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地方到中央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邓小平郑重地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 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针对有些老同志的顾虑和担心，邓小平语重 心长地说道：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把真正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当然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接着，他强调说：“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十分欣慰地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老的不在了，或者根本不能工作了，新的又上不来，每一个新的上来，就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1964年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就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相隔了十七八年。当时年轻化问题并不算很迫切，但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讲，年龄大一岁，开明增一分。那是60年代初期。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总之，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十分迫切。所以，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
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 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会上，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 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 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接着，邓小平又加重语气说道：“我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账的……过去我们年轻，八大的时候我和陈云同志都是52岁，当时中央委员平均年龄并不算大。现在比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找了当时正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薄一波谈话。两人一见面，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由我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你来协助我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你的意见。薄一波听后，当即表示同意。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最令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设立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会议根据新党章“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的规定”，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率先垂范地退出了第一线的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与此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82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
在会上，邓小平强调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接着，邓小平又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样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5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关于顾问委员会如何做工作，邓小平明确地说：“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任务有四条： 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邓小平还强调说：“原则的规定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具体实施。要理出几条，其中也包括我们工作机构的设置。我建议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薄一波同志主持。”
这时，薄一波插话说：“有小平同志压阵就行了，具体事情我们来搞。”
接着，邓小平又告诫大家说：“我们都是老同志，说话开门见山。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呀，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要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这些老资格，讲话是有人听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怎么做工作，怎么起作用，是个新问题。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会处 理得很好。”
在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薄一波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顾委第 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按照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和 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随即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6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
在薄一波的带领下，临时工作小组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规定共有9条，并明确提出了“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工作原则及“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协助所在单位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交接工作、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等工作要求。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只有20余人的工作机构以及学习制度、请示汇报制度、报告会制度、调查研究制度。并把在京的100多名委员分别编为6个支部，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还规定：在京的中顾委委员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党的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住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平时参加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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