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立刻被翻译成各种译本，并成为各国高校的通用教材，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大学，都将冯友兰的这本书，当作入门教材。
因此，哲学家李慎之先生曾评价说：“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就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
1990年3月，冯友兰为自己预拟了95岁的寿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三史”，指的是冯友兰的三部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
这十个字，精炼地概括了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成就。
冯友兰晚年，曾亲笔写下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上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指的是冯友兰的学术活动，他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作为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养料；
下联“极高明而道中庸”，指的是冯友兰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即恰到好处，不偏不倚。
这两句话，也是冯友兰践行一生的座右铭。
那么，是怎样的人生经历，把冯友兰淬炼成中国哲学大师的呢？
冯友兰，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的一户书香门第。
6岁起入私塾念书，从《三字经》开始读起，那时候，冯友兰对哲学还没有概念。
然而，据他后来回忆说，从“人之初，性本善”的字里行间，我已经开始接触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了。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又言简意赅，那些“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三字经，就成了冯友兰幼年时期，最好的哲学启蒙。
在传统的国学之外，冯友兰还接触了一些新学知识，如地理科普的《地球韵言》，介绍世界知识的《外交报》等。
正是这些知识启蒙，为冯友兰日后走向新学之路，奠定了基础。
1912年冬，冯友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读预科。
在那里，冯友兰初次接触到西方的逻辑学，他对英国人耶方斯写的一本《逻辑要义》，尤其痴迷，然而，也对一些问题困惑不已。
有一次，冯友兰问了一个老师，说这个题怎么解，那个老师一看，自己也不会解。
老师说，下堂课我再告诉你这个题怎么解，结果，下堂课老师却没来，再下堂课也没来，原来，冯友兰提出的这个问题，竟然把老师给难住了。
后来，冯友兰回忆说，我实在不是故意为难这位老师。
其实，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都不懂逻辑，而逻辑思维，是学习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基础。
正是带着对哲学的这份浓厚兴趣，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来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研究的最高学府。
在北京大学，冯友兰主修中国哲学，从此开始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
然而，中国哲学源远流长，诸子百家争奇斗艳，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说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
一天下课后，冯友兰问教授，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几时才能讲完？
教授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也可以永远都讲不完。”
中国哲学，浩瀚渊博，形散而神不散。
那些没有正式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著作的哲学家要多得多。
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诗词或信件。
然而，这些资料可能分散各处，也可能毫无关联，甚至相互矛盾。
这些以各种形式呈现的，中国先贤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的智慧，犹如散落在各处的珍珠，需要有心人把它们搜集串连，才能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依照西方的学科概念，有了完整的体系，才能被称为哲学。
冯友兰思考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否也能被梳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呢？
带着这些思考，冯友兰在求学的道路上，也有了更明晰的方向。
1916年底，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成为北大校风。
后来，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都成为北大名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冯友兰觉得自己“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起来。
那个时候，著名学者胡适，刚从美国归来，他虽然不直接教授冯友兰，然而他的教学方法，却给冯友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适用西方的方法学，讲中国的哲学史，把三皇五帝统统砍掉，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
胡适的教学方式，让冯友兰感觉“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大学毕业后，冯友兰考取公费留学生，在去美国攻读哲学前，他特别咨询胡适，胡适问冯友兰：“你要学新哲学，还是学旧哲学？”
冯友兰表示要学新哲学，胡适说：那你就去哥伦比亚大学吧。
胡适也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
1920年1月，冯友兰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教授，冯友兰雄心勃勃地想学到世界上最新的哲学知识。
然而，开学没多久，他就遇到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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