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吞噬了他的儿女
文｜章鹤松
父亲章天赠，1925年12月21日出生在桐城西乡叫陶冲（现属青草镇）。
桐城西乡读书风气浓厚，父亲少小读书勤奋，1948年安徽大学数学系毕业。一腔热血，相信我党的「新民主主义」，景从革命，投奔皖南，参加了革命队伍。
1949年4月22日，安庆解放，他作为新政权教育工作队成员（与安徽省委原副书记徐乐义同事），参与安庆专区的教育接管工作，曾任职过望江、桐城教育负责人。
这一生的波折，从此开始。
「反右补课」被劳教
1951年，安徽老省会安庆地区（行政区划称安庆专区）土改，祖父被划为地主成分，所幸，全家备受乡亲们呵护，没人要斗争他。
1952年3月，为筹备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调整：撤销皖南行署管辖的池州专区，铜陵县改隶皖北行署管辖的安庆专区。约年底，父亲由安庆专署调派到铜陵县人委工作，任职文教科长（兼职县人民医院院长），筹备了城关实验小学、城关幼儿园、（大通和悦洲）铜陵县立初级中学、铜陵县人民医院等重点事业项目。
195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安徽大搞第二次反右，称之为「反右补课」。父亲因1957年整风运动时，响应党号召，针对县里文教卫工作中存在不重视、不信任党外知识分子问题，给县委反映了一些情况，提了点意见，其中对知识分子入党困难说了一句情绪话——「知识分子入党难于上青天」。虽是实情，却犯了大忌讳，加上他党外知识分子身份、家庭成分高，在「补课」中被定性反党，二次反右「指标」就落到他头上，被打成「右派分子」，抓捕劳教，从此身列「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1959－1961年，在曾希圣的领导下，安徽成为与甘肃、四川、河南、山东并列的粮食最困难省份。
等1962年上半年解教回来，父亲骨瘦如柴，面黄肌瘦。首先急着要赶回桐城老家给爷爷奶奶报个平安，下午带着我赶往小轮码头，乘夜里一点多钟小火轮前往安庆。傍晚了，我说「肚子饿」，父亲买了一碗籼米饭、一碗豆腐汤，汤里仅有两三块豆腐丁，几片青菜叶，清淡寡水，不见油花；我呼呼地吞了下去。他没舍得给自己来一份。
夜里登船，我熬不住，父亲便带我去了港口旅社，一幢红砖平房，进了一间木门木窗芦席天花顶的通铺房。夜里一点多，几声汽笛，父亲没合眼，赶紧拽我起来。外面乌漆麻黑，我昏昏沉沉，深一脚，浅一脚，跟着匆匆上了船。五等仓位，人挤人，父亲赶紧找到一个旮旯，让我躺下，我便睡着不知了。
清晨下了船，在安庆新安路上了车，父亲望着老家方向，一路无话。接近黄昏，定是之前打了电报，老表来陶冲接了，一路背着我；爷爷奶奶也早站在屋前的田埂上张望迎接。进了屋，爷爷奶奶拍拍我，摸摸头，没说一句话，便急切进了内屋与父亲说话去了。
从老家回铜陵不久，父亲被安置在铜陵中学，算是当了一名英语教师。按安徽政策，只月发20元生活费，不叫工资。
遭此一劫，父亲变得沉思寡言，平时也不与子女多话。好在县教育界、卫生界、老城关人对他了解，上街、医院看病，老同事老熟人对他仍很客气。
祖母因心情郁结、又患上食道癌，没几年便去世了。父亲万分悲痛，忆起儿时过春节，祖母把炒米糖分装在小洋铁桶，孩子们一人一桶，大家都高兴不得了。年前就嘴馋了，盼着新年快快到来，能吃上几天丰盛的饭菜。
而1962年这一趟，也是我一生看见祖母仅有的一次，心中留下她一个剪影：老人家坐在自家晒场边沿桃树下一个高脚凳子上，手心托着一个毛桃，望着西边天空，不语；阳光下，安静！慈祥！
人掌了权肯定要耍威风
1966年一开始，父亲被造反学生列入到学校「牛鬼蛇神」一类，大字报贴到了家门上，一群造反学生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拿走了祖传两枚结婚戒指、一只不大的青花瓷罐、一些书籍，再没有其他值钱东西可拿了，更没搜到什么反动罪证。
父亲与学校被打倒的「走资派」校长、「历史反革命」「思想反动」的几位老师，被强制天天到学校大菜园子去劳动，改造「反动思想」。
196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工（军）宣队陆续进驻大、中学校，全国范围内大武斗很快被平息。12月，「全国一片红」，所有大中学生都被下放农村、农场。革命进入第二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1970年春，我刚上初中，同学们也知道了我家「政治情况」，自然也遭到少数同学歧视羞辱，但教我的几个老师都对我不错，对我蔑视的少数老师却不代我课。我也很皮实，不觉有太大伤害，毕竟我母亲政治面貌算「革命群众」，无非加入不了「红哨兵」、入团滞后困难一些，这些都不算个事，我都能接受。党的政策「出生不由己，重在政治表现」鼓励着我，努力呗。
一次，校革委主任让人叫我去他办公室，他靠坐藤椅上，肩上披着短棉袄，手夹一支烟，面色通红，兴许喝了点酒；劈头一句：「你爸爸交待过去问题，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的。你回去告诉他，这可不行，要老实彻底交代。」口气很硬。这事让我深切体会到父亲长期所处的困境、所受的巨大精神压力。
我回家转述了「革命主任」的原话，父亲只说「知道了」，便不再吭声。可是不久，父亲竟说「这人并不坏」，我不解，父亲又说：「人，掌了权，耍点威风，是常事。背后暗害人的，那才真叫坏。你是学生，要注意对人礼貌。」自这以后，我对该「革命主任」印象也就不那么糟糕了。
1978年，父亲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任教县二中，可再也洗不掉他满面的沧桑。
不慕权，友情令他喜形于色
1982年2月，父亲重回县一中工作。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接续1938年5月抗战时期的国立十六中、铜陵县立初级中学，学子才俊辈出。
上任之初，我有点替他担心，问过他，学校有少数人政治运动中批判歧视过你，你持何态度？可担心工作难搞？父亲说得很自信：「 那是政治运动的错，错在上，不能小鸡肚肠计较以往。我来这里是组织授权搞工作，责任在身，重担在肩，衡量任何人，都应该看工作。再说，我与以前政治身份不同了，他们也会和以前不同的。」
1984年下半年，父亲告别一中，回到县政府工作，担任县政府顾问。半年后，他提前打了报告办了离休。
我曾问他：「 为什么不到龄退呢？」他说：「 组织给你一份荣誉，你也不要自以高明，对别人工作指手划脚，不合适。早点退，清闲自在。」 我理解，他是想通了，悟透彻了。
他对子女成长也是如此坦然。一天，一老师来家找他闲聊，他直言我是中人之资，个人悟性不高，再难有什么出息啦！
我顿觉丢脸，借口离开。如今，想想自己确实平庸，不服不行。
1980年代初，有两件小事，尽显父亲的书生本质。
一件是，早年曾在安庆共事的老同事徐乐义来铜陵担任市委书记，打电话询问县委，了解父亲情况，表达出对故旧一定程度的关切。县委向父亲转达了这件事，个别领导出于善意，建议父亲去市里专程拜访一趟。父亲思量后坦诚地说：「徐书记，多年未见了！刚来铜工作，千头万绪，公务繁忙，还是不要打扰他为好！」
另一件是，他从前的老友，省黄梅戏剧院《天仙配》编剧陆洪非先生途经铜陵市，特地抽空登门看望。父亲那是真高兴，迎坐上茶，双手久握不放，大声喊我：「快来拜见你陆伯伯，他是大艺术家！」老友见面，格外欢心，叙谈了一下午。我怕影响他们，出门转圈晃悠。
中间回来，听到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陆先生说：「你当年若不离开安庆，不会落到这等境地（指反右事），受许多罪，早成了教授学者！」父亲说：「个人命运是时代决定的，哪里能得安身？多少人受冤屈、不明不白就丢了命。当年在农场，差点儿饿死。只能向前看啦！」 陆先生点头。
傍晚了，父亲要留饭留宿，盼望能好好叙旧，以解心渴。陆先生一再谢绝，说市里有事，一帮人都在等他，不能耽搁。父亲有些失落，只得把老友送出门，送了很远一段路。接下来的几天，喜形于色。
一生倾左「新民主主义」
父亲沉默寡言，与子女不大交流。特殊年代，担心说真话，我们理解不了，等于对牛弹琴，容易惹出事端。晚年他倒是愿意说从前了，但我已经不大愿意听了。
他英语很棒，单词年轻时能达万余，阅读《人民日报》英文版、英文刊物不费劲，却对欧美文学不感兴趣。
1980年代，当你问他是不是真右派？他说，大陆知识群体中哪有什么右派？绝大都是亲左、倾左、盲目崇左的。
他与同时代许多青年人一样，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思想倾左，憧憬中国能有美好未来！
他大半生始终坚守独立思考，从不迷信高大上的空洞宣教，从不盲目膜拜「宏大历史叙事」，政治上从不信「神」，保持个人清醒认知与人性良知。
对特殊时期，他认为罪在为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发动内斗，不惜把全党全民卷入其中。
他认为耀邦和经国是中华历史上的两位「政治完人」。对后者，他崇敬蒋经国放下个人权力、放弃一党之私，促进民主转型，对人民福祉负责，对中华未来负责！
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认为1948年认定的「新民主主义」是符合国情、符合历史阶段要求、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好方案，国家可由此发展进入到民主法治阶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但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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