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24日，广州军政府内部爆出岑春煊秘密与北方接洽的信息，所谓的秘密与北方接洽是指岑曾密电西南各省当局，征求对北方所提五项建议的意见。
1、伍廷芳不辞而别的影响
当时北洋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五项建议：
（1)新旧国会同时停会，由中央（指北洋政府）召集各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两个新法案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据天坛宪法草案制定宪法公布之。
（2）西南各省取消自主，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3）成立弼政院，由中央聘请弼政8人，南北各4人，下设参议16人，均由中央任命。
（4）民国六年以后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及其附件，均交弼政院审议，如认为有损国家主权，应由中央向各国交涉废止或修正之。
（5）事实问题（指各省军队的地盘地位），由中央与西南各省直接商洽，如未能取得协议，由弼政院协商解决之。
岑春煊接到5项建议后，于3月11日密电西南各省征求意见。唐继尧因北江滇军问题怀恨在心，便于3月24日用明电揭露出来，并称此项办法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应重开和会决定一切问题。
国民党也趁机指斥岑此举既未征求国会同意，也未提交政务会议，甚至同处一室的伍廷芳也被蒙在鼓中，是一种个人独裁和出卖上海和会的不法行为。
岑春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以桂系的意见为旨的做法，引起伍廷芳的极大不满。伍廷芳虽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但他并没有和孙中山同进退，他坚决主张团结西南以便共同对抗北洋派，因此每次政潮发生，他都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而今滇桂两系决裂，军政府再难有作为，伍于是决定脱离军政府，乘岑不在广州，于3月29日与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一起悄然离粤赴沪。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岑春煊惊慌失措，因为伍廷芳不仅是七总裁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兼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
1919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洋政府的同意，以百分之十三的关税余款与南方军政府使用以来，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其他人无法冒充伍的签字取款。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还存有180余万元，全数被伍携走。单从财政考虑，岑春煊也不能不把伍追回来，但却遭到伍廷芳的坚决拒绝。
广州军政府不得不发表公报，解除伍的外交、财政部长兼职，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并电请北洋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至此，军政府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2、上海还是昆明？
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4月1日，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国民党籍议员到香港集中，造成成批国会议员不辞而别。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指挥下，还把两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分批运到香港，使广州国会变成真空状态。到4月上旬，陆续抵达上海的国会议员已达200人左右，而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仍有300余人。
1920年4月6日，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
同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电文，一概认为无效”。
5月4日，广州国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以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之缺。
国民党籍议员在香港举行座谈会，就国会搬往云南或是上海展开了讨论。一部分主张搬到云南，一部分主张搬去上海。
主张迁往上海的人认为，上海是皖系势力范围，而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自不会干涉国会在上海集中。上海是全国中心，一举一动容易受人重视，耳目灵活，宣传的效果也很大。
而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无法号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唐继尧在云南一向是关了门做皇帝，是否欢迎国会议员到昆明还不一定。
主张迁往云南的人认为，国会之所以搬迁正是因为受皖系的迫害，当年就是皖系强迫北洋政府下令解散的，现在的安福国会也是皖系一手炮制的，因此国会投奔皖系的势力范围，未免没骨气，所以主张国会迁往昆明。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大多数。
3、谁代表军政府？
4月8日，吴景濂先动身去上海，筹备国会在上海复会，其他议员也陆续抵达上海。4月16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试图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按照军政府的组织条例，政务会议须有过半数总裁出席方为有效，现在广州只有岑春煊、林葆怿二人，而林也已宣布辞职，所以国民党认为广州的政务会议不应有效。
6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云南代表在孙宅举行会议，吴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辅成也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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