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旸
从劳动的视角研究国际移民
作者 | 杨旸
作者单位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原文 |
作为一名年轻的学术研究人员，我从《社会学研究》上许多前辈的作者手记中获益良多。因此我也很乐意将《劳资均势的生成——基于中高收入国家来华白领劳动者的研究》一文写作前后的历程与感悟与大家进行分享。
我对国际移民劳动者的关注始于硕士论文的研究。当时，我通过海报知晓了我在文中称为“Potential”的组织。Potentia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出境事务部门与本地准移民劳动者对接，入境事务部门则与本地企业对接。本地社会网络让准移民劳动者了解和信任该组织，进而选择Potential作为劳务中介；跨国社会网络则能让一个国家的求职者和另一个国家的Potential入境事务部门联络人取得联系，以了解企业的用工需求。硕士期间，我对该组织的全球网络十分感兴趣，但出于可行性的考虑，我决定先对由该组织介绍来华的国际移民进行研究，着重讨论这群国际移民的客居、情绪和自我。
在写作申请博士的个人陈述时，我提出该研究的一个亮点是：与相关文献中所描述的被剥削的跨国劳工有所不同，我所关注的国际移民劳动者享受着雇主的优待。但遗憾的是，在攻读博士的阶段，我一直未能有精力将相关内容整理并发表。
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我开始对“劳动”这一主题感兴趣，阅读了一批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关于劳动与工作的研究作品。在构思本文的时候我意识到，除了“国际移民”这一显而易见的主题之外，我想要讨论的问题可能和“劳动”这一主题有关。于是，我尝试根据“劳动”这一主题，对田野资料重新进行编码，发现了“工作场所议价能力强”是该群体的主要特点，并根据田野资料归纳了这一特点的成因。随后，我系统地阅读了与经验层面的发现相关的文献。
在我所接受的人类学学术训练中，“劳动”较少被单独作为一个关键词，所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相关的研究视角并不是很熟悉。但我认为，雇用劳动可以反映最为日常的异化与支配关系。不少劳动者常常深陷于不稳定或高强度的劳动状况之中，但又囿于职业身份或经济收入在定义自身社会价值中的关键作用而无法轻易摆脱这一束缚。如果研究者要置身时代之中，就有必要关注这种有悖人们愿望的现实的生产与存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这一主题可以很好地承载我对现实的关切，而对这一主题的探索更成为了我写作和修改本文的精神动力。
虽然“劳动”对我而言是新视角，但我逐步了解到，国内社会学学者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关注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通过在会场聆听前辈和同辈学者的报告，我注意到，由于群体规模较小，国际移民劳动者并非这一领域经常讨论的子议题。与此同时，除了程序员之外，有关白领劳动者的讨论也较为鲜见。从国企工人到农民工再到平台劳工，国内劳动社会学的研究焦点都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相比之下，我所关注的劳动者不仅群体规模并不算大，甚至在国际移民劳动者中也显得十分特殊，那么研究这一群体的价值究竟何在？这篇文章的主标题是“劳资均势的生成”，提出这一标题的社会背景是，在集体协商机制有待完善的当下，劳资均势的达成十分难得。本文的分析指出，这一均势的达成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经济不平等与国家地位不平等交叉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从劳动者的视角来看，较为理想的劳资关系生成的社会基础可能并不美好。而恰恰是由于这群移民劳动者具备迁移方向上的独特性，对他们的研究才能揭示出在研究主流劳动者时难以触及的另一面向。在这一意义上，个案的特殊性亦可能是提供普遍价值的关键所在。
博士毕业后，我接续个人陈述中的思路写了一篇会议论文。袁丁老师是这篇会议论文的评议人，他建议我把国际移民的跨国迁移方向纳入分析，启发我注意白人种族身份与其在华待遇之间的关联。这些建议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日后的写作。
下笔之初，为了避免出现经验和理论“两张皮”的问题，我力求从经验材料出发，对文中给出的论点进行充分论证。在写作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和自己原先的思维习惯和表述习惯做斗争。也因此，我在逻辑梳理、概念选取、表述推敲上花费了不少时间。
初稿写成时，我提出“议价劳动力”这个概念来分析国际移民劳动者对资方的弱依附性，以和更为常见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概念相对照。趁着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等契机，我获得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反馈。最主要的反馈是，“议价劳动力”这个提法容易有歧义，其前提假设不太立得住，词性也没有和“廉价劳动力”形成对仗。此外，沈原老师对比较方法的强调、许怡老师对白人种族身份重要性的强调和对中介代表性的质疑、陈龙老师对如何在副标题中界定我所研究的群体的建议以及文汇对如何将世界体系纳入讨论的建议等反馈都直接影响了我对文章的修改。在认真考虑上述建议之后，我对文章的对话点选取和结构都做了较大的调整。
2024年2月，在稿件投出5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一位专家建议把理论框架前置并强化，另一位则和袁丁老师一样强调迁移方向是分析的关键。同时，两位专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建议我补充收集一些材料。在接到意见后，我立即从理论调整和资料补充两方面着手进行修改。在针对性修改的阶段，刘杨老师热心地为我提供了一批以“来华国际移民”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舒亦庭和孟瑞则帮助我找到表述拗口的症结所在。
针对我的修回稿件，其中一位专家继续对稿件中依然存在的问题提出细致而中肯的建议，包括增强生产体制分析框架的严谨性、增加一个描述劳动者迁移过程的章节以及更有机地整合田野资料和二手文献。在该专家的建议下，经过共计四轮的大大小小的修改，文章在理论对话等方面比初稿增色不少。
2024年暑假期间，我收到了编辑部提出的意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标题的确定过程。为了同时满足简洁、亮点突出以及与文章内容保持一致的要求，我和责任编辑对标题进行了反复推敲。“均势的生成”是我最初投稿的主标题，当时的出发点是找到一个描述性的词汇，但在修改过程中因为各种考量被替换掉了。在与责任编辑的交流中，我意识到或许“均势”还回应了当下社会大众对资强劳弱之外的劳资关系的向往。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将“均势的生成”作为文章的标题。
校对过程相当于数次小型修改，常常是调整一处表述就需要对全文多处进行相应的改动，以便将歧义和逻辑跳跃之处减到最少。我十分敬佩编辑部老师在幕后的付出，这让我意识到文章的完善是永无止境的。
虽然事后看来十分平淡，但对我而言，从田野调查到成稿再到改稿，每一步都是知易行难，没有哪一步是真正容易的。其中尤为困难的是，要直面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每每接到修改建议时，其实情绪上并不能很快接受那些理性上认为可以且应该接受的建议。我对此的一点体会是，学术场域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残酷的一面，居于其间，不仅需要智慧，还十分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唯有承认与接受自己的不足，才有继续前行的可能。当然，如果没有编辑部老师和匿名评审专家看到这篇文章的价值和修改潜力，这篇文章也就无法顺利刊出。
在劳动研究和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我一直在吸收同行作品中的养分，这些作品也激励着我把研究做得更深入、更扎实、更具启发性。我将继续推进这两个领域的探索，并期待与各位同行进行更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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