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是33个师又3个旅，达50万人。由于博古临时中央对毛泽东进行持续的严厉打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到一再的否定和抛弃，到1934年10月，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约86000余人被迫进行长征。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这一年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线溃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却在4件事情上一次次地用事实证明他有多英明，事后看来，真的令人非常震惊——震惊于毛泽东的英明！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第一件事情：毛泽东反对“两个拳头打人”，主张“诱敌深入”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志在必得，先期50万兵力从北路、南路和西路三面围攻中央苏区。到了9月下旬，其主力部队北路军开始发动猛攻，28日，攻占黎川。
此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兵力已达前所未有的8万多人，和国民党兵力对比是一比六，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以及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而言，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如果此时红军能够继续沿用此前毛泽东和朱德定下的军事路线和策略，还是有非常大的把握可以粉碎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围剿”。但遗憾的是，早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被排斥在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军事指挥权被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掌控了。
博古不懂军事，军事指挥完全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博古和李德放弃过去毛泽东和朱德奉行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强令红军反击，和数量占绝对优势、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硬拼。
毛泽东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博古和李德提出的“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错误方针，提出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敌。
遗憾的是，被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人微言轻，博古和李德对他的建议根本不屑一顾，红军主力很快就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一带连续遭遇重创，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博古
第二件事情：毛泽东建议利用福建事变时机及时组织军队突围
本来，形势发展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天赐良机，给了红军打破国民党重兵围剿的一个绝佳机会，那就是，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以及反蒋的李济深等人，联手发动了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人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害民的南京政府”的口号。他们此前就曾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逼无奈，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出9个师的兵力转入福建，用来讨伐第十九路军。军事天才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以围魏救赵的办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江西根据地的进攻，还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令人痛心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又被博古和李德给粗暴拒绝了，他们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怎么能借助他们的力量，并且援助他们呢？
与此同时，博古和李德还认为，如果按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丢失，他们哪里懂得早在战国时期孙膑就曾经用“围魏救赵”这个计策两次大获全胜。
结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就陷于孤立无援，被蒋介石采用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同时进行的两手策略而很快失败。同时，也就意味着红军因此也错失了打破“围剿”的一个天赐良机。
李德
第三件事情：指导红二十二师及时调整思路实现南线稳定局面
在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之下，红军主力越来越陷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尤其是广场保卫战的严重失败，导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攻破，对红军和党中央来说，局势越来越危急。这时，博古和李德在广场前线，周恩来则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1934年4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着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一到会昌就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文武坝，会见了省委书记刘晓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当晚，毛泽东就和何长工到战地前线视察。
毛泽东得知镇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撤出筠门岭，正在开会检讨战斗失败的教训，他立即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肯定了红二十二师作为新部队打这一仗不是失败而是胜利，并建议部队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和地方武装去袭扰和牵制敌人。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要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根据具体敌情和地形重新部署兵力，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条件大歼灭战，在这基础上再打更大的胜仗。同时毛泽东还建议他们多做群众工作，以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红军各部本来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能力，毛泽东作了具体指示以后，红二十二师马上就在连以上干部会上进行了传达，并根据指示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打这以后，粤军一直都只是停留在筠门岭，就这样，在苏区南线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更重大意义的是，10月份，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的部队通过谈判达成了“停战”以及“必要时可以相互借路”的协议，此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得以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正是得益于此。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第四件事情：毛泽东亲自选定了于都作为红军长征突围的路线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缩得越来越小，前线的战局对红军越来越不利，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国民党军突破了，西线也难以支撑。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想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路就只剩下长征。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心急如焚，向中央提出要到赣南省视察，得到允许后，于9月中旬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到了赣南省委、苏区和军区所在地于都。就在这期间有个小插曲：博古和李德打算带着部队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不带毛泽东走。
但因为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在军队中历来享有极高的威望，这才迫使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带着毛泽东一起长征。不敢想象，如果毛泽东在这时期被留下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难以预料，极大概率，历史都将被改写，是很惨很惨的那种改写。
毛泽东的于都之行其实有他深层次的用意——他凭着敏锐的军事直觉，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红军如果长征，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有时候真要感叹中华之幸，有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因为与此同时，作为中央领导核心之一的周恩来的想法和毛泽东不谋而合了！
周恩来其实也在思考红军长征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因而当毛泽东一到于都就接到了周恩来的长途电话，周恩来这时候是毛泽东的领导，他要毛泽东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于是，毛泽东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实地勘察、召开会议调研，以及询问熟悉情况的人员等办法，迅速弄清楚了情况。
毛泽东在9月20日就发了一份急电给周恩来，具体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和地形，并作出结论，认为于都适合作为红军长征的突破口，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为不久的将来中央下决心长征从于都方向突围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决策依据。
10月18日，红军选择于都作为长征的突破口，利用枯水期，在毛泽东一个月以前选定的地点架设了5座浮桥，部队得以安然渡过于都河，从此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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