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浙江鄞县的山林里仍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剿匪队在这片土地上与匪徒周旋已久，却始终难以捕获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刘子良。这位让剿匪队头疼不已的匪首，不仅为人狡诈，更是屡次从军警的包围中逃脱。然而，一个平静的早晨，一支剿匪小队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举报：有人在坚志庵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影。剿匪队立即展开行动，但当他们冲进这座看似平静的尼姑庵时，却只见几位年迈的尼姑在诵经，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正当队伍准备撤离时，一名年轻战士的一句话，却让整个剿匪行动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这个年轻战士到底发现了什么？为什么一座普通的尼姑庵会与穷凶极恶的土匪有关联？
一、土匪头子刘子良的罪行
刘子良原是浙江鄞县一带的地主，抗战时期投靠日伪，充当特务，专门为日军搜集当地抗日军民的情报。1943年春，他带领日军突袭了太白山区的一个抗日据点，导致数十名抗日武装人员壮烈牺牲。之后，他更是趁火打劫，指使手下抢掠当地百姓的粮食和财物，将这些物资倒卖给日军，从中牟取暴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子良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利用战后的混乱局势，纠集了一批亡命之徒，在鄞县东部山区建立了武装势力。他们占据山寨，打家劫舍，还经常下山抢掠商队，使得鄞县东部的商路几乎中断。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的被迫搬离家园，有的则不得不向匪帮缴纳＂保护费＂。
1947年秋天，刘子良的罪行达到顶峰。他得知当地一个富商运送丝绸的商队即将经过太白山区，便设下埋伏。这支商队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几名护送的保镖。刘子良不仅抢走了价值连城的丝绸，还残忍地将商队所有人员杀害，抛尸山谷。这一事件在当地引起极大震动，成为刘子良最为凶残的罪行之一。
1949年解放后，刘子良拒不投降，继续盘踞山区作乱。他先后袭击了多个乡政府，杀害了十几名基层干部。其中最为恶劣的是1949年冬天的一起事件。当时，鄞县派出一支工作队到太白山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刘子良带领手下伏击了这支工作队，不仅杀害了工作队的五名成员，还抢走了工作队携带的土地改革文件和群众困难补助金。
更为严重的是，刘子良还勾结国民党残余势力，充当他们的眼线和联络人。他利用自己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为国民党特务提供藏身之所，并协助他们收集解放区的军事情报。1950年初，他还策划了一起破坏铁路的行动，企图切断解放军的运输线路。所幸这次行动被及时发现，阻止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
在当地群众看来，刘子良不仅是一个土匪，更是一个背叛民族的汉奸。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定。随着他的罪行不断累积，当地百姓对他的仇恨也日益加深。许多群众自发为剿匪部队提供线索，希望尽快将这个为害一方的恶徒绳之以法。
二、剿匪队的艰难追捕
自1949年底开始，鄞县组建了专门的剿匪队伍，对刘子良展开了多次围剿行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发生在1949年12月，剿匪部队根据群众举报，对太白山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然而，刘子良却提前得到消息，带领手下从一条不为人知的山路逃脱。这次行动虽然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但未能抓获主要目标。
1950年初春，剿匪部队又一次收到线报，称刘子良藏匿在鄞县东部的石门峡谷。这次行动调集了三个连的兵力，从多个方向对石门峡谷实施包围。经过三天三夜的搜索，部队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土匪留下的生活痕迹，但刘子良再次成功突围。这次失败让剿匪指挥部意识到，仅靠军事手段很难捕获这个老奸巨猾的土匪头子。
转机出现在1950年3月中旬。一天深夜，一位老农来到剿匪队驻地，主动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位老农的儿子瞿阿生正是刘子良的贴身保镖。老农不忍心看到儿子继续跟随土匪作恶，决定向政府举报。根据老农的描述，瞿阿生经常在夜间到家中取食物和衣物，这为剿匪部队布置抓捕行动提供了契机。
剿匪部队立即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他们在瞿阿生家周围秘密布置了多个岗哨，同时安排老农继续正常生活，以免打草惊蛇。等待持续了整整五天，终于在第六天深夜，瞿阿生独自一人来到家中。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埋伏的战士迅速将其包围。
然而，这次抓捕行动出现了意外。在激烈的枪战中，瞿阿生的母亲突然冲到战场中央，站在了儿子和剿匪队之间。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战斗陷入短暂的停顿。最终，在母亲的劝说下，瞿阿生放下武器投降。
瞿阿生的审讯为追捕刘子良提供了关键信息。他交代，自己原本是个普通农民，因为家中遭遇自然灾害，无力还债，这才被刘子良用高额报酬收买。在担任保镖期间，他多次参与刘子良的犯罪活动，对土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规律都十分熟悉。
最重要的是，瞿阿生揭露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情报：刘子良近期经常出入坚志庵，这座位于大桥头村深山中的古老尼姑庵，竟成了土匪的藏身之所。根据瞿阿生的描述，刘子良通过贿赂方式与庵中某些人建立了特殊关系，使这座佛门清地变成了他躲避追捕的庇护所。
这一情报让剿匪部队对追捕行动有了新的思路。此前的围剿多集中在深山老林，却从未想到刘子良会藏身于一座佛教寺庙。这个出人意料的藏匿地点，既能躲避搜捕，又能获得日常所需的补给，可谓用心良苦。剿匪部队随即对坚志庵展开了秘密侦察，为接下来的抓捕行动做准备。
三、坚志庵的隐秘内情
坚志庵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位于鄞县东部群山之中，距离最近的大桥头村也有十余里山路。这座古老的尼姑庵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地势险要。庵前有一条蜿蜒的山溪，将其与外界天然隔绝。庵内原有尼姑十余人，但到1950年时仅存六人，都是些年迈的老尼，平日只靠化缘和附近村民的布施维持生计。
据当地老人回忆，1949年下半年开始，坚志庵突然多了一位年轻尼姑，自称法号＂觉月＂。这位觉月身材丰满，举止不似其他尼姑般朴素，时常能见她穿着崭新的灰布僧衣。更为反常的是，她总是独居在庵内偏僻的西厢房，很少参加早晚课诵经。
坚志庵的特殊地理位置为土匪提供了天然的庇护。从庵内西侧的悬崖向下，有一条隐蔽的山路直通山下密林。这条路极其陡峭危险，一般人不敢轻易涉足。但对熟悉地形的土匪来说，却是极佳的逃生通道。庵内西厢房的地窖与这条山路暗中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通道系统。
经过审讯得知，所谓的觉月尼姑实为刘子良的情妇张翠娥。她本是鄞县城里一家绸缎庄的女工，因卷入一起偷盗案件，被刘子良收留。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络，张翠娥假扮尼姑潜入坚志庵，一方面负责为土匪传递信息，一方面负责储存物资。她利用化缘的机会，打探附近村庄和剿匪部队的动向，为刘子良的活动提供情报支持。
坚志庵的老主持明月师太对这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但在土匪的威胁下，她不得不保持沉默。土匪不仅用重金收买了庵里的部分杂役，还威胁要烧毁寺庵，这让年迈的明月师太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直到后来剿匪队进驻，她才道出实情。
更令人震惊的是，坚志庵竟然成了土匪销赃的中转站。刘子良抢劫所得的财物，往往先存放在庵内地窖中，再由张翠娥假借化缘之机，分批转移到山下的接应点。有时甚至直接将值钱的物品装扮成佛门供品，光明正大地运出山门。这种以宗教场所作掩护的手段，一度让剿匪部队难以察觉。
这一切的暴露，严重冲击了当地佛教界。鄞县佛教协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寺庵加强管理，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场所进行违法活动。同时，明确规定新来出家人员必须严格审查身份背景，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坚志庵的案例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县境内其他寺庵进行了全面排查。这次行动不仅肃清了潜藏的不法分子，也推动了宗教场所的规范化管理。经过整顿，坚志庵重新回归清净，继续发挥弘扬佛法、劝善养性的正面作用。
四、那位年轻战士的关键发现
1950年4月3日清晨，剿匪队年轻战士王德明在例行检查坚志庵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当时，他被分配到西厢房检查供奉的香烛。在掀开香案上的黄绸布时，发现布料下方积累的灰尘异常稀少。这与其他佛堂内厚重的香灰形成鲜明对比，显然这个香案经常被人移动。
王德明出生于江南农村，年少时曾在乡间庙宇帮工。他深知佛堂内的香案通常都是固定不移的，尤其供奉长明灯的香案，更是不会轻易挪动位置。带着这份疑虑，他仔细查看香案底部，发现地砖接缝处有些许新土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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