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7年11月,大明朝廷放弃了朱棣时期所建立的“交趾郡”,决定恢复明朝和安南的朝贡关系,并选择从安南地区进行大撤退。

毫无疑问,此举让永乐盛世以来建立的明朝威望大大受损,毕竟安南可就是如今的越南。

历来古代王朝都以开疆拓土为荣耀,那世人眼中被称为“明君”的宣宗皇帝,为何会放弃他爷爷给他的这份“政治遗产”呢?其中缘由有偶然,也有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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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因素无疑和宣宗性格有关,他的对外态度是对父亲仁宗皇帝的继承发展,他们并不喜欢打仗,更想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比如仁宗当政时,就开始大规模停止父亲的一些朝贡政策,以前采买外国珍稀物料、修造海船的行径全部废除,要走稳健之路,不再去“扶贫”。

宣宗则更进一步,他不再局限于经济,甚至将目光延伸到政治领域。

安南在这位蟋蟀皇帝看来只是块“鸡肋”,拥有它,虽然对东南亚诸多小国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得到的回报微乎其微,并不能给大明王朝带来财政税收,这就是面子工程,不可取。

而且为守住他,所耗费的精力也极大,这就是我们说的必然原因——当时安南一直有反叛。

这个现象也并非是宣宗一朝才存在,其实自从朱棣平定安南,划入交趾郡后,明朝虽然已经统治安南地区,但从那时开始,这片区域就一直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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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五年,明朝派遣丰城侯李彬为总兵官镇守安南。自此以后,从李彬、陈智,再到洪熙年间的李安,连续两朝,明朝的镇守将领几乎一直在进行平叛,未有片刻歇息。

宣宗上台后,一开始也没打算彻底放弃安南,为维护国威也曾积极进行平乱——比如公元1426年4月,他任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率领大军讨伐安南。

王通是“宁国公”王真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王通身经百战、作战勇猛,在永乐时期转战各地,积累过不少军功。可以说要背景有背景,要能力有能力。

因此在仁宗时期,他得到重用,负责掌管后军都督府,还被加封太子太保。

在安南地区失控的时候,后来宣宗选中他作为平叛统帅,可见对这场战役的重视。不得不说,宣宗虽然觉得这块地可牺牲,可该做的事一开始也一点没少做。

那王通的表现如何呢?这在史书中有一些详细记载。一开始,交阯为事官方政等征剿黎利,但却因为配合不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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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王通雄心壮志,不再小觑对方,决定做好规划,分三路进攻。期间,大军列营连亘数十里,柱旗蔽野,极为壮观,因实力之悬殊,似乎已胜券在握。

但结果却是都指挥袁亮作战失利,指挥陶森、钱辅被杀,手下士卒五百余人皆被俘。

吃了败仗后,王通很不甘心,开始有些急躁,于是在不了解地形的前提下冒进,于宁桥遭到伏击战败,导致尚书陈洽、内官李亮及士卒五万牺牲。

资料记载:“溺死者甚重,宁桥之水为之不流。”可见这场大败仗有多惨烈。而王通经此大败后,则仓皇撤退东关城,后面也顾不得面子了,无奈上书朝廷请求增援。

王通的惨败让宣宗甚是震惊,因为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弹丸之地居然如此棘手,不得已开始继续增援.于是在1427年,朝廷再派“安远侯”柳升率师征交趾。

柳升不愧是宣宗朱瞻基的“底牌”之一,一到安南地区便连破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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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升也开始忘乎所以,犯了轻敌的大错,曾追击敌军进入圈套陷入泥淖当中,结果四面俱起的伏军攻击,柳升在这一仗中身亡。

其实因为上一次犯过同样的大错,手下已经有人劝过柳升。比如主事陈镛表示:“贼人说不定是示弱引诱我们,要防贼人设伏,皇上玺书中已恳切告诫我们,公应努力提醒他。

在听完对方语重心长的交代后,柳升丝毫不在意,最终酿成悲剧。

后来因为后勤、加上军心涣散,打败仗也就成习惯了——之后右参将都督崔聚整合大军,在昌江与叛军交战,结果再遭大败,崔聚被俘,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潘禋、李宗昉皆战死,万余明军全军覆没。

王通得知朝廷强援都战败后,尤其是柳升身死,更是吓得魂不守舍,于是慌不择路的撤退。至此,明军败势已定,安南的黎利集团掌握交趾大部分州县。

因为损失惨重,王通无奈选择与安南叛军会盟于东关城南,商讨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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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可知,明朝在平定安南之乱中,仅战士伤亡,就已经非常之大。例如宁桥惨败,被杀5万士卒。柳升惨败,又被杀万余精锐。

加上其他杂七杂八折损,此次平乱,明军的损失竟然高达7万之众,大多还都是精锐。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大明已远不是永乐时期的大明。当年朱棣能顷刻之间拼凑五十万大军讨伐蒙古,但永乐年间以来南北水灾旱灾频发,税收一年不如一年。

又加上各种大的工程项目,例如迁都、讨伐蒙古和下西洋,明朝国力日趋紧张。

到宣宗时期,明朝国力已经到低谷,7万人的损失,还是能劳师远征的部队,对于明朝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正如史书所说:讨伐安南,已经导致了明朝地方叛乱和守备、劳役用人不足等严重问题。此外,除了士兵的损失,明朝还损失了诸多勋贵、名将。

其中最让人心痛的,当属柳升、陈洽的牺牲。

柳升可是在整个大明王朝,都排的上号的名将,他虽是承袭父亲职位,但却比父亲更为出色、有勇有谋,早年曾跟随重臣张辅打过交趾,因战功被授安远伯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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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我们可能都只知晓他曾跟随朱棣五次北伐,战功无数。

但其实还有一个冷知识,知道的人还少,即:此人组建了中国历史上首支正规编制的“炮兵”,无疑是中国热兵器时代第一人,明朝赫赫有名的神机营,他曾经是“一把手”。

曾几何时,他在跟随朱棣北伐时,率领神机营为前锋,大破阿鲁台,晋封为侯爵。加上还参与过平定过宁夏叛乱、唐赛儿之乱。

北边、南边、西边,只要有战争,哪里就有他,可见朱棣对他的喜爱,而史书中也表示:柳升所受朱棣宠爱在各侯爵之上。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柳升加封右军都督府、太子太傅。这不单成为重臣,更是太子(后来宣宗)的师傅。

所以柳升不仅是爷爷留给宣宗的名将,在军中有特殊意义,更是父亲留给他的师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更不要说军事将领,他无论是声势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超乎普通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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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百战老将无疑是此次平叛中的最大损失,也对宣宗的新领导班子造成了不小冲击。

然后再说陈洽,此人也非同一般身份。他早在洪武年间就担任兵科给事中,因为过目不忘、工作出色,曾得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表彰,还被赐予金织衣。

后来朱棣上台,他又被大力提拔,先是被任命为吏部右侍郎,之后再提拔大理寺卿。在朱棣讨伐安南时,他就负责参赞军务主管粮饷,功劳不小。

朱棣平定安南后,配合黄福安抚安南地区百姓、选拔人才、整肃风纪,为安南的归顺起到极大作用。尽管安南多次生起叛乱,但他跟随张辅左右数次平乱,被提拔为兵部尚书。

到仁宗时期,这样的老臣自然德高望重,开始掌管布政、按察二司,还参佐军务,影响力很大。

宣宗上台后,他积极配合王通平叛,在王通遭遇宁桥埋伏前,这位经验丰富的元老曾极力劝阻要小心伏兵。可惜对方不听,导致大军全军覆没。

其实在这场惨败中,陈洽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却跃马冲入敌阵,却因受伤过重坠下马,左右想把他扶回去,遭到他的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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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文官出身的重臣,颇有气节的喊道:“报国就在今天,义不苟且而生还!”于是拿起武器继续投入战斗,在力竭杀死数名敌人后,自刎而亡。

陈洽是重臣,柳升是名将,这一文一武也可谓是左膀右臂,宣宗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中。

除此以外,还有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李宗昉、潘禋,这四人是在与柳升一战中阵亡的。

其中史安是江西丰城人,以“廉重好学”著名,作为进士出身的一名杰出政治人才,后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

这是礼部最主要的官员,于选拔和任命官员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在当时文人里面威望颇高,因为手中的权力,影响力更是超乎寻常。

陈镛同样是进士出身,官至礼部祠祭司主事,作为礼部主掌祭祀大权的官员,在当时重视祭祀的朝内也有不小影响力,还曾获杨士奇“清介端确,表里一出于正“的称赞,未来前途大好。

更不要说,他曾在当时劝说柳升不要轻敌,若能活着回去,本必定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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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潘禋曾参与过永乐大典修订,以“军都事”一职从柳升伐安南,能力不弱。至于李宗昉,身份也与陈镛、潘禋应该大体相当。

前文提及柳升一战中被俘的崔聚,是曾经跟随过朱棣靖难过的将领,官至河南都指挥佥事、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央军事长官的心腹助手,属正二品大官。

他虽然被俘,但誓死不降,最终被残忍杀害。

另外前期王通一战中,牺牲的指挥陶森、钱辅,内官李亮。指挥使仅次于总兵官的军队中层领导,内官是永乐时期派遣到各地负责监督外观的重要官员。显然,地位也是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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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贵族阶层,肯定还有很多中低层官员将士,我们在感叹明朝武将骨气、文官气节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如此众多的人才损失无疑是对宣宗新朝文化、军事集团一个重大打击。

长期镇压需要巨额拨款就算了,平定安南叛乱过程中的损失更是极大,收益与付出完全不成正比,于是宣宗战略性放弃安南,并于1427年派人前往安南,对叛军表示:赞同遵洪武旧制,恢复明朝和安南的朝贡关系。

1428年,明朝开始大规模撤回军民人员,逐步放弃安南,之后安南彻底脱离。