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和离职的转变占据我，像还未适应的新皮肤｜三明治|三明治|婚礼|文身|新娘|新皮肤|新郎|离职|结婚

文｜Blue

编辑｜旁立

烘干机内，裤子的纽扣和滚筒在有序地碰撞。我坐在新家的书房，身后，北京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左至右爬过整面白墙。

结婚和离职的转变，在慢慢地占据我。像还未适应的新皮肤。

心理咨询

在婚礼举行的前两天，我做了一次心理咨询。距离上次咨询已经有三年了。我只有在陷入一种混沌的身份危机的时候，才会找咨询师。这次聊了两个多小时，比我想象的要久。

起初集中在我离职的选择。她的形容是，我的离职可以用“落荒而逃”来形容，我的自我在被压榨后，极力反弹了。“是啊，但是我的自我，又是什么？” 这是我的课题。

这不是外在可以决定的。那些外在的，可以是掩饰，被定义，也可能被抹除（正确化的）。

我和咨询师继续说道：“前几天，我跟先生说，在婚礼上可不可以不遮文身了，让大家知道就知道吧。这是我啊。但先生支支吾吾，有些冷淡地说了句 ‘还是遮上吧’ 我追问才知道，他父亲无意间发现了我的文身，也希望我可以在婚礼上洗掉，因为有文身寓意不好，不纯洁。”

咨询师敲打道：“你要想想一个问题，这个家是否真的接受了你，是那个真正的你。而不是他们希望的你。”

我的身上一共有三处文身，都是在20年前后纹的。第一个文身藏在左后肩，如果不是穿背心，没有人会看见。紫色和蓝色，像在墙面绽开的油漆弹，刻在我的皮肤上。其中还刻着，On The Road" （在路上），是我七年留学生活的总结。

因为各种客观主观的原因，每隔两年，我总会换一个地方，一直在路上。我还喜欢公路旅行，从总爱端着的美东到后院能见到鳄鱼的弗洛里达州，从被创意和海风裹挟的加州到五月依然下雪的纽约州。我掌握着方向盘，每天总有一个目的地，短暂的停留，不用为人情世故而烦恼。

第二个文身在右手的手臂，简笔画勾勒着我和父母的合照，正下方是纤细的英文手写体 —— "Let Love Speaks of Itself"（爱自会说明）。我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毕竟我五年级的时候，还相信有圣诞老人会偷偷把礼物放在窗台。他们将原生家庭缺失的爱，全部投入了我的生命。在某个时候，我像在蜜罐里的气泡，守护着偷溜进来的氧气。

我对这种爱的方式，心情是矛盾的。我将一家温馨的画面，用他们难以接受的方式，永远的纪念。

第三个文身在手腕的内侧，与脉搏靠近。文着 "Jazzing"，起源于动画片 Soul （心灵奇旅），有淡蓝色蜡笔涂抹点缀。爵士音乐总是给人一种随性的感觉，它灵巧地应对着起承转合。我想提醒自己的不是及时行乐地活在当下，而是，去经历，去体会，很多事情没有所谓的意义，只是活着。Passing by。

淋浴冲刷着身体的疲惫。淡蓝色遇水后，变深了。恍惚间，与手臂附近，通往心脏的静脉血管重合。血液在身体里循环，生命在时间里奔走。

婚礼

妆前乳、粉底、散粉、遮瑕、眼影、腮红…… 层层叠加，描绘着新娘的模样。

签到台、充气球、甜品台、绿草坪、镁光灯…… 各就各位，等待着宾客和新人。

下午一点开始，我和新郎便开始化妆。到了三点，我依然在化妆间，左边的袖子拉到了肩膀，化妆师正用最厚的遮瑕膏，小心翼翼地将背后的文身遮盖。摄影摄像老师也到达了场地，先后来到化妆间拍摄素材。

“帮我跟摄影摄像老师说，先别拍新娘了。文身还没遮好。” 我快速地给新郎发去信息。但没有遮掩的玻璃门，即使关上，来往的人还是能看到那个没有准备好的新娘。她似乎有什么秘密。

冰凉的定妆喷雾，落在被遮盖的文身。大功告成！

我一手拿起有些累赘的裙摆，走出化妆间，朝着新郎喊道：“拍照了，赶紧。” 婚礼有它要遵守的时间表。相拥、亲吻、追逐、单人照、亲友合影，一通忙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背后被蚊子咬了两个大包，正好在对称地出现在肩胛骨的位置。朋友打趣，长出了一双翅膀。

策划师见状，拿来驱蚊水，喷向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冰凉的驱蚊水，从我后背滑落，我猛然想起背后的文身。“啊，那个，那个，文身。” 我压着声音，但藏不住焦虑，连忙躲避。

“啊，没事。没弄到。” 策划师先是瞪大了眼睛，惊讶于我为何对她的好意那么抵触。转瞬间，又是心领神会的眼神，一起和我守住秘密。

仪式开始前三十分钟，我回到化妆间准备主仪式的妆造。垂落的头纱，成了背后文身的另一层保护膜。长袖的主纱，遮过手腕的手套，还有渐渐落下的夕阳，将我的秘密守护。

穿着米白色的婚纱，蕾丝花边镶嵌的裙摆拂过草坪，我手捧鲜花走向新郎。主持人在讲述我们的故事，朋友们在欢呼，镁光灯和夕阳的余光打在那个“完美”的新娘身上。

新郎走向新娘，他们一起迈向主舞台。不同的绿色枝叶映衬着紫色的成串的蝴蝶兰，还有穿插的小黄花和褐黄色的芦苇草。层层叠叠间白色的藤条，高低错落，似绽放的烟花，又似庄园里细水长流的喷泉。

仪式结束，宾客入座，我开始了下一轮的“征战”。我换上了短袖的敬酒服，手腕和手臂的文身暴露无遗。黄色、棕色、再加点白色，化妆师用化妆刷层层叠加，将过去掩埋。

“你还有多久？宾客都快吃完了。” 新郎催促道。

“来了。来了。” 我提起珠片包臀裙子，蹬着七厘米高的高跟鞋，快步走向宴会厅。

我自信地举起红酒杯，和每位宾客捧杯。祝贺这对新人，祝贺长辈并未发现文身。

这一天，过去了。即使翻看照片，手腕的文身隐约地浮现，但注意力已被新人的笑容抢走。又或者，闭目养神的婆婆，早就听到了我和化妆师的对话。

谁也没说穿。

短发

婚礼结束后的几天，来宾和父母都回到了各自的生活，我无业游民的身份也正式拉开帷幕。

第一件事，便是回归短发。微卷又带有层次，脖子附近还有可以保留的“鲶鱼尾”。自从初三为了中考，省时间，我便喜欢上短发。

一是太方便了。我从来不是一个精致的女生，就是如果不是皮肤爆裂到难忍的程度，我也不会抹凡士林。而且抹，也是有一天每一天。而脸部的护肤，就是一瓶面霜。这省了不少钱，也不少时间，供我思考人生（胡思乱想）。

二是看上去干练和个性了。戴上银色的耳环，套上深灰色的夹克，还有黑色的皮靴，还有一个酒红色的斜挎马鞍包。这似乎督促着我，要果断行事，大步流星。但这只是我的伪装。

每个人都有他/她的伪装，可能最后是成为这个伪装，或者脱下了这个伪装。

很难说，这个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

先生下班回来，看着我的短发没有一丝诧异，他只是来了一句熟悉的玩笑话：“觉得自己很帅咯？” “怎么样，我的好哥们。”我接到。对于个人的爱好和着装，我们总是非常识趣地为对方保留评价。因为在那个区域，要守护的是那个对方的“自我”。

就像搬家的时候，最重的箱子，是我的书。其实我没有多爱看书，甚至有些书还没有拆封。但从小，书就是我的伪装。我要出去玩，我就会跟父母说，去购书中心，去图书馆，这样他们绝对不会阻挠，还很满意。不想做作业的时候，我拿着书在看，虽然是言情小说。再大些，随着学历的增长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期待，书成了我缓解知识焦虑的阿司匹林。我迫切地想去了解历史、解读社会问题、哲学思考。读书变得功利，便读不下去了。

当我想用上班没时间的借口掩盖事实，先生一边说着：“读书是个习惯呀。” 一边帮我将沉甸甸的书搬到新家，按着我的意思买来一墙的宜家的比利书柜。还有很多空位等着填满，不是书也可以。

书房是我在主导，厨房是先生的领地。我自认没有做饭的天赋，准确来说，是没有耐心。那天和先生一起煮广式奶糊，需要隔水不停地搅拌蛋黄和牛奶。搅拌了好一阵，实则两三分钟，我便放弃了，我妄下定论“牛奶加多了，算了。” 先生没有停止搅拌，说道：“给点耐心，它需要时间，凝固。” 又过了两三分钟，蛋黄液的质地确实开始变黏稠了。很难说，是他的耐心让他喜欢上了烹饪，还是烹饪让他变得耐心。

长辈听到是他做饭，总会说我有福气。但是如果身份掉转，就不会有一个人夸会做饭的妻子的男人，有福气。起码不会觉得，像是捡了个宝。父亲还曾做好了我嫁不出去的准备，就因为我不会做饭。外婆听到我一直让先生做饭，无奈又着急地用潮州话对我说着 “你怎么可以这样。”

于是我不进厨房的愿望更加强烈，即使现在离职了，我还是等着先生回来做饭，先生也还是会在我要帮忙（捣乱）的时候，把我和馋嘴的小狗，一起赶出厨房。

我一直在抵抗刻板印象。我还是那个小时候，会将在客厅和大人打牌的表哥，赶到厨房一起和表姐洗碗的我。那时我不明白大人口中的“他是哥哥”，那又怎样。我只知道，刚刚我们还在一个桌吃饭。

在先生的厨房里，我也渐渐明白了选择和妥协。在我二十一二岁，努力当一个“新时代女性”的时候，我努力地将自己和待在厨房大半辈子的母亲往外推。我希望母亲能做会那个爱自由的射手座。但直到，看着母亲端出用了一个下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倒着各色的浆液做出来的千层糕，那种欣喜的眼神，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要推她去做另一种被定义的女性呢？在千变万化的烹饪里，何尝不是一种自由。

日落

书房正对着北京的西山，正好可以看着太阳在正午高空悬挂，到退隐在楼宇间，剩下浅紫和橘色晕染开的天空，等待着夜幕降临。

我和先生分享着，这几天拍到的落日。对于二十七岁，应该在职场搏杀（当牛马）的年轻人来说，落日是奢侈的。这几天运气好，拍到了如莫奈画中，由浅橘色递进到蓝色的天空，半裹着如咸鸭蛋黄般的太阳。还有如一颗会染色的玻璃球，掉进了水中，不经意间绘成了一幅橘子海。

“住久了，可能日落你都会看厌。”

“每天都不一样好吗？我看你都还没看厌。”

“行行行。”

离职后的一个多月，我就像社会秩序的流浪汉，我的生活没有秩序。周一的时候，我到雍和宫为朋友请手串，发现烦心的人还真多。法物流通处，被请手串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不由感叹，神仙的品牌溢价真是高啊。

到了开光室，排了大概半个小时才进去，而且能跪的垫子已经没有了，我被挤到了供台的跟前，跪在了水泥地板上。手捧着珠串，闭上眼，大师开始念经文。

我的思绪随着听不同的经文在房间荡漾，好像置身在西藏的布达拉宫。末了，大师摇了几声铃铛。虔诚的人们睁开眼睛，起身离去。下一批人，又瞬间挤满了开光室。

离开寺庙后，我开始在胡同闲逛，我依然是出走秩序的流浪汉。街上人来人往，有前往雍和宫打卡的游客、有在争分夺秒的外卖骑手、有在家门口晒太阳的老人……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秩序里，井然有序地活着。

出走的我，如果一直游离在人生既定轨迹，会真的成为流浪汉吗？这会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在批判某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故事。人们看过后，略有所思，地铁到站了，生活继续。

还记得在美国的时候，走在downtown （市中心），总会提防着流浪者。纽约的流浪汉最不好惹，以半提拉着裤子的黑人居多，自带一种纽约城市特有的狂妄，如接连不断的汽车鸣笛。费城的流浪者，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小巷中出没。有一次在从市中心走路到中国城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女流浪者，穿着不合尺寸的T恤衫，半个乳房外露，踉跄地向我走来。我急忙躲避。而洛杉矶的流浪者，尤其是在旅游区附近的，有时候我会分不清，他是街头艺术家还是流浪者，或者两者皆是。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偶然遇到流浪者，但也是少数。之前在中关村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总会见到一个拖着行李箱，穿戴整齐的女人，在商场附近走动。起初，我以为她是一个化妆师，正赶往活动现场。但随着碰见她的次数变多了，以及她身上的衣服几乎没怎么换过，我猜想她是个流浪者。无所事事的，在办公时间，出现在非消费的公共场合，是流浪者的秩序。

在各色方块有序镶嵌的胡同里，我的思绪漫无边际。不经意间，走回了大马路，在2点的午餐和回家间，我选择了后者。转身扎入了熙攘的地铁，开启了新的一集播客。

机会

抱着好奇心，我打开了一期关于《素食者》的点评。题目为“以‘拯救女性’为名狠狠地消费，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把市场玩明白了”。做客的嘉宾两男两女，解读的视角算是颇为平均。我承认，标题的玩味或讽刺确实吸引了我。这很冒险，讲得好是对权威的批判，次些是文学造诣不够，更甚则是愚昧且不尊重女性。

他们谈到了几个冲突点，女权主义与社会压力，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还有个人选择与社会责任。其中，“社会化”一词击中了我的处境，以至于我因为思考得太入迷，共享单车不知道撞到了什么，我一个踉跄，双膝跪地，摔在了地面。

嘉宾所说的社会化，指的是社会规则或节奏。他的论点是，小说的女主，是因为无法社会化，才会用激烈地方式 —— 成为植物，去抵抗。

然而双腿的疼痛，并未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在想着自己的处境。婚礼结束，在家待业，没有再好的时机，以及拒绝的理由，要一个孩子了。我并不排斥小孩，也肯定会要一个孩子，因为先生是福建人，还是独苗。

从领证后，法律上，正式成为一家人以后，先生的家人总会寄来一些药材，主要是调养身体，早日怀孕。我明白家人的好意和人妻的责任，只是害怕又愤怒，自己的生活即将“失控”。我用从福建空运来的青汁，也不知道出自什么植物，按着先生老家的配方，掺入新鲜的鸭蛋液。搅拌均匀的绿黄色蛋液，在平底锅散开，成形，又被外力打散。

在我被迫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却没有人要求先生做什么。谁会在意没有戒烟的男人？顾全大局从来都是要牺牲某一方利益而达成的，而做牺牲的多数是没有权利的那一方。

今年的一月舅舅去世了，我是二月领的证，父亲一直不让母亲跟我说。直到过年回家，我再三追问，大舅最近怎么样，父亲才对我说：“那个，大舅他走了。” 他避开了我先生，趁我在自己房间收拾的时候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

“上个月。你晚上去和他爸妈吃饭的时候，别提这个事。人家可能会介意，毕竟你们刚结婚。”

我来到厨房，和母亲对视了一眼，她眼圈泛红，积存的委屈得以释放。但我们又默契地投入其他事情，小心翼翼地在我先生面前，按照父亲的要求，维持一切如常。等我回过神，我才意识到，那不是父亲的意思，是男尊女卑的影子。

我还是告诉了先生还有他的父亲。骤然而至的悲伤，温和的愤怒，助长了我的“任性”。我不相信红白喜事相冲，也不想象母亲一样忍耐。我和先生说：“如果我们连伤痛都无法分担，那这个婚，结来有什么用？” 他没有说话，给我递来一张又一张的纸巾。

我们的悲喜并不相通。

新家

这几天，烘干机的衣服总是半干。无奈，只好重新按下启动键，再烘半小时。

整体的装修很难用某种风格概括。大面积的白墙，给以后的生活变动的空间；被一扇扇大小不一的白门遮盖的收纳柜，将凌乱藏住；黑白为主，偶尔有亮色调剂的家具，沉淀了客厅的格调。

软装和布局，琐碎却有意思。模拟生活场景，测量尺寸，比对商家，等待，留下或退货。这期间总有取舍，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就像书桌的摆放，如果两人都想对着窗户，下午不免要接受太阳的炙烤，直到日落西山。还有局促的办公空间，椅背稍靠后便会脏了白墙。于是我们选择了各自靠一面墙，将窗户的位置留给了高低错落的绿植，比起我们，长时间的光照更适合它们。

除了取舍，还有突破 - 突破现实，既定环境。卫生间有一小窗，离吊顶只有几厘米。拉开窗，可以看到对面楼的楼顶，还有被切割的天空。小小的窗户，散落的阳光，照亮被嫌弃的卫生间。小小的窗户，是我在观察千变万化的天空，是天空瞥见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

窗户的正下方是马桶，我在中间布了一幅蓝色的挂画 —— 一个女人的背对着，手托着头，望向远方又白渐蓝的海面，在思考着什么。先生看到画，爽快地说道：“可以，蓝色的。” 他并不在乎或觉察画的内容。只是蓝色是瓷砖的颜色，我才恍然发现。我们的处境不同。

书房鸭掌叶慢慢转向，向着阳光最好的一方倾斜。透明的书柜，放着我研究生的毕业帽，上面装饰着恐龙，还有我最喜欢的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一句台词 ——“Life Finds Its Way ” （生命自由出路）。

母亲打来视频，要和朋友到北京看枫叶。她关切地问我，搬了新家，下班到家都几点了。我迟疑了一下，说道：“其实我离职了。”

“哇，太好了！”

“好什么？”

“你要不去读书吧？”

“我不想读博士。放过我吧。”

“不为了什么而读，你就为了你想知道去读就好了。”

“你那么喜欢读书，你自己读吧。一定是个励志的故事。”

“是啊，我想去老年大学学烹饪。”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要推她去做另一种被定义的女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