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最不被人赏识的英雄：鼓上蚤时迁|吴用|宋江|时迁|晁盖|水浒|祝家庄

梁山聚义，如百川汇海，等到一百零八个头目全齐集梁山的时候，预期之数已达，就再没有成长的空间了，于是排座次，定名位。

按道理，名位是各人先后行事的总评价，事功的轻重因此应和名次的高低成正比例。

理论虽如此，许多梁山人物的名次却无法用书中所讲的情节去解释。鼓上蚤时迁排名第一百零七，就是莫名其妙到极点的例子。

时迁在病关索杨雄翠屏山杀妻时才首次露面(第四十六回)，并不算早，且碰上《水浒》述事通过随后的三打祝家庄事件，转以集体行事代替个人行动为结构脉络，倘缺乏表现、事迹不彰，应属意料中事。读者对一般后出而又排名靠后的梁山头目均感陌生，这是此等凑数人物的共同命运。

时迁可不是用来凑足数目的。就算仅以大聚义以前的情节为限，而不理会招安以后四出长征的故事，时迁独当一面、力挽山寨于困境甚至绝境，何止一次！只要从时迁的角度去看这些危机，情形就很容易说得明白。

第一次率政府军来攻的双鞭呼延灼，武艺高强外，还配备两款顶尖儿的武器——连环马和火炮。山寨可以依靠水泊的地理环境去减低所受火炮的威胁。但梁山既不可以长期闭关自守，又无法在陆上交锋时避免不被连环马杀得片甲不留，突破之法就唯有希望能够招得金枪手徐宁入伙，让梁山喽啰有机会学到可破连环马的钩镰枪法。

山寨如何用盗甲之法骗得徐宁上山，不用细表。最应明白的是，假如时迁这神偷不已是梁山一分子，整个计划就丝毫没有成功的可能。在梁山发展的过程中，有几次整个山寨的安危紧系于一人的能耐上? 单凭这一次的功劳，时迁便足列名天星组。怎会不仅下降为地星，还被压为地星组的倒数第二名?

这也不是时迁建丰功的唯一事例。后来的所谓吴用智取大名府，根本就是建筑在时迁混入城内，放火焚烧翠云楼的本领上。

梁山之能攻破曾头市，时迁也有很大的功劳。他潜入市寨中，探出所有陷坑的地点，还留下记号。掌握这种信息对行军之利是不必强调的。

时迁每次建殊功后，梁山领导阶层连随口说句虽无实质意义，却可以对众兄弟产生鼓励作用的嘉许话都省掉。读者受其影响，也就觉得时迁之窃取宝物和混进敌境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能和持械拼杀相提并论了。这是何等不公平的连锁反应！

其实时迁这种看似平淡的任务在续写《水浒》者的心中不断泛起回响。在那些招安后的四出征战中，时迁潜入敌区放火，以便制造外攻内应的局面，且必得心应手的情节，虽重复到令人生厌的程度，但正说明在编写《水浒》本传及各种附加作品者的心目中，飞檐走壁、深入敌境、进行破坏，是很高明、值得再三运用的战术。

这也说明，施展这种无往而不利的战术，正是时迁的专任，别人无法分担。这种场面出现得愈重复，就愈是时迁重要性的确认。可是，曾利用时迁去挽救连环马之劫、巧取大名府和大破曾头市的《水浒》本传编写人竟让他在众多梁山头目中排名第一百零七！

时迁可怜的名次，不要说一般读者接受，连不少对《水浒》有精到见解的专家亦无异辞。他们仅希望能够找得出何以时迁应该是第一百零七名的理由。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明末第一才子金圣叹的意见。他按九品中正的规格定梁山人物的级别，归入“下下”组者仅二人：宋江(金圣叹极恨宋江，但有人辩说这是掩人耳目的保护色) 和时迁。因何极贬时迁，金圣叹没有作正面交代，仅在时迁盗甲一回 (金圣叹本第五十五回) 的回首总评以淫妇和小偷并论，指均为《水浒》所极非议者。金圣叹要贬就贬，毫不理会此回以及前后数回并不讲淫妇的故事，更看不出凭武力强夺(归并梁山前的各小山寨，哪一座不是靠此伎俩为生? )和以巧技盗取根本全无性质之别。如果说金圣叹不过认同一般社会价值观念，看不起小偷，因而贬得过火，就等于说，金圣叹根本不明白梁山聚义应是反社会价值观念意识的产品。世俗人贬小偷，尚可理解。梁山集团贬小偷，岂不匪夷所思！

金圣叹之毁时迁声誉较《水浒》本身尤烈。《水浒》只是对时迁的功劳采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已，并没有如金圣叹之把他定为和淫妇一样下贱。整个清朝，下及民初，《水浒》的流通全赖金圣叹的本子，金圣叹之极贬时迁难免对读者产生很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除甘受金圣叹所愚，且鼓吹其信口雌黄之语为高深学问者外，其胡扯虽再不易骗人，读者对时迁的观感基本上仍是老样子。

首先突破这困局的是张恨水。他不同意时迁是下下人物，而以为若从道德和法律的观点去看，就算时迁被判为强盗，罪亦在宋江、吴用诸人之下；用建功程度衡量的话，则当列名高于萧让(第四十六名，即地星组的第十名)、宋清 (第七十六名)、郁保四 (第一百零五名) 等。这样说尚不够彻底，且嫌正误参半。

时迁怎样说也不是梁山的领导人物，排名自当在决策人士之后，这是不必申明的。要申明的是时迁所立之功究属何分量。从张恨水所举三人在地星组中层次有别 (他看不出宋清是屈居下榜的上品之才)，而以萧让名次最高这点去看，或者他以为时迁该排在地星组首十名之内(名次起码要比萧让高)。按上文所讲时迁的功绩，张恨水给他的定位还是不足反映实情。

时迁应列席天星组的中层才对，理由一说就会明白。盗甲是以一人之力挽救整个山寨的特级功勋，在《水浒》书中很难另找一个可资比较之例。火烧翠云楼是别人无法承担的工作，起码该列为一等之功。刺探曾头市或许层次较低，也足称为二等功绩。要在梁山集团里再找一人对山寨贡献如此之大恐极不容易。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等主要人物的故事气势澎湃，仿如神施鬼设。没有了此等故事，《水浒》根本就不成《水浒》。但自他们入伙梁山，至大聚义排座次，除了抽象地增加山寨的声势外，彼等对集团究竟有何实质贡献? 不管单子如何开列，他们的成绩只可能比时迁差了一大截！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察角度。时迁自来归后，从未给山寨添麻烦(李逵就不能这样说)，而且凡接上层所委任务必迅速准确地完成。这点连吴用都办不到，试想误发伪蔡京信致几乎令宋江、戴宗丧生之大错失如果出自时迁，兄弟们对他的责备会是如何强烈。吴用弄出这样严重的失误，却谁也不敢骂他一句，更不要说因此而影响他在山寨的地位。对时迁而言，这是何等不公平的待遇。

考察的角度还可以再换一个。准梁山成员被山寨看中有某种可解集团一时之急的技能致遭逼害落草之例不胜枚举(相形之下，真正“官逼民反”之例则少得可怜)。一旦危险解决了，这种人就只能留在山寨随班浮游，再无个人事功可言。可是，只为发伪蔡京信而招来的萧让竟能在地星组内排名第十！这样做大有为吴用的过失掩羞的意味。时迁的压榜尾也有替高层掩饰的味道，只不过排起名次来，不是因而得上调而是被极度往下推罢了。

要知道时迁该如何排名有一可用的衡量尺度。山寨器重金枪手徐宁，列他入仅次于五虎将的八骠骑 (八人当中，他还排第二名，首名为花荣)。然而徐宁的戏基本上只得一场，就是破连环马；以后仅随众出入，事迹和事功都几乎是空白的。破连环马是时迁和徐宁合演的戏，时迁担起前半，徐宁负责后半。然而不先有前，则后无从出；故论此役之功，连时、徐平分也是不对的，而该先时后徐。大聚义后，徐宁排名第十八，在天星组的中央。在连环马之役后仍有不止一次伟功的时迁却下屈地星之末，因为时迁的总体成就远优于徐宁，如果徐宁的名次不变，时迁就起码该排名第十七。如果天星的数目因历史的因素非限定为三十六名不可，这个额外的名额还是很容易安排出来的。

扑天雕李应何德何能，谁也说不出他对山寨有何建树，就单凭贵为庄主的身份便高居第十名(梁山集团势利之极，凡是庄主、大财主都必然排名天星组)。即使容他留在天星组，他只配分得个下层的位置。其他不配当天星、大可下拨为地星者也有好几人(如仅在一两件事情中昙花一现，了无事功可言的没遮拦穆弘)，故并不需要对天星组作很大的调整，便能替时迁(以及对山寨的日常运作贡献极大的宋清) 在组内安排出合理的名位来。

谈到这里，剩下的问题尚有一个。为何梁山集团对时迁如此忘恩绝义，刻薄透顶，不惜把他推落榜尾? 解答起来有两个办法。一是考察版本演变，这是很技术性的事，可留待在学报上交代。另一法就是从宋江的心态去寻求答案。

晁盖独掌梁山时，不图扩张，与横挡在前面去路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河水井水，互不相扰。待宋江落草，晁盖虽保留寨主之名，实则大权旁落，任由以伸展势力为务的宋江屡次刻意唱反调，并叫晁盖明白他才是指引众兄弟意志的人。

时迁偷鸡正是给宋江抓中的一次重要表态机会。正直和没有政治野心的晁盖从梁山名誉被破坏的角度去看，要推和时迁一同在祝家庄惹事的杨雄、石秀出去问斩(时迁已被祝家庄捉了去)。立刻率众反对的宋江不仅赢了，还凭梁山被侮辱的借口扫出了拦挡山寨去路的祝、扈、李三座武装庄园。自此晁盖在山寨的威信日衰，而宋江更肆无忌惮地借故四处征讨，以图增加山寨日后与朝廷谈招安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宋江架空晁盖以及在山寨确定成长模式的过程中，这无疑是转折性的关键。简言之，时迁偷鸡帮了宋江一大忙。假如没有这事件，宋江不知要和晁盖硬碰多少次也未必能够得到如此干净利落的双效果 (压倒晁盖和清除山寨门前诸障碍)。宋江不酬报时迁，反在不断再利用他之余，还尽力把他往榜尾推，其实是遮掩自己不良心术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