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聊了普通人为什么不要鼓吹战争，这次来聊聊另一个密切相关的话题：在普通人中，鼓吹战争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究竟出于何种动机。
之所以强调“普通人”，是因为发动战争需要民意基础，也就是绝大部分的普通人的支持，无论这种支持是被动还是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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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吹战争的人中，最显眼莫过于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我过往的文章中被频繁提到，很多人估计都厌烦了。但讨论当下的社会心态，这种现象是绕不开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国际思维。
热衷于鼓吹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一般分为两类人，第一类是对本国历史、文化、制度拥有偏执到疯狂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认定这些元素是构成其身份唯一核心的人。
对于这类人而言，国家和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集体，更是他们寻求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个人价值也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与国家尊严、民族荣誉深度绑定且不可分割，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当个人与国家、民族重合，他们便会把这两样东西视作最高原则，优先级大于一切。而一旦进入这种极端状态，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看待国家与民族问题的理性以及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正常心态。
一方面，他们将变得自卑，过度依赖于从外界对本国的认可或正向反馈中寻求自我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变得自大排外、极度敏感，对外界的否定和负向反馈反应过度，如临大敌。
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点风吹草动都被当成是对个人身份与自我价值的攻击与否定，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都被视作是对国家尊严与民族荣誉的侮辱与挑战，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
如此一来，在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眼中，发动战争就不再是反人类的倒行逆施，而是捍卫尊严与荣誉、解决生存危机的必要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防卫”，是给那些不尊重我们之人的小小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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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极端民族主义者是希望借由战争来完成历史复仇、洗刷历史屈辱的人。
如果说民族主义塑造了中国人的国际思维，那么近代历史（这里以新中国成立为现代史开端）则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当然，这么说其实不太准确，毕竟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会对后人产生什么影响完全取决于怎样去描述它。这一区别在中国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有一个特点——总是着重于强调“受害者”的身份，而忽略了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即用“勿忘国耻”取代了“反对战争”。
深刻的耻辱记忆确实能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国族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明显：人们为了补偿历史的屈辱、平息内心的愤怒，往往会产生一雪前耻、以牙还牙的强烈冲动，特别是在自认为强大之后，复仇将成为一种集体渴望。
这种心态会横向在社会中蔓延、纵向在代际间传承，以类似“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为名，出现在一切因历史引发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与国际冲突上。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疑问：“中国都如此强大了，为什么还要处处隐忍？”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既然具备了主动出击的能力，就没必要再装和善，应该给那些欺负过我们的国家一点颜色看看。
是的，妥协与退让在这一类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战争与武力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实现复仇、证明自己，夺回那些曾经失去的、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不难发现，以上两类人与二战前的德国人颇为相似，是最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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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两类人喜欢鼓吹战争。
一类就是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在这类人中，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比如经过了近代史的洗礼，见惯了那些用坚船利炮征服世界的西方国家，认为“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有的则是出于对武力的英雄化。无论是社会塑造的英雄人物、广为传颂的英雄故事，还是那些被文学、影视、游戏浪漫化的战争场景，都弱化了战争本身的血腥与残酷，使其更像是一场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而弘大的冒险。
还有的是被环境所影响，将自身利益的损失归因于那些被过分夸大的外部威胁，出于恐惧，他们更倾向于用武力作为自卫手段。
这些原因使得很多人容易忽视时代变化、错估战争代价、怀疑和平手段，一旦遇到冲突与争端，武力就成了他们心中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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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就比较单纯了，也是相对来说最能被理解、最值得同情的。
他们大多是对现实处境感到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的人，这种不满可能来自经济困境、社会不公亦或郑智失望，而战争就成了他们改变现状的唯一方式。
这就像拿到一手烂牌的玩家，在看不到任何赢的机会且一输再输的情况之下，只能寄希望于有人掀桌子，重新洗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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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四类人并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他们之间在身份或者动机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除了这些人之外，也还有因为其他原因而鼓吹战争的群体存在。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支持战争的人仍然很多，但反对战争的人也不少，毕竟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哪怕是对于最后一类人而言，战争的代价也是难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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