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还在南方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残兵眼见大势已去，亦不再顽抗，收拢散兵游勇，集结起来向台湾逃窜。不久以后，整个大陆全境陆续解放，除了一个地方——港澳。
要知道，早在1949年10月15日，林彪元帅统辖下的四野已经拿下广东全境，兵锋直指香港，并主动向主席提出了一份“三天收复港澳”的计划。不料，踌躇满志的林帅却得到了勒马深圳河”的指令。
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大家，到了事后方知中央领导英明。
着眼未来
为何不趁着全国解放的东风一鼓作气，拿下香港、澳门，反而让它们孤零零地“飘零”海外？这个问题，困扰了大家许多年。事实上，中共在建国后对港澳的态度和政策，一直是一个不为外人道的秘密。
直到1963年，这个在当时被搁置了十几年的情况被旧事重提，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才从雾里看花中窥见毛主席、周总理们的雄才伟略与高瞻远瞩。
彼时，正是中苏交恶，两国大打舆论战的关头。苏联宣传部门突然纠集美国共产党一起，于1963年3月7日在港澳问题上向中共发难：“一个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居的政权，居然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居然容许殖民地存在。”
始终隐忍不发的中国人终于忍无可忍，时隔一天，党媒喉舌《人民日报》便撰文回击：“用中国现阶段对港澳的政策，来奚落中国人是胆小鬼的思维，是愚蠢的。”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美国人是见识过的”。一时间，被戳到了痛处的美共偃旗息鼓了，没有美共在一旁鼓噪助威的苏共，也在这个问题上老老实实闭上了嘴巴。而我党隐匿已久的“对港澳特殊政策”，终于显露真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狭隘的冷战思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经济禁运、政治孤立与军事包围三条进攻路线并举的全面封锁。想要将新中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邪恶企图昭然若揭。
面对军事封锁，共产党人在近三十年的国内革命中已经应对自如，正所谓“敌自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政治方面，既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接纳我们，那么“一边倒”地完全投身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但经济禁运一条，让中共有些一筹莫展。
这时候有些读者肯定满肚子疑惑：“经济被封锁，为什么不找老大哥苏联帮忙呢？”其实，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就曾邀请我国加入经互会组织，但中央领导人在商议之后，共同做出了毫无异议决定——不加入。
究其原因，在于苏联这个经互会组织是想以“全包式”经济援助为手段，全面控制与会国的经济，甚至把持他们的政治。通俗来说，苏联的经互会就像一台庞大而精密的、高速运转着的机器，所有的参会国，都是或大或小的零件。
如果苏联这台机器运行通顺，那么与会国一荣俱荣。
比如“冷战”时期的朝鲜、朝鲜，他们只要做好苏联在亚太战线上扎在南韩头上的钉子这一个任务即可，其他经济发展问题完全不用操心，一切由老大哥全程包办，整个冷战期间，朝鲜都过得相当滋润，甚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压过南韩一头的壮举。
再比如古巴，这个美国后院起火的产物，在美国后花园安然存在至今的国家，在苏联未解体之时也是经互会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经互会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体系里，古巴只需要做两件事，就能在苏联的托举下保持国富民强。
这两项任务，一个是为各成员国提供蔗糖，另一个是充当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的打手，他们的军队活跃在亚非地区，帮助苏联以武力方式向外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同样地，古巴也在冷战期间受到了苏联“包养式”援助。
可如果苏联这台机器不灵了，这些发展完全仰赖苏联的国家，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故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失去了苏联的它们，经济毫无疑问地支离破碎，跌入谷底。这就是苏联经互会的弊端。这，也是中国从一开始就不与苏联结盟，不加入经互会组织和华约组织的根本原因。
朝鲜、古巴这些国家，由于地缘政治，国际局势等这样那样的关系选择了当下，这无可厚非，毕竟身为小国，唯有依附大国才能在这乱世中生存下去，这何尝不是一种身不由己呢？而将目光放眼未来的中国，虽然在对外贸易上没有了苏联这棵大树，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留下的“完美后手”，直接打破了美苏不谋而合的联手经济封锁——那就是香港、澳门。
对外之窗
说起来，对港澳的解放问题做特殊处理这个想法，中央领导人并非是在四野兵临香港城下时才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已经思虑已久。早在解放战争刚刚开打的1946年，毛主席就非常鲜明地阐述了“港澳解放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
在面对西方记者有关香港问题提出的疑问时，毛主席是这样解答的：“中国那么大，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纠结于那么小块地方做什么？”而关于后续解决问题的手段，毛主席早在建国前就早早定下基调，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后可以协商着来”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堪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经典思想的前身。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同样目光长远的周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达了与毛主席相同的意思，他强调解决港澳问题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谨慎行事”。这十二个字既强调了“港澳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现实，又表达了中共中央谦虚谨慎，决不冒险冒进的坚决态度。
其实，最早提出暂缓解放港澳的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周总理，而是分管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潘汉年两位同志。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治国理政时也是一样。
林帅站在军事家的角度认为49年是解放香港、澳门的最佳时机，这没有错；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战略家着眼全局，不过分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这也没有错；分管外交的周总理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提出“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之主张，也是对的；分管港澳事务的廖、潘两位同志基于自己在具体工作中对港澳问题的理解分享自己的看法，更是职责所在。
群策群力，共提建议，不搞一言堂，笔者以为，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言归正传，分管港澳事务廖承志认为：“此时解放军不宜进驻香港”，他给出的理由是在美国对中国沿海城市大搞经济封锁的前提下，我们就被动地陷入“闭关锁国”的窘境，与其强行攻占香港让美帝奸计得逞，不如暂时保持港澳现状不变。
因此，为了让被经济封锁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有个“通道”，也为了暂缓西方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的敌视——这一点，从建国之初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个方面全面封锁我们的举措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新中国为了保护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选择了一条灵活性和原则性兼而有之的“完美道路”。
虽然港澳地区没能第一时间回归祖国怀抱，但当时作为呼吸窗、瞭望塔和前哨站的港澳地区，无疑也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底线鲜明
需要强调的是，新中国暂时容忍外国人在港澳的统治，资本主义制度仍旧在港澳施行，这不是新中国的软弱，恰恰相反，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在这件事上保持着鲜明的立场和底线。
身为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的周总理，在其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家生涯中就孜孜不倦地在各种外交场合向外输出着中国在港澳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我们总有一天是要收回的”。
而毛主席也在1963年外国记者的一次访问中不带半点含糊地重申了这一点:“我们现在不动它（香港和澳门）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占据香港占得心安理得，以后他们不会安心的。”如此直言不讳，毛主席立场之鉴定，收复港澳决心和信心之打，可见一斑。
不光是领导人，作为国家喉舌的《人民日报》也见缝插针地频频开炮，在国际上宣示我们对港澳无可撼动的主权。比如在1967年，他们就借着英国治下港督府对“中国农民”人身权利发生侵犯之机，撰文指出：“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
在20世纪70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关于收回港澳主权的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1972年，伴随着那张举世闻名的《乔的笑》，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在同一年，中英两国关系终于正常化。
数十年的经营，数十年的隐忍，中国终于等到了坐上谈判桌，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平起平坐的这一天。在经过漫长的拉锯和外交战场上的斗智斗勇，港澳两地的回归终于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怀抱。
令人扼腕的是，为了港澳回归呕心沥血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没有等到两岸回归的那一天，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接过了历史接力棒的邓小平完美地完成了让港澳两地平稳回归的重任，由此，新中国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统一大业。如今历史的接力棒已经我们新一代手上，我们自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发愤图强。争取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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