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邵艺辉导演的轻盈精致,尹丽川导演更为粗粝、直给。与其他三位女导演不同,尹丽川导演是唯一做母亲的人。从写诗的文艺女到母亲的转变,让她深刻地意识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着对女性共同处境的强烈共鸣。因此,尹丽川是女性主义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一位导演。“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应该被歌颂。歌颂母职,意味着把母亲的身份凌驾于作为个人的身份之上,这会把母亲们置于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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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决心》讲了一位普通女性不幸的婚姻、被母职困住的前半生。它直面结构性的压迫,三代母女之间有爱,有母职绑架,有爱与责任、与个体自由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有不得已发生的伤害。

尹丽川以略显笨拙但朴实的方式,反抗天然的母职绑架,反抗家庭与婚姻强加于女性的无形枷锁。它拥抱直观的故事,拥抱直接的情绪,拥抱浅显的女性表达,是一部普通女性都愿意看、看得懂的电影。03同样是喜剧演员出身,如果说沈腾的电影以离谱的设定包装严肃的议题(比如《抓娃娃》),那么贾玲则是以真诚激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目前贾玲的两部导演作品,都与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联。《你好,李焕英》是对母亲的眷恋,《热辣滚烫》是对自我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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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贾玲带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真诚,并以自身真挚的情感表达补足导演能力的缺陷。
不同于邵艺辉轻盈的嬉笑怒骂、尹丽川直给的反抗精神,贾玲将自己的心掰开了、揉碎了融于人物,平视苦难,又不服于苦难。比如《热辣滚烫》,每一个在谷底待过的人,孤注一掷搏过的人,跌倒又爬起来过的人,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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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单单是情绪价值的胜利,而是类型化之外的能量补充。《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都是标准的喜剧片,也是标准的合家欢电影,让人边笑边揪心。
04相较于前三位,殷若昕导演关注的一直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的苦难。《我的姐姐》通过罗列重男轻女、扶弟魔、性骚扰等女性处境典型瞬间来堆叠情节,愤怒的情绪被无限放大;《野孩子》捕捉到了生而不养的情绪痛点,悲悯之感蔓延整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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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话题性是殷若昕导演的杀手锏。她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中的苦难,用细腻绵柔的手法表现沉闷严肃的社会议题。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男导演作品里少见的自然、灵活、松散的诗化叙事外貌。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话题性大于故事的做法,似乎是一种自我怜惜式的表达。它像一面自怜自恋的镜子,从人物的苦难中照见创作者和观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