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说过，经济学家的圣地是经济生物学。人的行为研究学者、《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作者小杰拉尔德·A.科里，尝试在他的这本书中用脑科学和生物学成果来实现马歇尔的远见。
说实在的，笔者难以想象马歇尔在何种场合说出了如此超前的观点。经济生物学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术语，大致可以理解为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生物学研究。“人的经济学”是从人的行为角度研究经济学，人作为最高级的生物，就和经济生物学产生了交集。严格来讲，是经济生物学为“人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解释和支持。
亚当·斯密提出了“人类存在交易的倾向”的观点，指出与关系亲近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和不涉及人情的自由商业一样，本质上都是“商业”。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换（不只是社会化互动，也是符合道德的互动）来改善其福利。换言之，社会关系就是交换关系（give和take），交换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而本书的作者则提供了更多证据，比如：社会学家莫斯发现，在各个民族中，交换是所有已知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这本质上是一种对等的经济交换，天下没有免费的礼物，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社会本质。
作者指出，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中，可以得出结论：礼物的各种表现形式会逐渐演化为交易。交易就是指具有对等回报的礼物交换。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人类学文献的支持。尽管商品交换创造了一种非个人化的关系，但是人类早期的礼物交换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交换甚至交易仍是一种基于同情共感的培养情感关系的行为。
《人的经济学》还有一个主要观点是同理心、合宜性，以及人们之间遵循相互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仁慈与公正作为两种社会化力量，定义了我们的人性。在同理心方面，与《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作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同理心让我们拥有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能力，即能够进入他人的利益和情绪状态，并做出情感上的回应。
作者将自我保护（自利）视为与同理心同时存在的社会存在，这与《人的经济学》所说的“合宜性”是有区别的。后者指的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利己行为，并将其称作“自爱”而不是“自（私自）利”。可见作者是从更基本的概念出发来讨论社会交换关系的。自利（或者自我保护）对应“获取”（take）,同理心则对应“付出”（give）。作者提出了冲突系统神经行为模型（CSN），并大量引用了生物学、心理学、一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等学科的洞见。
CSN复合体指的是大脑的一个实际生理结构或神经回路，包括脑干肌底神经节、边缘系统和新皮层。其功能性神经行为表现出自我保护（利己）和利他倾向之间的动态平衡。自我和同理心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在我们体内平衡的神经结构中是紧密相连的，大脑的高级中枢是在互动的社会环境中发育起来的。作者认为，纳什均衡有一个没有清晰陈述的基本假设。他从社会神经动力学角度分析非合作博弈和讨价还价博弈，认为纳什均衡揭示了自我和同理心、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相互作用。
在作者的CSN模型里，完美的平衡可能只是一个在理论上存在的点，在实践中永远无法实现。人们倾向于表达平等、公正、分享，以及其他能够表现出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的行为。事实上，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正是动态平衡范围中的行为基调。在现实生活中，冲突普遍存在着，不仅仅限于外部观察到的客观伦理道德或决策困境，每个人的内心也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当我们能够很好地表达我们感受的动机时，我们会从内心或主观上获得满足感。另一方面，当无法通过我们希望做出的主动行为和反应来表达我们的自我保护动机或我们的情感冲动时，就会感到沮丧。
作者认为，当自我保护回路或情感回路中的某一个被激活，同时又遇到了某种阻力或困难，使之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表达时，行为紧张就会出现。当两个回路同时被激活，并在某种情况下寻求相互竞争或不相容的反应时，这种主观上的紧张就会变得最强，这时我们会感到非常痛苦。只要这两种情况一直得不到解决或管理，就会导致行为压力的恶化。没有人喜欢被欺骗或被不公平对待。如果我们未能通过交换得到满足，可能会形成长期的张力，希望在未来能够扯平，这完全符合人性，是神经结构产生了这种自然反应。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需要达成均衡的内在要求，产生了人们维系社会关系的行为。
人类的生存策略是分享互惠。所有这一切以及相应神经回路，在更大的社会群体出现之前，就已经固定在DNA中。由于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发展出农业、过上定居生活之前，是在小家庭群体中进化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底层神经结构与当前社会的大规模非个人化环境有些不匹配。对于更大规模的社会来说，可能社会教化和教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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