比如，追求价格体系的稳定，厌恶互联网平台对价格体系的无尽破坏；比如，他的目标是将电商平台的销售额控制在5%以内，以顾及传统的渠道——小店。
钟睒睒，自然也可以拍案而起。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企业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骂我了，我的忍耐度也是有限的”。
8月，钟睒睒接受央视《对话》栏目采访，提及3月被污名化的事，他坦然地说：“随他去吧，最后天一定是要亮的，只是晚一点，只要我能坚持到天亮，很多人坚持不到天亮就跳楼了，但我能坚持到。”
3个月后，杭州爷叔、性格向来火爆的钟睒睒可能觉得，与其等，不如主动出击。
钟睒睒的“身份”
钟睒睒被网暴的起点，是他和去世的宗庆后被舆论塑造成一邪一正、崇日与爱国的对立形象。
此后，头像被P图成日本人，还被造谣成日本战犯后代，低智的谣言和人格侮辱大行其道，真相让位于流量，变成一场非理性的“猎巫”狂欢。
如果制造和销售假货有罪，那么在平台上的“假话”泛滥，为何没有相关责任？
身为被网暴者，钟睒睒的发问，可谓掷地有声。
而他作为“老派”企业家的一份子，和那些2020年代还活跃在商界的“老人”一样，还表现出诸多矛盾性：
面对新技术、新模式、新趋势的来临，他们因“不转型就是等死”而积极拥抱，但也设置了心理防线：既有“转型找死”的担忧，又笃定能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业更为“高尚”。
这是他对互联网至今都不屑一顾的来源，也是他能够十年来依然对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保持警惕的源动力。
同时，钟睒睒还是浙商，是一个杭州人。
在21世纪的浙商群体中，以杭州企业家的知名度最高，如宗庆后、马云、黄峥。除了继承守信、吃苦等传统浙商精神，钟睒睒们又流淌着“杭铁头”的血液：较真，硬气，不服输，讨厌虚头巴脑，常常直言不讳，不怕得罪人。
如果给了他们一个“报仇”的机会，必是绝地反击。
所以当“老派”和“浙商”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时，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钟睒睒，也诞生了一个不服软的“杭铁头”形象：
2009年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尽管以海口工商局郑重道歉而结束，但钟睒睒后续仍提出质疑；
2013年因“标准门”事件和《京华时报》对峙时，钟睒睒直接关停了北京工厂，扔下一句“尊严比金钱更重要”；
2013年5月，农夫山泉召开新闻发布会
今年7月，香港消委会发文称农夫山泉溴酸盐超标，最终在钟睒睒的强硬之下被迫道歉。
或许钟睒睒确实想破除我们对企业家的“人格想象体”，但不要忘了，钟睒睒还有另一个沉甸甸的身份，叫“中国首富”。
按截至现在的总资产来算，钟睒睒仍是中国首富。
在如今的公共舆论中，首富早已是一个符号，从以黄光裕为代表的大家电，到以王建林为代表的房地产，再到以马云、张一鸣为代表的互联网，“首富”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一个国家的时代特征与产业特性。
此时，首富的每一次公共表达都会被无限放大。那个作为普通企业家的“本我”已被杀死，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信号意义”。既然是信号，必然是积极的，必然振聋发聩，掀起波澜。
吴晓波老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首富所赚的每一分钱，是改革开放国家给予的时代红利……首富讲的每一句话，在24小时内会传到前1000个富豪和100万个企业家的耳朵里，而这个声音会发酵。首富要先想清楚自己的公共责任在哪里。”
显然，钟睒睒清楚的知道自己作为首富的公共责任和信号意义：坚守实业，遵纪守法，不转移资产，关注农民、科技伦理和产业价值链。
但杭州爷叔式的真性情，与首富的身份形成天然的对抗。
在与央视对话中，钟睒睒称自己是上了时代的一条船的幸运者，“但成为首富让我失去了自由。”
钟睒睒接受央视《对话》栏目采访
天真与感伤
2016年，吴老师曾将当前的商业界人物，模糊分出“天真派”和“感伤派”。
◎天真派：以事业的成就与财富增长为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他们的世界里，所谓的道德与底线，都与交易和成本有关……以此为衡，“见魔杀魔，遇佛杀佛”。
代表者，是还在乌镇意气奋发的互联网新贵们：“他们积极发言、互相调侃，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以新世界缔造者自诩”。
◎感伤派：他们经常提醒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时代的限制，非常在意别人和公众对自己的评价，对取得的成就不敢肯定，因而拥有持续探索的勇气。
代表者，是身处成熟产业的传统领导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十多年前也曾是‘天真派’，而如今，时局陡转，改变了他们观察世界和面对自己的方法”。
他还说，一国的经济也是如此：天真期，相信时间就是金钱，发展是唯一的硬道理，而到了感伤期，人们开始思考发展的代价，思考贫富悬殊带来的弊病。
换言之，天真者追求速度和破坏，感伤者质问代价和责任。
因此，当身为感伤派的钟睒睒向他所认为的天真派发动奇袭，恰好迎合了公众思考的微妙变化。
从低价到品质，从内卷到反内卷，从算法到反算法，一切的一切，当世界想要改变时，总会眷顾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或故事，而钟睒睒有意无意，来到了舞台的中央。
本篇作者|巴九灵|责任编辑|何梦飞
主编|何梦飞|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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